4位券商首席經濟學家這樣看需求側改革、經濟復甦及宏觀政策

12月16日，新京報貝殼財經舉辦了“新發展新格局 資本市場再出發”高峯論壇。在本次論壇上，中國證監會科技監管局局長姚前，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吳曉求，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學講席教授，深交所第一屆創業板上市委委員田軒，以及新加坡交易所執行副總裁、全球業務發起和拓展部主管周士達發表了主旨演講。

在隨後舉行的“首席問道經濟”分論壇上，來自廣發證券、中國銀河證券、中銀證券，以及平安證券的4位首席經濟學家，圍繞需求側改革、全球經濟復甦、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等話題展開討論。

1.如何理解和推進需求側改革？

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注重需求側改革”，那麼，該如何理解和推進需求側改革？

廣發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兼廣發控股(香港)總經理沈明高表示，需求側改革的提出應該是和雙循環格局連在一起的。“外循環更多是求穩，在外需相對穩定、求穩的情況下，需求側改革和雙循環中的內循環是連在一起的，需求側的改革實際上是要求增量——這一增量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力度，如果沒有這一增量，我們的經濟增長在放慢。當前全球總需求不足或者比較疲弱，如果中國的內循環能夠帶來增量，不但對中國經濟增長有幫助，對全球經濟增長都會帶來一個新的增量。”

沈明高表示，需求側改革的增量來自投資求效率、消費求增量。“投資效率的改革，要繼續推進要素市場方面的改革。消費的增量的實現，也要推進改革——當前我們的消費潛力還沒有發揮出來，資源分配的效率不夠，要推進收入再分配方面的改革，使得國家、企業和老百姓之間的分配更加合理化。”

中銀證券總裁助理兼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表示，在需求側改革方面，核心還是收入分配改革，説得更具體一些，就是增加居民收入在整個經濟中的佔比。而居民收入主要來源於兩部分，包括居民工資性收入和居民財產性收入。

徐高認為，工資性收入佔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是無法提升的，這個比重是一個常數。因此，要增加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進而推動消費轉型，核心還是要增加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而增加財產性收入核心則是要把經濟活動中所創造的價值轉移到老百姓手裏。比如，可以利用更多的國企分紅，來增加居民的福利性支出，把更多國企的國有資產劃轉到社保基金，充實老百姓的社保賬户等。這樣一來，才能切實推進消費，從而為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經濟打開新局面。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則表示，需求側改革的提出和消費還沒有達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這一背景有關。

鍾正生説，疫情衝擊帶來了很多的不確定性，居民對未來收入增長的不確定性、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增強，居民儲蓄傾向上升，消費傾向降低。“需求側改革的提出和消費還沒有達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這一背景有關。同時，中國的中等收入羣體差不多是4億人左右，按照中等收入羣體倍增計劃，中等收入羣體達到八億甚至更多，中等收入羣體規模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這塊就是龐大的國內市場。”

鍾正生還指出，未來隨着消費的升級換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我們的產業結構也要跟隨消費去做更好的調整、更好的呼應，這也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需求側改革，這也是內循環的重要方面。

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鋒在談到“需求側改革”的相關問題時表示，需求側要通過市場化來進行（改革）。

劉鋒認為，市場一定要有秩序，但目前我國的市場沒有建立好秩序，那麼，市場經濟需要着力治理的主要是什麼問題呢？是坑蒙拐騙、強買強賣、欺行霸市，消費者權益如何得到保護？資本市場也是如此，怎麼管市場、怎麼打假、怎麼反壟斷、怎麼維護消費者的權益，這些本身都是制度供給。“這些方面的缺失會制約消費的增長，尤其是在消費升級，高品質、高質量的消費上。”

2.明年全球經濟如何復甦？

沈明高認為，在全球總需求不足的前提下，全球明年復甦的速度會低於很多的預期。在政策取向上，包括中國在內，意圖上或者意願上（宏觀政策）都有收緊的傾向，但是到明年二季度或者夏天之後，當全球經濟復甦疲弱的時候，政策存在放鬆空間。建議明年中國的宏觀政策相對偏緊的話，站在新一輪調整過程中比較有利的位置。

而鍾正生認為，明年的中國經濟同比肯定不差，一大可能的亮點是全球經濟復甦共振的話，中國的製造業投資的修復前景可期。

鍾正生説，12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11月民間投資增長0.2%，增速年內首次轉正。在他看來，這是標誌性的事件，他看好製造業投資修復的前景和高度，並給出了多個理由：第一，製造業投資差不多三四年一個週期，在2019年中國製造業企業的開支非常高了，疫情按下了製造業企業的暫停鍵，沒有疫情的話，製造業的企業開支已明顯提速。如果明年沒有大的宏觀衝擊和信用緊縮，相信製造業的投資開支會有更大幅度的反彈；第二，在中美科技爭端的背景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提法是強調在“十四五”期間提升製造業佔比。對於高質量的製造業的投入，政策的扶持會更多；第三，現在美國的庫存水平很低，如果沒有啓動補庫存或者新的產業週期，對中國產生外溢效應；最後，今年疫情衝擊之下，我們對製造業的金融支持是非常到位，這會對明年的製造業投資有比較大的帶動。

劉鋒表示，中國面臨着一個特別好的機會。今年，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持續萎縮，明年不要説復甦，能恢復就不錯了，但中國因較好地控制了疫情，今年經濟實現了正增長，對全球GDP增量的貢獻率大大提高。

劉鋒指出，現在的問題是，過去四十年的發展模式、方法能否再有效地向前推進，“我和我的團隊研究發現，2012年之後，尤其是2015年以後，很多以前特別好用的方法卻不奏效了，目前，我們的效率在不斷降低，很多企業沒有完全恢復，債務問題頻發，這些問題還能否用以前的方法解決？可能已經解決不了了。” 劉鋒稱。

在這種情況下，劉鋒認為，我們仍需要創新機制，讓潛力有機會發揮。他認為我國的潛力還是非常大的，下半年我國仍應該保持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我們的政策空間非常大，保持這個節奏就可以了。

3.明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會怎麼走？

沈明高説，他現在比較擔心的是政策部門希望過緊日子，但是我們的實體經濟可能承受不了這樣的緊日子。如果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相對其他國家偏緊，我們就處在有利的條件，現在的中美利差擴大，人民幣升值，一方面自主增長性在提高，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提供相對高的回報。“我的建議是，從明年來看，我們的政策偏緊，但是不要太緊。相對偏緊的話，就可以站在新一輪調整過程中比較有利的位置。”

徐高認為，國內的宏觀政策現在應該到了政策正常化的時候，明年GDP增速應該在5%以上。不過，現在還沒有到政策緊縮的時候，我們應該從今年極度寬鬆的政策向相對正常的政策迴歸，邊界政策肯定是收緊的，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徐高也認為，我們應該吸取2018、2019年的教訓，在去槓桿的基礎上，全社會融資難，經濟下行壓力很大，信用風險不斷爆發，這是教訓，我們不會在一條溝裏掉兩次，明年應該温和地收緊政策，整體還是寬鬆的。

鍾正生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表示，不必過於擔憂貨幣政策過早過快地退出，明年的貨幣政策不會（收得）那麼緊，貨幣政策會正常化，同時貨幣政策可以保持相對調試的狀態，相信監管當局也會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做出調整，而不是一個方向減。

對於明年的財政政策，鍾正生指出，毫無疑問財政政策相對今年會退坡。如果貨幣政策過度收緊，財政政策在搭配上不能收得過緊。“根據我們的測算，明年的赤字率會到3%，一萬億的特別國債不發，地方債新增規模不變，廣義的預算赤字可能是8%左右，而今年廣義的預算赤字是11%。”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侯潤芳 潘亦純 編輯 趙澤 校對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