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疫情防控已經進入常態化，經濟逐步有序復甦。放眼全球，雖然疫苗已經面世，疫情有望得到控制，但世界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復甦不穩定、不平衡。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仍堅定不移推進改革與開放，隨着金融領域開放政策陸續落地，中國也正在進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場。
在此背景下，全球財富管理論壇（GAMF）於近日召開專題會議，分析後疫情時期的全球經濟金融形勢，展望全球金融市場、投資機會與金融行業發展趨勢。
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朱雋出席會議併發言。她表示，中美在G20的框架下與IMF、世行和多邊開發機構都可以進行一系列合作。彭博日前發佈的報道稱，耶倫已經決定在2月26號即將召開的G20部長會上宣佈美國同意增發SDR，這就意味着IMF將增發SDR來支持低收入國家應對疫情。這是2020年G20議程中一個重要的議題，由於有另外少數一兩個國家的反對，因此沒有得以實施。但通過這則新聞可以感覺到，美國已經向重返多邊主義邁出了正確的一步。
以下為發言全文。
我有六點評論。
第一，關於經濟形勢。今年的經濟形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疫苗的可靠性和疫苗接種的速度和規模。一是要看疫苗的可靠性能不能跟上病毒變異的速度。現在已經出現三種新的變異病毒,如果接種了疫苗，但是病毒變異以後又要研發新的疫苗，就會比較麻煩。二是要看疫苗接種的速度和規模。拜登一上台提出了非常雄心勃勃的計劃，要在一百天內給1億美國人接種，歐盟提出來要在今年夏天之前給75%的成年人都接種。這個規模可説是雄心勃勃，能不能實現非常關鍵。實際上疫苗的生產能力是有限的，而且運輸也有非常嚴苛的條件，如果這兩個問題不能得到解決，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疫情的控制可能都會面臨嚴峻的挑戰。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今年的經濟形勢取決於疫苗的接種情況。
第二，關於市場流動性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主要發達經濟體都實行了寬鬆的貨幣政策，退出還沒有完全開始，又迎來了新一輪的疫情。疫情發生以後，我國財政和貨幣政策力度和規模都比較大。現在我們關注的是市場流動性的外溢影響，尤其是近期發生的美國股市的上漲，以及最近GameStop的事件，引起我們的反思。對於監管當局來説，可能面臨着更加嚴峻的挑戰，在大規模的支持性政策可能在短期內不會迅速退出的情況下，要學會如何應對市場上充裕的流動性。
第三，關於就業、效率和公平。隨着前幾年民粹主義和去全球化的興起，美國還有一些西方國家把經濟治理的關注點從原來的效率轉向了就業和公平。在民粹主義興起之前，主要國家遵循的是傳統經濟學的理念，即自由經濟、效率最大化、利潤最大化，同時還有維持財政的可持續性，從而應運而生的是全球化產業佈局。現在有一個新詞是“消費主義”，全球化的一個結果就是使大多數人可以以低成本獲取生活的用品，這就導致了通脹持續走低。但是經過民粹主義和去全球化後，國家經濟治理從重視效率轉向了更加重視就業和公平，各國對本國創造就業的重視程度超過了對低物價的重視程度，各國政府將擴大財政支出，力促就業崗位迴流。此前幾十年通過全球化高效生產形成的去通脹的力量將減退，在今後的十年或二十年中，也許會轉變為再通脹的力量，這也是我們最近在密切關注的一個問題。
第四，關於中美貿易關係。在2020年中美雙邊關係非常嚴峻複雜的情況下，中美簽署的第一階段協議起到了一個非常好的壓艙石作用。中方全面地兑現了承諾。最近拜登新政府上台以後，金融開放也成為一個熱議的問題。但不管美國哪一個黨派上台，中國開放的方向和決心是不會改變的，只不過重點可能會從前期的更注重市場準入轉向更加全面地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制度，而此制度現在已經開始逐步地轉軌。比如剛剛簽署的RCEP，前六年是正面清單的模式，六年以後會轉向負面清單模式。剛剛結束的中國和歐盟的投資協定談判，採用了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相結合的方式。今後在CPTPP的談判中，如果中國要加入，肯定是要採用負面清單的模式。而在奧巴馬政府任期內，中美已經啓動了《中美投資協定》的談判，而且已經談到一定深度，此談判協定完全是以負面清單為主。下一步中國金融業開放的重點，將轉向如何更好地實施負面清單制度。
第五，關於中美在全球經濟治理框架下的合作。除了WTO以外，中美在G20的框架下與IMF、世行和多邊開發機構都可以進行一系列合作。今天彭博的一則報道稱，耶倫已經決定在2月26號即將召開的G20部長會上宣佈美國同意增發SDR，這就意味着IMF將增發SDR來支持低收入國家應對疫情。這是2020年G20議程中一個重要的議題，由於有另外少數一兩個國家的反對，因此沒有得以實施。但通過這則新聞可以感覺到，美國已經向重返多邊主義邁出了正確的一步。
第六，關於中美脱鈎的問題。這些年，中美之間脱鈎的範圍主要涉及科技、投資、貿易領域，並在不斷地擴大。在特朗普政府後期有向金融領域蔓延的趨勢，這個趨勢是比較危險的。這在以下幾個方面表現比較突出：一是中資企業在美國遭遇強制退市；二是美方發佈了涉軍的行政令，禁止涉軍企業的股票交易；三是近年來美方收緊了中資企業對美國投資的國家安全審查。
特別是美國以國家安全方面為藉口，加大了對高科技、涉軍的中國個人和企業實體的制裁力度，在過去的兩年當中，已經將中國100多個個人、500多家實體和企業納入制裁名單。而我們的金融機構因為種種方面的原因，也時不時面臨所謂的長臂管轄的威脅。金融制裁對中美雙方肯定是有害無益的，把制裁和長臂管轄“武器化”是一個非常短視的舉動。這種措施會削弱美國市場的吸引力，而且迫使其他國家尋求美元之外的國際支付的解決方案。現在不僅是中國，歐元區甚至美國內部都有聲音表示，如果美方把制裁“武器化”，那麼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甚至盧布國際化才是適當的解決之道。從長遠來看，這無疑會削弱美國金融體系的競爭力。
從歷史上的實踐看，美國原來實施金融制裁的對象主要是一些小國，最大的國家就是俄羅斯，但效果非常有限。如果美國對中國採取這類措施，肯定會帶來非常嚴重的經濟後果，會對兩國的金融市場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場穩定都造成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我們希望美方能夠更加理性地看待中美的關係，爭取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對抗。
編輯 陳莉 校對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