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史思同
編輯 / 田晏林
隨着各大城商行股權結構調整、合併重組等情況頻繁出現，百餘家城商行按資本實力的排序出現了重大變局。不僅重組後的中原銀行成為“新科狀元”，前十名中，廣東南粵銀行、四川銀行、山西銀行，遼瀋銀行和蒙商銀行，都是近一兩年才通過重組或增資形成的“新面孔”。
一貫被視為“市民銀行”的城市商業銀行(簡稱“城商行”)，座次排序風雲突變。今年以來，又有一批城商行通過增資擴股或重組兼併，迅速佔據榜單前列。
《財經天下》週刊注意到，按照銀行註冊資本規模排序，除了北京銀行(211.43億元)、甘肅銀行(150.7億)、江蘇銀行(147.7億)和貴州銀行(145.88億)這些“老熟人”外，有6個“新面孔”闖入Top10。
其中，直接躍升到Top1的“新面孔”，是今年5月剛完成重組的中原銀行。在吸收合併了洛陽銀行、平頂山銀行、焦作中旅銀行之後，中原銀行的註冊資本由200.75億元增至365.5億元(據企業預警通得出，下同)，是目前國內擁有最大註冊資本規模的城商行。
此外，廣東南粵銀行、四川銀行、山西銀行，遼瀋銀行和蒙商銀行，也都是近一兩年才通過重組或增資形成的“新面孔”。
一家銀行的註冊資本規模往往體現着他們的實力，也是其承擔資金風險能力的象徵。近兩年，隨着城商行陸續加固“護城河”，資本規模也跟着“卷”了起來。即使是剛剛完成增資擴股的華潤銀行，將註冊資本抬升到114.67億元，也未能成功在國內城商行Top10中佔據一席之地。
在監管趨嚴、競爭激烈的行業環境中，一場城商行增資的變局已悄然拉開。
無論是早些年藉助IPO“補血”，還是如今通過“大魚吃小魚”產生聚合效應，這種動輒上百億的增資擴股，固然增強了城商行抵抗風險的能力，但這種“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粗放經營模式，還能維持多久?
城商行大變局
自1995年第一家城市商業銀行成立至今，城商行已經歷了20餘年的發展歷程。作為商業銀行體系中的重要一員，在加強穩企紓困、強化小微服務的背景下，城商行也被賦予了更多使命。
而增資擴股，就成為城商行擴大業務的“本錢”，動輒百億的增資方案，在城商行中並不罕見。
8月5日，珠海華潤銀行在深圳聯合產權交易所發佈增資項目公告，擬徵集不超過10名投資方，增資完成後，投資方擬認購股數合計不超過54.24億股，擬認購股權比例合計不超過47.3%。
以華潤銀行去年末的每股淨資產(3.17元)計算，若本次增資擴股足額完成，其所募集資金總規模將達171.9億元。這是其自2019年引進第四大股東深匯通投資，並將註冊資本增至60.43億元后，時隔三年，再度開啓的一次大手筆增資擴股項目。
據瞭解，此次增資包括華潤股份在內的原股東無一家參與。因增資公告明確強調，意向投資方應不屬於華潤集團及其關聯方、一致行動人;且增資擴股完成後，不與其他股東在未來5年內簽署一致行動協議或達成類似協議、安排，不謀求一致行動關係。
無獨有偶。今年2月份，廣東南粵銀行也進行了增資。但與華潤銀行不同，南粵銀行還伴隨着第一大股東的“易主”。據悉，粵財投資控股認購了該行增發股份115億股，目前入股資金已全部到位，不僅幫助南粵銀行把註冊資本從78.77億元擴充至193.77億元，將其推上國內城商行第6名的位置，還因此成為該行的控股股東。
再往前細數，2020年以來，四川、山西及遼寧三省先後推進省內高風險金融機構重組，陸續設立了四川銀行、山西銀行、遼瀋銀河三家省級銀行。按增資後註冊資本排名，分別是第2、第3和第5名。
2020年4月30日，在收購承接了原包商銀行在內蒙古自治區內的全部資產負債、業務和人員後，新成立的蒙商銀行註冊資本達到200億元，與遼瀋銀行並列第五。
無論是主動求變之舉，還是被動改革之策，城商行之間不斷上演合併重組事件都在告訴外界，這個羣體正處於急速變化中。
據業內不完全統計，國內城商行的數量，從2006年的113家增至2010年的147家後，2016年至2019年一直穩定在134家。這幾年經過整合，2020年城商行的數量降至133家，2021年又減少到125家。
雖然城商行的數量在逐年減少，但經歷重組改制、增資擴股後，資產規模逐年攀升。歷史數據顯示，2010年城商行總資產僅有7.85萬億元，到了2015年突破20萬億元，2020年突破40萬億元，目前已接近50萬億元。
(圖源/視覺中國)
百億級增資背後
談及增資原因，華潤銀行表示，“為補充資本金，逐步優化股權結構，支持未來戰略發展”。然而《財經天下》週刊注意到，在急尋增資的背後，是華潤銀行難以掩蓋的下滑業績。
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1年，華潤銀行營業收入分別為58.67億元、66.99億元、74.99億元，同比增長20.82%、13.2%、11.94%。其中，利息淨收入的增幅更是從2019年的21.39%一路下降至2021年的1.53%。
與此同時，該行的盈利水平也十分不穩定，這三年期間的淨利潤分別為17.5億元、17億元以及18.44億元，增幅分別為27.4%、-2.6%以及8.47%。
南粵銀行遇到的情況與華潤銀行類似。
2019年至2021年，該行營業收入持續降低，分別為56.48億元、49.38億元、32.63億元;同比增速更是一年不如一年，分別為6.23%、-12.57%、-33.92%。淨利潤也從兩位數變成一位數，2019年尚且盈利16.37億元，到2021年只賺到3.64億元。
資產質量方面，截至2021年年末，南粵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1.62%，較2020年末上升0.47個百分點;而撥備覆蓋率則下降了62.42個百分點，進一步降至230.28%。
對於此次增資，南粵銀行認為，粵財控股的入股有助於優化股權結構、增強資本實力、提升治理水平和提高業務協同效應。
華潤銀行和南粵銀行的業績，折射出近年來部分城商行的隱憂。標普信評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3月末，城商行不良率為1.96%，較上年末上升0.06個百分點。另外，與國有大行相比，城商行的投資資產中非標投資佔比更高，壞賬率更高。
《財經天下》週刊在與行業人士的交流中進一步發現，雖然導致城商行大變局的直接原因、間接原因有所不同，但仍存在諸多共性因素，比如為了提升資本充足率、滿足業務擴張，以及對沖潛在風險。
據銀保監會數據，2022年一季度末，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商銀行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7.34%、13.59%、12.82%、12.33%，中小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均低於大中型銀行。
而資本充足率的多少，意味着銀行抵禦風險和經營能力的高低。在盈利能力持續下降、金融風險、監管收緊等因素影響下，作為中小銀行的主要代表，城商行往往會通過增資擴股、發行可轉債、定增等方式，緩解資本充足率不足的問題。
而這其中，增資擴股引入的股本是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風險吸收能力最強。不過，博通諮詢金融行業首席分析師王蓬博表示，“根本原因還是部分銀行經營受到地域和槓桿率等方面的限制的前提下，吸儲能力不足，城商行自身的造血能力需要提高。”
專注境內債券市場的標普信評分析師表示，城商行在疫情期間的延期貸款比率普遍高於國有大行，貸款的信用風險在2022年會逐步顯現，疊加房地產行業開發貸風險和按揭斷供風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以及表內尚未化解的存量壞賬，個別銀行的增資需求較為急迫。
另有銀行資深從業者從更微觀的角度告訴《財經天下》週刊，“現在銀行股行情不好，這時候股東加持，增資的費用也便宜。”
(圖源/視覺中國)
城商行重組進行時
至少在十年前，城商行就出現過幾波增資潮。但最近兩年，增資擴股、合併重組的行動愈發頻繁，讓外界看到了城商行更多的焦慮。
5月20日，銀保監會有關負責人在新聞通氣會上表示，銀保監會將深入推進農村中小銀行改革化險，鼓勵優質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適格機構參與併購重組農村中小銀行，會同相關部門落實鼓勵中小銀行兼併重組支持政策，按照市場化法制化原則推動農村中小銀行兼併重組和區域整合。
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認為，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中小銀行加快兼併重組有助於化解金融風險，形成規模效應，提高經營效能。
儘管大手筆的增資或重組，能給城商行和整個銀行業帶來更多的可能，但在業內人士看來，城商行仍未擺脱“增資擴股--增加貸款--消耗資本--資本告急”的粗放型經營模式，這種“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資本消耗型發展路徑，能持續多久尚存疑問。
2018年，時任鄭州銀行金融研究院副院長的武安華認為，過去40多年來，我國銀行業保持穩定得益於持續高增長與政府的隱形擔保。然而當前經營環境改變，經濟進入調整期，產能過剩長期持續，銀行業正在面臨縮水的長期風險。
在行業人士看來，早期的粗放快速發展為城商行埋下了較多的風險隱患，這些年來，為了應對風險而採取的增資擴產，或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銀行生存和發展的困境。
一方面，城商行對地方經濟依存度高，另一方面，發展方式粗放一直被業內詬病。
早年間，銀行界人士吐槽最多的，是城商行粗暴的異地擴張，以及經營模式同質化。曾有金融主管高層説，自己打個盹，北京銀行就已經到蘇州開網點了。
近年來，隨着政策對城商行的異地展業的限制，城商行開始落實屬地管理責任，但發展方式的粗放還沒有完全解決。
晉商銀行副行長王義斌坦言，城商行的服務水平依舊參差不齊，客羣經營較為粗放，這也成為阻礙城商行財富管理發展的主要因素。“在存量客户客羣細分、客户畫像建立等方面，城商行還未能真正區分客羣差異化需求，大多仍停留在資產驅動的銷售模式上。”
面對這些陳年舊疾，董希淼認為，兼併重組是手段不是目的，應採取更多有效措施，從根本上推動中小銀行健康可持續發展。“目前市場上尚未建立起針對中小銀行資本補充的長效機制，還需銀行開源節流。”
此外，中小銀行自身要不斷完善公司治理，轉變體制機制，加強人才培養，加快數字化轉型，增強持續發展與風險防控的內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