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關於出口。之前市場很擔心中國出口的超預期表現能否持續。現在，市場看法要比之前樂觀一點。基於兩個理由：一個是國外疫情的反覆，疫情的錯位、以及復工復產的錯位可以給中國出口提供更多支撐。另一個是中國供應鏈的穩定和韌性，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也經受了考驗。也就是説，中國出口的市佔率可能是個慢變量，不會太快回落。
第二，關於消費。我特別關注央行城鎮儲户調查問卷的數據。其中有個預防性儲蓄的指標，就是未來一段時間內，城鎮儲户選擇更多儲蓄的比例。這個比例從2019年底的45.9%，上升到2020年底的51.4%。其實，去年一季度這個比例就開始迅速攀升，當時以為只是短期衝擊，畢竟疫情來了後沒辦法出去消費、沒辦法出去社交了。但去年二季度後，中國疫情控制已經相對較好了，但居民儲蓄傾向依然居高不下，這反映了居民對未來就業增長、收入增長的預期問題。
中國紓困政策更多是在生產而不是在消費端。這塊能不能像多做一點預期管理，就是怎麼樣才能讓老百姓更敢花錢呢？很顯然很長一段時間內疫情會與我們共存，如果預防性儲蓄還是居高不下，那麼消費回升之路將會非常緩慢。
現在考慮刺激消費，更多是在體制機制層面上找空間，因為短期需求刺激的政策效果不好，還會涉及到對未來消費的透支。所以，能不能出個一攬子的、更偏體制性的、能更好引導預期的消費政策呢？前期關於生產的支持政策已經出得很充分了，現在很顯然要轉到刺激消費上了。
第三，關於投資。基建2020年增速跟2019年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這裏有地方政府財政紀律要求依然嚴格、符合資質的基建項目儲備不足等原因。我估計2021年基建投資增長空間也是有限的。房地產投資的平穩發展對投資的穩定、需求的穩定還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房地產的平穩發展對地產相關消費也起到了很大的支撐作用。
重點講一下製造業，這兩天剛發了一篇文章，杜撰了一個新詞。我們在討論中國人口老齡化時都説“未富先老”。在討論中國製造業狀況時，我創造了一個詞，叫“未富先去”。相比發達經濟體，中國在製造業的就業份額和製造業的產值份額觸頂回落時，人均收入水平還很低。因此，中國有“過早去工業化”的嫌疑，我稱之為“未富先去”。“未富先去”會帶來很多問題，比如會拖累整體的生產率增速，在從商品消費向服務消費轉型的時候提供的需求空間有限，以及可能加劇就業市場的結構失衡等。“十四五”規劃提到要“保持製造業佔比基本穩定”，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思路調整。我們過去經常討論日本的產業空心化，但日本並沒有那麼空心化，其實日本產業升級換代的路徑非常清晰。而韓國製造業佔比最近幾年還在攀升。為什麼韓國製造業這麼紮實？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就是，其消費和製造能夠更好的配合。這恰恰是我們要做的，需求引導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思路。可見，“十四五”時期中國要比過去把製造業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過去一直倡導要加快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現在看起來，製造業和服務業之間要有更好的匹配，才不會產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問題。
最後，講到需求管理，大家馬上想到這是凱恩斯主義的議題。我想説的是，不管是未來消費傾向的提升，還是產業結構的調整，都需要穩定的宏觀政策，所以財政貨幣政策的定調和配合非常重要。
我這裏提兩個問題：一個是宏觀槓桿率穩定，是不是意味着宏觀槓桿率不增？5%的宏觀槓桿率攀升可不可以？事實上，一個國家宏觀槓桿率絕對不增的狀況非常少見。從經驗上來看，中國社融增速與名義GDP增速差不多有半年左右的領先滯後關係。從這個角度來説，金融支持經濟要不要打點提前量？是打點提前量更合適，還是完全匹配更合適？這個問題可以討論。
另一個是，大家都在討論貨幣政策正常化，或者宏觀政策正常化的問題。正常化究竟怎麼理解？我認為，如果説疫情期間是非常時期，那麼現在後疫情時期就是正常時期。而正常時期的政策打個比方來説，就是讓我們聞到了熟悉的味道。今年僅僅關注經濟同比的變化會忽略很多東西，今年一季度肯定非常之高，二季度也不會太低，但這些都已經沒有太多信息增量了。這時肯定要特別關注經濟環比的變化。如果經濟環比出現弱勢，那麼政策就應更調適一些。簡單來説，就是回到正常的貨幣政策調整思路：經濟有轉弱的跡象，貨幣政策要更調適；相反經濟有過熱的跡象，貨幣政策要偏緊些。而不是説貨幣政策正常化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緊。總結下，不管怎麼做需求側管理，宏觀政策的穩定和調適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作者：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博智宏觀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鍾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