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亞當·斯密傳:現代經濟學之父的思想》,傑西·諾曼/文。
如果你在金融市場上需要面對任何風險,例如你有養老金或抵押貸款,或者只是需要貨幣出國度假,那麼無論你是否注意到,市場先生都是你的商業夥伴。
市場先生是偉大的投資者本傑明·格雷厄姆創作的隱喻,也是他的學生巴菲特,這位傳奇人物經常討論的對象。這個比喻包含着深刻的內涵。然而市場先生的情緒並不理智,用巴菲特的話來説,“他有點像一個醉酒的神經病”。如格雷厄姆名著的標題所言,一個聰明的投資者,必須要有一些獨立的、基本的方法來評估長期價值,還要有耐心等到市場先生傻到給他們提供機會,並要有足夠的財力去抓住它。
但是,還有另一種市場觀點,與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觀點形成對比。這就是所謂的“有效市場假説”。它並不是從政治經濟學創立之時就提出的,而是由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尤金·法瑪在20世紀6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核心都是兩個關鍵思想:行為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恰如其分地稱之為“價格是對的”和“沒有免費的午餐”。
那麼,哪種關於市場的觀點是正確的呢?市場先生是醉生夢死,還是如有效市場假説描述的那般平穩有序?事實證明,亞當·斯密的思想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啓示。
關於市場運行的六個規律亞當·斯密認為市場是嵌入社會的,市場和道德行為一般是相互促進的。商業之所以具有道德價值,是因為它帶來了財富,使越來越多的人口能夠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時代難以想象的方式生活與發展。正如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所説的那樣,“一個歐洲王子的生活消費並沒有大幅超過一個勤勞儉樸的農民,而後者的生活消費超過許多非洲國王,而這個國王卻主宰着一萬個赤裸的野蠻人的生命和自由”。
此外,商業在道德上也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創造了自由,把人們從附庸關係和戰爭的負擔中解脱出來。這種自由反過來又強化了道德,因為它允許人們進行不受脅迫的道德判斷。我們的正義規範正是以這種道德判斷為基礎的,而正義和法律是維繫市場和商業的力量。這並不是説商業社會在所有方面都是完美的,或者處於某種優雅的狀態,實際情況遠非如此,商業社會也有其弱點和不足。
那麼,想象一下我們正在觀察現代世界,如果我們通過斯密的眼睛來分析正常的、合法的市場行為,我們會看到什麼?
1、很可能你所做的、看到的、聽到的、聞到的、嚐到的或接觸到的幾乎所有事情都受到市場運作的影響,或者是市場運作的直接結果。事實上,市場還發揮着一種幕後作用。
如果單純從市場的角度,或者説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待人們的生活,就會忽略另一個更大的讓生活變得有意義的部分,比如市場導向性較低的,或是市場不重視的,諸如照顧他人的工作、社交、志願服務、玩耍和奉獻等非市場活動。這些活動本來都可以具備經濟價值,它們也是基於規範形成的,當然也包括市場規範,而且它們反過來塑造了這些規範—友誼、互惠以及信任的規範。在這個意義上,《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具有更廣泛的解釋範疇。
2、完全自由的市場,即完全不依賴任何外部規則和監管的市場,在現代世界中是很少見的,而斯密並沒有忘記這一點。
即使是最虔誠的自由市場理論家也承認,產權需要是明確、公開和可強制執行的,這意味着需要法律、警察、法院和其他國家機構。即使是私有產權,在現代法律意義上的自由和明確的分散所有權,它的形成也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晚。隨着更廣泛的社會規範和法律的變化,什麼可以算作財產,以及如何使用、買賣財產,在法律上也不斷髮生變化。在英國,直到19世紀,妻子在法律上一直被視為丈夫的財產。還有最近的例子,音樂過去是以唱片或光盤等實體形式存在,而現在在詳細的法律協議下已經獲得了網上使用的許可。
3、把所有市場都看作按照單一的平衡機制運作的想法忽略了一點,即並非所有市場都是一樣的。
斯密很清楚這一點,他通過對玉米、勞動力、匯票等具體市場的研究説明了這一點。今天,由於監管等原因,市場之間的差異遠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大。比如在金融市場上,參與者的優勢一般不在於服務於實體經濟的某種需求,而在於知道競爭對手在做什麼,並對其進行猜測。英國的住房市場已經演變成一種代理儲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價格上漲非但沒有被鄙視,反而大受希望看到自己房產增值的業主的歡迎,這對新買家來説是不利的,並且業主對抵押貸款的依賴讓他們對利率變化非常敏感,這就制約了國內政治和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相比之下,德國的住房市場則以租賃為主,降低了對房價上漲的政治容忍度和經濟風險。以此類推。
4、與產權一樣,出於類似的原因,市場也在不斷變化和發展。
今天,市場的變化常常被看作是由技術的轉變推動的,這在18世紀也許並不那麼明顯,當然斯密也沒有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以書寫交流的能力為例:幾千年前,類人猿可以用手或棍子在沙子上畫畫,或者在石頭上劃出痕跡;隨後出現了可用於莎草紙的手寫筆和墨水,後來又漸次出現了鵝毛筆、鉛筆、鋼筆、圓珠筆、打字機、桌面打印機、鍵盤、智能輸入法和自動語音識別。書寫工具的自給自足逐漸屈服於市場、競爭、專業化、成本的大幅下降、產品生命週期的縮短和普遍的可用性。不過在斯密的時代,變化的速度要慢得多,市場的變化和發展是為了應對更廣泛的經濟條件、季節性因素、政府幹預、消費者或生產者的壓力、競爭、品味、時尚和社會規範等一系列問題。
5、市場需要基礎設施。
在古希臘,市場就已經發展為指定的公共區域。古羅馬的廣場是一個集市,發展出了民事、法律和宗教功能;其他的集市也在城市中出現,可以買賣肉類、水果、蔬菜和葡萄酒。正如斯密在《國富論》第一卷中提醒我們的那樣,市場需要一定規模來支持增長、專業化和創新。在現代,這意味着對基礎設施的要求,特別是對能源、通信和運輸的要求。其中一些項目可以通過向用户收費來融資,正如斯密建議的那樣;另一些項目的規模、複雜程度或風險太大,可能需要通過合作或國家資金的援助來建設。但無論哪種方式,今天的市場通常都需要國家的積極合作,或者至少需要國家的存在與被動支持,以確保市場成功所需的權利、准入性和互聯性。
6、市場的運作並不獨立於市場參與者的心理狀態。
市場不僅塑造了我們的家、我們的財產和我們聽的音樂,還塑造了我們對他人的期望、我們的禮儀和我們的信任能力;這些東西反過來又塑造了市場。市場不僅是專家研究的防止被破壞的對象,也不僅是公共政策的中立工具,在市場中進行交易的人也不是純粹按照經濟激勵機制運作的經濟機器。恰恰相反,市場受制於“動物精神”,即人類面對未知的信心或悲觀情緒,人類被故事和修辭打動的本能,以及人類對不公平或腐敗的反應。
總的來説,市場的經濟價值既哺育了社會價值和道德價值,又提升了社會價值和道德價值,是斯密讓我們注意到了這一點。市場構建的不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秩序,而是一種被創造和建構的秩序—一種能影響和塑造其參與者的秩序。市場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們對參與其中的人具有經濟價值,也因為它們幾乎總是帶來更廣泛的溢出效益。
市場所表現的侷限性斯密完整的市場觀,與歌頌市場總是最聰明或最有益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更不用説參照金融市場提出的一刀切的市場模板了。
無論是對“有效市場假説”還是對斯密作為所謂“新自由主義者”的批評,都與斯密的實際想法相去甚遠。還可以更進一步説,斯密的觀點可以使我們對2008年經濟危機表現出的問題有不同的、更深刻的理解。而且可以説,如果領導者瞭解並接受斯密真正的理念,那他至少可以避免或緩解一些危機造成的影響。因為經濟危機發生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以信貸和住房市場為首的資產市場並沒有像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和監管者預期的那樣運行。這些人受一種經濟意識形態的控制,受制於僵化的專業主義,完全沒有關注或理解現實中發生的事情。
正如我們上文指出的那樣,很少有市場是相同的,或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運作的。但是,至少對關鍵類型的市場,斯密提供的基本分析做到了驚人的成功。美國私人部門的支出,即國內生產總值減去政府支出,約有75%被用於正常的消費品,即非耐用品和服務,這有時被稱為“理髮和漢堡包”市場。這些產品不能被轉售,而是被製造、銷售和消耗掉了,然後再製造、銷售、消耗新的產品,這個過程無休止地重複下去。一旦被消耗掉,這些產品就會從市場上消失。對這些商品,買家一般有固定的或自然的最終用途,比如出去旅行,吃掉飯菜,度假,所以他們一般不會因為價格的變動而轉換角色成為賣家。這些產品的銷售機制一般是像超市那樣設置單一的銷售價格,而不是像在機場外匯兑換亭上看到的那種買賣差價,或是其他可能的價格機制。總的來説,這些市場是基於斯密所謂“看不見的手”的模式運轉的,供求雙方趨向於競爭均衡,而且運作得非常好。
對這些市場的另一種看法是,它們表現出了所謂的“羣體智慧”。它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同時滿足了4個條件:參與其中的人在獲取信息和發表意見方面是多樣化的;人們是獨立的,每個人都在踐行自己的觀點,而不是聽從他人的意見;人們是分散的,因此它們可以更專業化或利用本地知識;有一種手段,如市場機制,將他們的私人判斷或選擇彙集起來,形成集體決策。
斯密對市場的動態很感興趣,他能看到並非所有的市場都以同樣的方式運作,而且很小心地尋求關於它們差異的解釋。尤其是,他特別指出了人類崇拜富人和權貴的傾向產生的矛盾效應。他認識到這是競爭行為和人們追求上進的核心驅動力;他也認為財富和偉大是具有欺騙性的,是永遠不能使人類真正產生幸福的陷阱和幻覺。
斯密指出,這些人因追求“輕浮耀眼的小玩意兒”而錯失了生命中重要的東西,這表明他意識到,市場可以由人類的激情和算計驅動。今天,我們可以把這樣的一些商品稱為“凡勃倫商品”。以偉大的挪威裔美國經濟學家託斯丹·凡勃倫的名字命名,指那些用於“炫耀性消費”的商品。當價格上升時,這種商品的需求並沒有像標準理論所預測的那樣減少,相反,其需求會增加,因為消費者把價格上漲看作是相對稀缺的信號或地位的象徵,因而價格上漲會使這種商品更受歡迎。市場結果往往是有序的,就像常見的珠寶和豪車市場一樣。但是,泡沫、狂熱和崩潰的歷史也證明了這種市場並不總是有序的,它們也可能起伏不定。
資產市場往往具有類似凡勃倫類型的特徵。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資本市場都是一樣的,但它們有共同的特徵,它們與“理髮和漢堡包”這類非耐用品市場有很大不同。在資產市場,如房地產、信貸、衍生品和其他證券市場中,產品不會腐壞,它們被交易和再交易。特別是證券,其買方和賣方一般不是固定的,而且會根據價格轉換身份。市場機制一般是競價模式,而不是“買入或放棄”的單一定價模式。因此,資產市場的功能與產品市場截然不同。
在資產市場中,既有特殊的渠道,也有一般的渠道,它們將資產價格上漲、信貸增長和盈利能力關聯在一起。這使得資產市場本質上就不穩定,這種不穩定會導致危險的從自我強化繁榮到蕭條的週期,這又會對更廣泛的經濟造成可怕的傷害。這正是2008年經濟崩盤時發生的事情。那是一場“資產負債表”衰退—不是那種更為頻繁和熟悉的,由整個商業週期的盈利能力下降驅動的衰退,而是由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引發的資產價值的根本性轉變,並在適當的時候從美國和英國蔓延到了全球。
相比之下,斯密提出的市場理論不是單一的。在《國富論》第二卷對貨幣和資本的討論中,他分析了1772年艾爾銀行的崩潰,我們前面已經講到過。在那個案例中,他注意到這些內容:銀行需要謹慎地持有準備金以防止貸款風險;瞭解客户對判斷客户的信用度的重要性;市場的虛張聲勢對人們情緒的影響;在18世紀70年代早期匯票的流通和結算導致的市場加速;過度繁榮的市場如何逐漸脱離真實的生產性投資;借款人和投機分子對限制性政策的抵抗和公開遊説;艾爾銀行的交易中隱含的災難性的經濟後果;以及早期的繁榮如何擴大了後續的衰退。以上的每一項都能在我們對2008年經濟崩盤的分析中找得到直接的對應。
在討論到過程中,斯密明確指出,他所贊成的“自然自由體制”並不是讓人們為所欲為。這表明,現代人理解的源自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是有侷限性的。他特別談到了自由放任主義的代表性主張:“可以説,限制私人出於自己的意願接受銀行家的期票,無論金額大小;或者在他們的鄰居都願意接受時限制銀行家發行這種票據,這些限制就是對自然自由的人為侵犯。法律的天職本應是支持人們的自由,而不是侵犯自由。”同時他也對另一些主張表達了明確的反對態度,並且他的反對是很堅決和有預見性的:“毫無疑問,這些規定可能被認為在某些方面是對自然自由的侵犯。但是,如果少數人行駛自然自由權利可能會危及整個社會的安全的話,那麼他們都應該受到法律的限制,這種限制與政府是自由還是專制的無關。這就如同為了防火而建立防火牆一樣,(防火牆)也是對自然自由的侵犯。這裏談論的關於銀行業的監管(同防火牆的性質)是一樣的。”
我們只能遺憾,到了2008年還是沒有這樣的防火牆。
【英】傑西·諾曼著,中信出版集團
【作者簡介】
傑西·諾曼(Jesse Norman)
英國國會議員,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名譽院士,英國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理事,牛津大學萬靈學院訪問學者,曾在巴克萊銀行任職。著有《埃德蒙•柏克:現代保守政治教父》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