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非標違約數據盤點，給投資者怎樣的啓示？

中國信託業協披露的數據顯示：2020年一季度末，信託業資產風險率3.02%，較2019年提升0.35個百分點；其中風險項目個數為1626個，風險資產規模為6431.03億元，增幅高達11.45%。

對於這一風險數據，業內其實早有預期。值得一提的是，自去年二季度以來，信託業協會已經暫停公佈最新的風險資產數據，這樣的現象實屬罕見，也從側面反映出當下信託業風險高企的局面。

尤其是安信信託和四川信託的全面暴雷，更是放大了投資者和業內人士對於信託業真實風險狀況的焦慮。

從21世紀資管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9-2020期間一共發生過的非標違約債項，僅從公開數據統計顯示就有超2200條之多。涉及信託計劃、券商集合、私募基金、期貨資管、銀行非保本理財和保險資管，波及的資管機構高達上百家。

每一條違約記錄背後，雖不一定是血淚史但絕對都是有故事的。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非標風險資產可能已經超過了萬億的規模。隨着資管新規過渡期的臨近，各家機構都在按照監管的嚴格要求壓縮資金池，風險處置已成為資管界的的頭號課題。

一.非標違約誰最多-信託和私募

所謂的“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指的是未在銀行間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類資產。《資管新規》中更是明確，標準化以外的債權類資產都屬於非標，非標徹底退出歷史的舞台。

來自企業預警系統的數據顯示，在諸多非標資產風險暴露當中：

相比較而言，銀行理財和保險資管的踩雷產品較少。

通過餅圖就可以看到，私募基金和信託計劃的違約數量，佔據了整個非標資產風險的半壁江山。

這樣的數據和實際還是非常一致的，相比於低風險的銀行理財而言。信託計劃和私募基金本身在銷售的過程中就被標記為中高風險的理財產品，因此風險率高企，也更容易踩雷。

而這幾年數據之所以大幅增長，一方面來源於大環境和經濟週期的變動，隨着宏觀經濟的下行，企業經營情況的惡化疊加融資環境和貨幣政策的趨緊，使得很多產品風險爆發；另一方面源於《資管新規》等監管措施之下的“去通道、去槓桿”和資管機構管理制度不完善，風控措施不健全等等。

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疊加之下因素非標資產違約風險，在近兩年以來呈現出了一個加速暴露的趨勢。

二.大額擔當-信託

根據21世紀資管研究院的統計，公開信息可以查詢到的2019-2020非標違約涉及資管產品規模達498個，但是具體金額卻無法直接體現出來，這裏根據整理的信息，一併展示出來：

但從金額這個維度來看，募資金額超20億元的產品有13只，最大的屬於“新時代信託-藍海信託計劃”，金額高達184億元。大額非標踩雷中，信託無疑是“擔當”。比如安信信託違約產品數量高達53個，華信信託27個，四川信託23個，新時代信託17個。

比較意外的是光大信託，也有超53個。當然從光大踩雷的公司來看，很多來自貴州地區；踩雷該區域的有很多家信託公司，不能簡單認為是光大一家的問題。所幸有茅台在，非標風險化解是時間問題。

而在眾多私募違約中，兩家頭部三方財富公司鉅派投資和諾亞財富旗下-歌斐資產。鉅派投資有19個違約，涉及到的公司有樂視、福建富晟集團等；而歌斐資產旗下主要有承興控股、哈爾濱譽衡、口袋科技等等。

4家信託公司，安信信託、華信信託、四川信託和新時代信託。目前，面臨的困境都是類似的，安信信託其去年5月底公佈重組方案以來，方案至今難產；給眾多投資者人帶來了極大地痛苦；華信信託已經被警方確認存在諸多違法違規行為，後續引進戰略投資者目前沒有下文；四川信託在公佈天價罰單之後，後續一系列動作還在進行中；新時代信託則被有關部門監管，能否開啓“新時代”依舊未知。

三.滾滾違約潮，投資者何去何從

首先是要理性看待。

由資管研究院統計的2019~2020年發生的非標資產違約的數據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對於信託的風險資產，指的是本身已經違約的信託計劃。但是風險的類別是不一樣的，有的信託計劃只是遭遇到了流動性風險，沒有資金終極損失的風險；有的信託計劃則面臨本金較大損失的不確定性。即使如以上提到的光大信託還有其他信託公司的違約資產項目，有些已經完成兑付，有些項目已經進入到了資產清收，還有分佈項目未知。

然後就是慎重

要知道信託計劃和私募基金，本身就屬於高風險的投資行為；因此投資人在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的時候，一定要充分認識和評估自身風險承受能力和水平，而不是盲目聽信資管機構的一面之詞。

金融投資，信息不對稱是永遠存在的；沒有幾個投資人能夠比資管機構更瞭解交易對手本身，這就要求投資者需要一定的知識儲備和信息蒐集整理能力。但是絕大部分投資者，做不到如此專業；那麼當風險出現的時候，永遠處於弱勢的一方。

最後就是保護自身權益，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