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佈將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芝加哥大學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教授菲利普·迪布維格（Philip H. Dybvig），以表彰他們在銀行和金融危機方面的研究成果。
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就已奠定了現代銀行研究的基礎，他們的分析在規範金融市場和應對金融危機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些研究理論早已載入經濟學教科書，是久經驗證的經典經濟學模型。他們的研究成果已在美國經濟金融實踐中被大幅推廣和運用，並已取得了實實在在的金融治理療效；他們的研究成果為當前全球各國政府尋找到了一條如何發揮銀行金融功能以及貨幣政策在刺激與收縮經濟中的作用的新路子，為全球金融穩定以及經濟健康可持續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尤其，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學界對流動性危機的認識越發深刻清晰，在應對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過程中，各國央行也通過釋放流動性緩解了金融危機，這與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密不可分。由此可見，三位經濟學家理論觀點以及實踐在全球金融經濟中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力和滲透力，給全球金融經濟治理帶來了福音。
歸納起來，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主要觀點或成果集中在四方面：一是Diamond與Dybvig構建的D-D銀行擠兑模型，給出了銀行擠兑的原因——短期性負債與長期性資產發生了期限錯配，這是銀行發生擠兑的根本癥結所在，解決這個問題應充分發揮銀行的金融中介作用。二是銀行業務具有公共品屬性，對社會生產生活有着重要影響，提出要對銀行進行監管。同時，建議由國家向銀行提供存款保險，這可以提升儲户信心，也可以讓銀行更好地幫助投資人抵禦風險。三是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理論，認為是金融加速了經濟波動，糾正了之前普遍認為的經濟波動因技術變革而引起。尤其指出了銀行信貸萎縮是經濟衰退加劇的重要因素，銀行將儲蓄轉化為生產性投資的社會能力也被嚴重削弱。四是解決當下全球滯脹問題，應充分發揮銀行的作用，而並非國家創造信用來達此目的。最為重要的是在執行貨幣政策的過程中，要考慮流動性的衝擊，解決控制好流動性風險和經濟衰退之間的平衡關係。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這些金融理論觀點以及技術模型，不僅對全球各國央行和銀行監管部門治理金融以及充分發揮銀行在經濟波動中的調節功能起到重要作用，還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同樣對當前我國央行充分發揮金融宏觀調控功能以及銀行在經濟復甦與增長的作用，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尤其給我國央行以及銀行業發展給予了有益啓示。具體看，這些啓示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要把銀行安全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尤其要突出銀行在治理經濟波動中的獨立性與超然地位，以便充分發揮銀行在經濟運行中的功能，為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提供更多積極的金融成分。要做到這些，需要明確的是，我國央行的獨立地位應更加體現出來，可由現在的國務院組成部門升級為全國人大直接負責監管的機構，央行直接對全國人大負責，以法律形式確立這一關係；把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以及確保幣值的穩定放在首位，不因經濟增長目標需要而讓央行承擔更多的政府責任，不能因為經濟發展需要而輕易改變央行所要履行的主要職能。在當前國際經濟處於低迷態勢的不利環境中，增強存款人對銀行的信心，防止存款擠兑風險顯得更為迫切和重要，否則只會加劇我國經濟金融狀況的惡化。
其二，無論是央行還是商業銀行，都應高度重視“金融加速器”理論在當前現實金融經濟中的靈活運用，既要抑制經濟高速增長中的金融功能擴張的衝動性，防止金融過熱引發的經濟泡沫膨脹，又要在經濟蕭條中發揮金融逆週期功能的有效性，避免金融過冷引發經濟更嚴重的蕭條。
其三，央行應充分考慮流動性對經濟金融的影響和作用，大力發掘貨幣政策在解決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之間矛盾的平滑作用，找到控制流動性風險與防止經濟衰退的密鑰，切實解決當下中國經濟復甦進展緩慢的現實問題。
根據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理論觀點，我國當前要走出經濟困局，仍然需要發揮銀行的作用，尤其是要發揮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作用。但這更考驗我國央行貨幣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的智慧和魄力。就我國經濟現實而言，可能短期內不能收縮貨幣政策，依然需要足夠的流動性，這需要央行在保持市場足夠流動性與防止通脹之間彈好鋼琴：央行在我國貨幣政策在確保市場經濟主體有效需求得到滿足之餘，又不能出現大幅度的通貨膨脹現象；使市場流動性剛好在刺激經濟增長與防止經濟衰退之間找到一個全社會都能接受的平衡點，使兩者之間都能實現最大化。
文/中國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員莫開偉
編輯 陳莉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