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時代財經 餘思毅 編輯:王麗麗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3月5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以上;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進出口量穩質升,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3%左右;糧食產量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
2021年,中國經濟逐漸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全國乃至全球都高度關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的設定。在全國兩會召開之前不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21年中國GDP增速達8.1%;國內分析師則普遍預計增速在8%-9%。這意味着按照慣例,8%將成為地方制定GDP的一個標準線。
但在1月下旬以及2月份召開的地方“兩會”中,多省均將2021年GDP增長目標定在8%以下,廣東6%、江蘇6%、天津6.5%、湖南7%、福建7.5%、貴州8%等,低於國際組織及市場機構的預判。現如今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以上,較各方預期為低。
“主要是給結構性改革預留空間。”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明3月5日接受時代財經採訪時指出,他此前預測2021年中國GDP增速約在8%左右,CPI增速約在1-1.5%。
“不難看出,關於增長與通脹目標,政府給出的具體指標是比較寬鬆的,實現沒有什麼大的難度,這其實就給結構性改革預留了空間。2021年宏觀政策將會進一步正常化。”張明進一步解釋,這意味着“去產能、去槓桿、去庫存”等這些結構性改革的措施將繼續深化推進。
據悉,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一直在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衝基金橋水創始人瑞·達里奧曾表示,中國近年來的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龐大的調整戰略,不斷推動結構性改革為未來的發展創造空間。“首先,中國先是清理舊模式遺留的現實挑戰,比如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等,避免這些問題不斷累積形成系統性風險,阻礙改革與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又通過政策引導市場進入一個高效率的軌道,比如創新戰略、擴大開放,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提高市場化水平,實現高質量發展。”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楊暢也認同張明的判斷。楊暢對時代財經分析,若目標設為“6%以上”,意味着政策姿態是“託”,為經濟後勁發展留力。
楊暢認為,這或有三方面考慮:一是經濟已修復明顯,再發力會造成過熱;二是避免形成較高基數,對後年造成壓力,導致起伏過大;三是不確定性仍然存在,需要進行政策儲備。
楊暢進一步指出,“託”留力意味着“改”發力。2021年,國資國企改革、居住、教育、醫療等方面均存在改革發力的可能性,帶來較大的市場機會。2021年將是改革大年。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經濟增長目標是一個區間性的概念——“6%以上”。對於這一區間,國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微財經”創始人劉勝軍3月5日對時代財經分析,設置在“6%以上”有利於平穩銜接,同時為風險預留緩衝空間。
劉勝軍分析,這樣設置的第一個原因是為了有利於平穩銜接,因為2020年基數低,所以2021年增速高不會是常態,考慮到最近幾年GDP增速在6%左右,出於平穩銜接的考慮而制定了6%的水平。第二,雖然今年比去年樂觀,但還是充滿不確定性,包括全球疫情以及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都較大,所以還是多為這些風險留出緩衝的空間。第三,如果把指標定得比較高,為了這種完成指標就會產生很大的投資衝動,不利於實現高質量發展。
“相反,如果設定在6%,不管最終是7%還是8%,那麼由於設定經濟目標的壓力帶來的扭曲也會相應地減少,所以設置在6%是比較合理的做法。”
就在兩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也曾基於設定經濟目標會帶來投資衝動、扭曲經濟增長動力而呼籲“應該永久性取消GDP增長目標”。當時,北京大學數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曹和平接受時代財經採訪時就表示,“誠然,GDP目標論會導致很多經濟發展的弊病,但應該修正它,而不是取消它。”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也向時代財經分析稱,目標的數值可以視情況而加以調整,比如採用區間方式來設定等,設置一定區間的增長目標,能讓全國各個地方更從容地去平衡防疫與復產,留出足夠的迴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