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由中國新聞社和能源基金會聯合主辦的國是論壇之“能源中國――邁向碳達峯：地方經濟轉型與能源發展新機遇”在京舉辦，與會專家學者和行業代表圍繞地方實現碳達峯的具體路徑建言獻策。其中，專家指出，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達峯來“攀高峯”“衝高峯”，關鍵是要防止發展高耗能、高排放產業的衝動。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表示，歐洲主要國家約在上世紀90年代碳達峯，計劃2050年實現碳中和，其間有60年時間，而中國只有30年時間，所以掌控這個過程的平穩和安全是一個重大挑戰，也是一個艱鉅任務。朱民介紹，據估算，從現在到2060年，中國每年將有相當於GDP總量1.5%到2%的資金投入新能源、能源基礎設施，以及碳中和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轉型之中，預計今年將超過1.5萬億元人民幣，以後還會逐漸增加，這是一個巨大的投資，也會引起全面的經濟變化。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能源諮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名譽主任杜祥琬表示，考慮到近年來中國每年二氧化碳排放處在大約100億噸的水平，“雙碳”目標符合應對氣候變化“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杜祥琬看來，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達峯來“攀高峯”“衝高峯”，關鍵是要防止發展高耗能、高排放產業的衝動。碳達峯不是要限制發展，而是指向高質量發展，是產業調整的機遇。中國應藉此機會逐步調整高耗能產業佔比較大的現狀，同時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認為，在未來的40年裏，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中國國民財富會發生變化，即要求自然資本的存量、增量都要有顯著增長。他預計，投資會越來越多地流向自然資本領域，今後這30年、40年，在自然資本投資這個領域裏會有新的一批富人產生。鄒驥強調，中國提出的“雙碳”目標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涉及千家萬户、各行各業，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在中國的國情下，地方實踐尤為重要。
中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李俊峯表示，“十四五”（2021-2025年）是實現碳達峯的窗口期和關鍵期，期間，中國70%-75%的地區碳排放能夠實現達峯，這樣才能在2030年順利實現達峯目標。李俊峯指出，現在一些地方有“達峯恐懼症”，害怕當前碳排放還沒有真正達峯，將來一旦增長該怎麼辦？李俊峯説，達峯只是一個拐點，之後可能還有一些波動，包括小幅的增長、下降等反覆，然後慢慢地度過一個平台期，而這個拐點已經出現了。
“在電力行業轉型、碳達峯的過程中，供電成本一定會上升，而經濟社會的發展希望電價越來越低，如何匹配兩者的關係，需要對供電成本問題提前做好安排。”國網能源研究院副院長蔣莉萍就“雙碳”目標下如何實現電力行業轉型進行探討。蔣莉萍表示，為實現“雙碳”目標，需要電力行業進行轉型，但在這一過程中，仍要遵循能源電力行業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長遠可持續、安全可靠、經濟合理的電力供應這一最根本目標，以供應成本最低來優化電力行業轉型的路徑選擇，這需要做多情景、多方案的比選。
中國銀保監會政策研究局一級巡視員葉燕斐在談及綠色金融時表示，各地應做一些有利於減少碳排放、有利於氣候投融資的示範項目，有了好的示範項目、示範技術及商業模式，資金就會源源不斷地進去，形成資金和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此外，葉燕斐表示，我國在能源結構調整方面還有很多潛力。東部沿海地區海上風電、核電潛力較大。西部地區如內蒙、寧夏、新疆，有很多太陽能、風電資源，因此，通過在這些地方集中發展太陽能發電、光伏發電、陸上風力發電、海上風力發電可以很好地解決電力的問題。
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柴麒敏認為，海南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不能走很多東部沿海地區在過去20年當中走的傳統工業化、城鎮化的道路，而是應當立足於自貿港經濟建設的契機，聚焦更多高附加值的產業，尋求一條獨特的創新發展路徑。
談及長三角地區未來該如何更好地為實現碳中和目標服務時，東南大學長三角碳中和戰略發展研究院院長朱曉明建議，一是要以應用拓市場，建設世界級的低碳產業集羣；二是繼續壓降煤炭的消費，着力降低燃煤比重；三是強化智能電網建設，增強源網荷儲一體化調度能力。此外，還應建設碳中和的創新高地，設立一批高碳企業的脱碳技術、建設一批碳中和的試點示範項目等。
在分析深圳市“十四五”碳排放趨勢時，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長唐傑認為，深圳具有2022-2023年碳排放達峯的可能性。“十四五”時期,深圳產業將持續轉型升級，產業高級化、結構高端化仍將是降低碳強度和碳排放的重要推動力量。
能源基金會低碳轉型項目主任、戰略規劃主任傅莎表示，內蒙古有豐富的清潔資源，內蒙古的資源條件完全可以從煤炭基地轉為清潔電力生產基地。傅莎還表示，內蒙古應在實施基地轉型策略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以可再生能源為主的本地清潔能源和熱力系統，以綠色賦能助力高耗能產業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