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9月27日電 哈佛商學院網站日前刊登的《黨派政治如何影響美國董事會》一文中稱，這場席捲全美的兩黨對立紛爭已經波及到了美國企業界的高層，給企業和投資者帶來了代價高昂的後果。哈佛商學院副教授伊麗莎白·肯普夫（Elisabeth Kempf）的研究顯示，美公司高層已經變得如此兩極分化，高管團隊的平均黨派性增加了7．7％，是當前美國社會和政治氣候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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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夫與波士頓學院副教授維亞切斯拉夫·福斯（Vyacheslav Fos）和康奈爾大學副教授瑪加麗塔·祖索拉（Margarita Tsoutsoura）共同撰寫的論文《美國企業的政治極化》中指出，美國企業從未像現在這樣黨派林立——從高層開始，高管們經常帶着屬於同一政黨的志同道合的管理人員。新的研究表明，當董事會由一個政黨主導時，公司的財務業績往往會受到影響。該研究的結果出爐正值美國人之間政治不和以及兩極分化加劇之際。研究揭示了同樣的動態是如何在工作場所展開的——當高管們的政治立場與多數高管不一致時，他們不僅會感到不安，還會對企業造成財務影響。
文章指出，傾向於共和黨的高層在與同事“政治上不一致”時，離開公司的可能性要高出3．2％。研究顯示，在他們宣佈離職後，股東平均總共損失2．38億美元。在政治立場不一致的高管離開時，股價下跌幅度比政治立場一致的高管離開時高出1．7％。
“股價下跌了很多，表明投資者實際上認為這些高管非常有價值，而這些離職不符合股東的利益，＂肯普夫説。＂這對價值是有破壞性的。＂她説，投資者可能會擔心，管理團隊沒有聘用他們所能得到的最優秀的人才，而是聘用那些有特殊政治傾向的人。她説，令人擔憂的是，“你正在失去那些真正優秀的人，僅僅因為你不同意他們的觀點。”
肯普夫與她的同事研究了標準普爾的ExecuComp數據，並結合了2008年至2020年間在標準普爾1500指數的941家公司工作的3786名高層管理人員的選民登記記錄。他們從共享記錄和跟蹤選民黨派的9個州調取了文件。
研究人員將黨派性定義為高管團隊中單一政黨主導政治觀點的程度，他們發現在這12年期間，高管團隊的平均黨派性增加了7．7％，2010年、2012年和2016年的同比增幅尤其高。總體而言，投票相似的高管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可能性要高出34％。研究人員還發現，隨着企業高管進入以共和黨或民主黨為主的董事會，他們越來越逐漸向右傾斜。一開始就傾向於共和黨的公司中，共和黨高管的比例從2008年的63％上升到2016年的75％，然後在2020年下降到68％。
地域問題也正影響着美國上市公司的高管的決策。在美國，某些州已被視為保守派（美國共和黨）的“紅”州，如得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或自由派（美國民主黨）的“藍”州，如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和馬薩諸塞州，而公司不同州的董事會反映出相同的地理格局。研究人員觀察到，在藍州，民主黨人在行政團隊中更集中，而在紅州，共和黨人更集中。
肯普夫説：“如果你告訴別人你要搬到得州或者你要搬到加州，你馬上就會想到某種政治環境。” ＂顯然，這似乎甚至影響了美國上市公司非常高層高管的決策，（這令人驚訝）因為你認為他們通常流動性很大，並不真正與特定的地理位置掛鈎。”
另一個讓肯普夫驚訝的發現是：儘管投資者、監管機構和證券交易所近年來都支持將更多女性提升到高管團隊，但性別多樣性的提升並沒有改變許多組織的政治傾向。“我們確實看到，在樣本中，女性往往更傾向於民主黨，”肯普夫指出。＂如果有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應該是推動我們走向政治多元性。儘管如此，我們仍然看到政治同質化的強勁增長，這實際上是相當顯著的。”
隨着美國企業董事會中各黨派的“自我分類”，美國是否會發現其社會結構已被不可修復地撕裂，無法就解決該國最緊迫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達成共識？
對於這個問題，肯普夫警告稱這是一種危險，尤其是研究顯示，人們更有可能在工作場所遇到持不同政治觀點的人，而不是在他們的家庭、社區或社交場合中。她稱：“在工作場所出現的同樣趨勢令人擔憂，因為這意味着跨黨派互動的機會更少了，這可能會加速兩黨之間日益增長的不信任。”
肯普夫表示，以“紅藍”為主的高管團隊可能是當前社會和政治氣候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美國企業高管層需要意識到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而且財務後果是真實存在的。在文章最後她指出，公司需要意識到，在有爭議的政治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可能最終會疏遠當前和未來的員工。
（編譯：馬芮 編輯：韓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