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北京，記者 張曉翀）訊，在即將過去的2021年，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2.5%左右，但總體依舊在合理區間雙向波動，全年波動區間壓縮到6.34元和6.58之間，均值為6.46元。 其中3月人民幣兑美元匯率出現了一定幅度回落，一度接近6.58元，但5月和12月也曾經升至6.35附近，波動幅度仍在合理區間。
展望2022年，人民幣匯率將如何變化，仍有哪些因素將影響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圍繞這些問題，財聯社記者專訪了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管濤對財聯社表示，明年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因素仍將是多空交織，預計雙向波動態勢可能進一步加劇。
出口前景仍是影響匯率走勢的關鍵因素
對於2022年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管濤認為，在貿易項下，中國出口前景仍然是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關鍵因素。明年中國出口形勢主要取決於全球疫情發展，面臨兩種情形。
如果全球疫情逐步好轉，經濟重新開放，中國可能面臨出口訂單外流、增速回落、貿易順差下降的情況，將收斂境內外匯供求缺口，人民幣匯率可能偏向貶值方向；但如果全球疫情持續蔓延，經濟重啓受阻，中國出口份額上升、貿易順差擴大，將繼續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支撐。
但管濤認為，資本項下，資金流入或流出與人民幣匯率走勢沒有必然聯繫。他分析指出，2021年前三季度，資本項目（含淨誤差與遺漏）均為逆差，但人民幣兑美元匯率中間價累計分別下跌0.7%、上漲1.7%、下跌0.4%。
這是因為，在央行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干預後，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呈鏡像關係，即經常項目如果是順差，資本項目必然是逆差，同期人民幣匯率可升可貶。
中美利差、金融風險以及美元指數對人民幣的影響
除出口前景以外，2022年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因素還包括中美利差、金融風險、經濟復甦以及美元指數。管濤指出，2022年如果美國通脹指標持續高企，不排除美聯儲可能提前加息，而國內為了經濟穩增長的需要，貨幣政策要堅持以我為主、穩字當頭。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加、民間部門貨幣錯配明顯改善，並且當前國內通脹壓力相對較輕，這些都增加了我國貨幣政策的自主空間。如果美元流動性趨緊，而人民幣流動性繼續寬鬆甚至更加寬鬆，這可能進一步收斂中美利差，減緩外資流入勢頭，進而收縮外匯供求缺口。
從金融風險的角度觀察，內外部金融風險隱患增加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不確定性。2022年外部風險主要來源於貨幣政策寬鬆、經濟復甦形勢、疫情發展演變不及預期，可能導致全球資產價格調整、部分新興市場出現緊縮恐慌，屆時將考驗人民幣資產是避險資產還是風險資產。
而人民幣面臨的內部風險主要是，在經濟增長動能減弱、改革攻堅背景下，如果國內房市、股市、債市及銀行信貸市場的風險釋放，可能降低市場風險偏好，對人民幣匯率形成利空。
此外，美元指數走勢對人民幣匯率仍有重要影響。2021年以來，美元指數震盪基本主導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態勢。2022年，影響美元指數走勢的因素將延續多空交織。
管濤表示，如果歐洲、英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恢復到疫前水平，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加拿大央行、澳洲央行等開啓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則對美元指數形成利空。如果全球疫情持續發展演變、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地緣政治衝突加劇，將刺激市場避險情緒，或者通脹暫時論被證偽，美聯儲被迫加快貨幣緊縮，則對美元指數形成利多。
匯率雙向波動將更好的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對於匯率與經濟的關係，管濤認為，在匯率由市場決定、負責價格出清的情況下，國際收支會呈現自主平衡格局，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互為鏡像關係；匯率波動有助於吸收內外部衝擊，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
因此如果2022年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態勢加劇，外貿企業的財務壓力可能繼續緩解，匯率可能會更好的發揮對國際收支平衡和宏觀經濟穩定的自動“穩定器”作用。
他表示，IMF發佈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顯示，2022年全球經濟增速將回落0.1個百分點。因此2022年中國相對於美歐國家的經濟復甦領先優勢進一步消退，可能對人民幣形成利空。但如果市場預期引導得當，市場認為中國經濟下行是接近潛在產出水平，其他經濟體經濟恢復也不如預期，那麼對人民幣就形成利多。
明年我國外匯政策將繼續堅持中性原則
對於明年外匯方面可能出台的政策，管濤指出，近年來，政府部門堅持以市場化手段調節資本流動，維持了匯率政策透明度。隨着人民幣持續單邊升值，國內先後出台了“增加匯率彈性+調控資本流入+擴大資本流出”的外匯政策組合。
其中增加匯率彈性的措施是指，將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價模型中的逆週期因子淡出使用；調控資本流入措施是指，調降金融機構和企業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係數、提高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擴大資本流出措施是指，新批QDII額度、調降遠期購匯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調升境內企業境外放款的宏觀審慎調節係數。
展望2022年，政府部門可能會繼續引導企業樹立風險中性意識，加強對貨幣錯配和匯率敞口風險的管理，管濤建議增加貿易以人民幣計價結算，並鼓勵金融機構幫助企業提高外匯資金使用效率，適當增加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對外投資額度，支持境內機構購匯對外投資，有效對沖貿易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