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國國內不少人都試圖就對華問題獻策。其中，針對中國提出併成功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有美國政客提議華盛頓融合外交、安全承諾和美國商界的項目投資，推動美國版“一帶一路”。有人甚至標榜説美國版“一帶一路”不帶殖民動機、更具信譽度、也有更成熟的商業模式，將比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做得更好。
美國當然可以推動其國際合作方案，也可以和中國良性競爭，但如果那些建言者認為他們設想的美版“一帶一路”具有上述三個優勢的話，恐怕就是自我評價的嚴重偏差了，也將和第三方的感受嚴重不符。
類似美版“一帶一路”的計劃，即使不帶領土殖民動機，也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殖民企圖。與特朗普政府從經濟成本角度出發制定外交政策相比，拜登政府高舉價值觀外交大旗，把所謂民主、人權等意識形態放在對外戰略的突出位置。在這種總體設計之下，美版“一帶一路”勢必要把美式價值觀納入政策和項目的實施過程。不符合美式民主價值觀的國家，料將難以參與到美版“一帶一路”中。
從美國與其他國家開展經濟活動的歷史看，附加民主、人權等價值觀條件可以説是一種慣例。類似美版“一帶一路”的計劃如果真提出來，也概莫能外。即使參與其中的國家，在基建、貿易和投資等正常經濟活動中，也會面臨美式價值觀的嚴苛審查，從而導致經濟活動意識形態化。這勢必與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發展合作的初衷相違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有自己的國情和傳統，不願承受被意識形態殖民的惡果。
美版“一帶一路”不會具有多高的信譽。其實早在2011年奧巴馬政府時期，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就曾大力推動連接中亞和南亞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信誓旦旦地表態要在該地區擴大投資，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幫助該地區發展經濟。當時的聲勢很是浩大，也曾在該地區激起熱烈反響。但10年之後，該計劃早已不見蹤影。目前該地區大部分國家參與的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另外在TPP等經濟合作倡議推進過程中，美方信譽紀錄也是不佳。
原因很簡單，美國政治極化的兩黨制政治體制，決定了一屆政府制定的政策很容易被下屆不同黨派的政府推翻或者逆轉。僅僅4年或者8年，對於一個重大的倡議而言，缺乏應有的嚴肅性。美國新政府或可輕易地提出某個計劃，但其他國家需要審慎評估相關計劃的可行性，考慮參與其中的利弊得失。
類似美版“一帶一路”的計劃也難言成熟的商業模式。美國一些人士所謂的成熟商業模式，大概是基於冷戰初期“馬歇爾計劃”的經驗。確實，“馬歇爾計劃”算是成功案例，但其擁有美國新政府無法複製的特定條件。這就是當時美國超強的經濟實力幾乎可以運轉任何商業模式。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也讓其他國家不得不接受美國提出的商業模式。
但時過境遷，美國當下經濟實力相對衰退明顯，全球和區域範圍內調動資源能力下降，營造“成熟商業模式”的可能性大為降低。更重要的是，美國公司不會願意配合美國政府基於對華戰略競爭角度制定的所謂美版“一帶一路”，利潤導向決定了美國企業對基礎設施建設這種投入多、收效慢的項目不怎麼感興趣。
照此分析，美國一些人設想的美版“一帶一路”所謂三大優勢根本就不存在，但其兩大劣勢卻異常突出。那就是當前美國對外推動大規模經濟合作和發展計劃，既缺乏充裕資金，也缺少充足意願。資金方面，因為新冠疫情等各種原因，美國債務規模不斷突破歷史記錄，聯邦政府債務壓力與日俱增。在如此情況下，美國政府在籌措資金用在推動類似“一帶一路”這樣的大體量合作倡議上，難度不言而喻。即便能夠獲得一定資金，美國國內是更願意把資金用於改善國內老化的基礎設施，還是投資其他國家的基礎設施，答案也是非常明顯。事實上，拜登總統以及其他華盛頓高官都已公開表態，要首先加強國內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國內硬件設施的提升來增強美國經濟競爭力。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開放的，並不排除美國政府及公司的加入。如果美方真要從戰略上和“一帶一路”倡議進行非此即彼式的競爭，不顧現實條件地拋出硬槓的計劃，那隻會加劇美國國內的債務困境，徒增經濟負擔。（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