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中華民族的進步創造了前提，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時代。“標誌着中國革命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進入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告誡全黨：“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着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進一步叮囑黨的高級幹部：財政經濟工作已成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議程，應該認真研究財政經濟問題。各中央局及分局、大市委、省委、區黨委主要負責同志都必須經常討論財經工作，親自抓財政、金融、經濟工作；“中央政治局現在幾乎每次會議都要討論財經工作。”
為了領導好新中國財經工作，1949年5月中共中央決策，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並，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新中國成立後，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轉換為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先後兩個機構均簡稱“中財委”。
中財委是“黨中央的財經參謀部和具體作戰的指揮機構”，擔負領導和管理國家各種經濟事業的艱鉅任務，在國家政權體系中處於十分重要的位置。一是地位高。在新中國政權體系中，中財委歸屬政務院，是政務院下設四個委員會之一。二是管轄範圍寬。政務院下設部委有30個，除外交部、情報總署、華僑事務委員會直接歸政務院管轄外，其他27個部門由政務院下設的四個委員會分管。中財委分管16個，政法委分管5個，文教委分管6個，監察委負責監察政府機關和公務人員是否履行職責。中財委是分管部門最多的一個委員會。
中財委主任陳雲，是由周恩來點將、毛澤東認可、中央書記處集體贊同，在艱苦卓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中脱穎而出的。薄一波曾回憶説：“黨中央和毛主席在決定建立統一的財經領導機構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着是從東北調回陳雲同志主持中財委。陳雲同志是新中國財經工作的卓越領導人。1942年，他主持的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財經辦事處，工作很出色。解放戰爭時期，他主持東北財經委員會的工作，順利實現了東北全區財經工作的統一管理，較早地把經濟穩定下來。黨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為中財委主任，是再合適不過了。
同時，中央還先後選定三位有很強領導能力或有淵博財經知識的副主任輔佐陳雲。
第一位是中共華北局第二書記薄一波。他雖沒有專門從事過經濟領導工作，但多次承擔獨擋一面的重任，並協同華北局其他領導人出色完成平津接管，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重視，1949年3月即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參與黨中央重大決策討論。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開始籌組時，薄一波即輔佐陳雲。
第二位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他是中國最早獲得西方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留學生之一。學成歸國後，曾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委員長、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一位既有淵博經濟學知識，又有豐富從事財經工作經驗，且具有濃厚愛國情懷和追求真理品格的先進知識分子。10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後，規模擴大，陳雲感到需要增設一名副主任，最好選擇有威望、懂經濟的民主人士充任。周恩來向陳雲推薦馬寅初，立即得到陳雲認同。
第三位是中共東北局副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李富春。他從紅軍時期就擔任過財經領導工作；延安時期擔任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組織和領導延安大生產運動。解放戰爭中，李富春在東北協助陳雲抓財經工作；陳雲調到中央後，主持東北財經工作。新中國的財經工作異常繁重，陳雲肩負的任務太重，且體質較弱。毛澤東、周恩來綜合各方面情況，在第一次工商業調整時，調李富春到中財委協助陳雲抓工業和計劃工作，除任中財委副主任外，接替陳雲兼任重工業部部長。
這樣一個強強連手的領導班子，為中財委新中國第一年經濟工作的開拓，奠定了堅實的領導基礎。
新中國元年的財經工作在現代經濟史中具有開端和奠基雙重意義。當時國家經濟“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這就是在全國範圍內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而為獨立自主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歷史轉折點，由落後到進步的歷史轉折點，由壞情況到好情況的歷史轉折點”。從舊社會向新社會轉型，財經工作是最基礎的工作。在毛澤東、中共中央和政務院領導下，中財委在新中國第一年的主要歷史貢獻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結束舊中國持續12年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初步恢復城鄉貿易系統，使社會經濟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為新中國經濟的恢復和建設創造基礎條件。
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舊中國，在經濟方面有兩個突出頑疾：一是惡性通貨膨脹，一是城鄉交流阻塞。這兩大弊端，與連年戰爭緊密相聯，是舊社會長期積累下來的痼疾，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影響經濟發展。中財委如果不能治理這兩個痼疾，整飭經濟環境，不僅國民經濟恢復的局面難以打開，人民政權的鞏固也要受到嚴重威脅。
新社會是舊社會的產兒，從母體掙脱出來痼疾不可能自然消除。1949年的中國經濟，可謂千瘡百孔，生產能力低下，城鄉交流阻隔，通貨膨脹嚴重，物價不斷波動，社會秩序極度混亂。當時解放戰爭還在進行，軍費及接收下來的舊人員的供給，使人民政府財政負擔異常沉重，不得不大量增發貨幣，從而加重了物價波動和經濟動盪的隱患。新中國成立前後曾發生過四次大的物價波動。
通貨膨脹這個毒瘤，已依附舊中國經濟肌體12年之久。國民黨政府曾採取種種措施進行治理，包括髮行、税收、公債、控制物資、限制物價、幣制改革等手段，但都一籌莫展，未能奏效，直至財政經濟總崩潰。在解放戰爭沒有結束、人民政府財政負擔沉重的情況下，要解決這個久治未愈的痼疾，難度極大。
中國共產黨創造了奇蹟!
1949年5月，初到中央參與籌組中財委的陳雲，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支持下，協同中共華東局、上海市委和南京市委，6月在上海打贏了“銀元之戰”，基本結束了舊中國貨幣流通市場長期混亂的局面，為整飭惡性通貨膨脹創造先決條件。此後，資本家的投機活動從金融領域轉向商品流通領域，聚集於糧食和紗布市場。陳雲指揮剛成立的中財委，集中力量統籌調撥全國物資，掌控市場主要商品特別是糧食與紗布的供應，利用市場吞吐政策，狠狠打擊投機商人，控制住了第二次物價漲勢。
為儘快治理經濟環境，7月27至8月15日，陳雲領導中財委主持召開上海財經會議，從金融、物價、財政、貿易、管理以及軍事和政治等多角度，確定瞭解決通貨膨脹和財政困難的方針政策，大大提高了人民政府在穩定物價鬥爭中的主動性和計劃性，為各級財經幹部認識和解決財政困難提供了綜合治理方案。
新中國成立後，在上海財經會議確定的綜合治理方案基礎上，陳雲領導中財委，通過調運物資，保障供給；發行公債，緊縮銀根；集中拋售，控制市場；打擊投機商人，維護正常秩序；適量發行，保障財政運轉等幾個方面共同發力，先後平抑兩次物價漲風。
為徹底消除通貨膨脹隱患，1950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務院領導下，中財委具體部署和指揮，實現了全國財政統一。4月，全國經濟狀況開始好轉，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為彌補財政赤字而發行貨幣的局面結束了。5月下旬，全國物價出現穩定的局面。
毛澤東高度稱讚，平抑物價、統一財經鬥爭勝利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稱道陳雲理財之能!劉少奇在1950年慶祝五一勞動節大會的演説中進一步指出：“中國的財政經濟，在歷史上是沒有統一過的。國家財政收支，在過去數十年中也沒有平衡過，反動政府每年必須發行鉅額的鈔票和舉借鉅額的內外債才能過日子。中國的金融物價也是十二年來沒有穩定過的，人民必須在通貨膨脹的損失中付出鉅額的資金。但是人民政府在戰爭尚未結束與發生災荒及帝國主義封鎖等情況之下，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實現了這些重大的措施，並達到這樣的成績。這是任何反動政府都不能做到的，只有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做到。”
中財委在領導平抑物價的鬥爭中，初步恢復全國城鄉物資交流。首先是建立城鄉貿易系統，加強國營貿易機關對市場的領導。中財委成立後，就開始指導各解放區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以國營貿易機構為中心，敷設廣大城鄉的貿易網。從1949年9月起，華北貿總逐步改為11個專業公司；其中以內地調劑為主的有糧食、花紗布、百貨、煤鐵、鹽業5個公司，以出口為主的有豬鬃、土產、皮毛、油脂、蛋類5個公司，暫設一個進口公司。各專業公司在中小城市分設分支公司，垂直領導，資金、幹部統一調度。這一舉措對人民政府宏觀掌握和調控物資產生重要作用。
按照陳雲穩定市場、控制物價的重點在大城市、首先是上海的指示，解放區各貿易公司加強和各大城市特別是上海貿易公司的聯繫，紛紛在城市設立辦事處和籌備處。各地貿易公司與大城市業務往來的加強，不僅使城市物價從高峯下挫，並逐步促進全國貿易系統的恢復，促進城鄉交流的開展。中財委倡導各級人民政府組織農民和市民聯合的供銷合作社，聯營產品運銷和生產工具及生活日用品的採購。供銷合作社在平抑物價的鬥爭中，一方面防止廣大人民羣眾受中間商人剝削；另一方面利於國家掌握物資，穩定物價，對城鄉貿易的健康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中財委還提倡貿易自由，反對地方保護主義。鼓勵私營商業公司、行號下鄉銷貨或採辦工業生產原料，以輔助國營貿易和合作社供銷機構力量的不足。這些措施共同發力，達到了活躍城鄉物資交流、建立穩定有序的流通秩序和物資交流供求的相應要求。
全國財經的統一，從體制上保障了集中統一的貿易體制的確立，為新中國城鄉關係的重建創造了條件。隨後，中財委從實際情況出發，有步驟地注入公私商業資本，推動人民幣下鄉，為城鄉交流的發展注入活力。正是在貿易系統和商業資本初步具備的基礎上，新中國城鄉交流才得以開展起來。為扭轉市場蕭條、私營工商業經營困難的局面，中財委把推銷土特產作為進一步活躍城鄉交流、盤活經濟的重要渠道，並在實踐中獲得好的成效。土特產品的購銷，不僅為城市私營工商業產品開拓了農村市場，同時進一步促進了工業生產經營方向的轉變，明示了中國工業恢復與發展的正確路徑。1949年12月，天津舉辦的工業展覽會的訂貨情況，反映出農村市場對工業品、特別是對生產機械的廣大需求。這種需求明確了新中國工業發展的方向：凡一切為廣大農民所需要、有利於新中國工農業建設的工商業都是有希望、有前途的。
上述中財委在貿易工作方面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步改變了國民黨政權時期城鄉阻隔、城市剝削農村的惡疾，初步溝通了城鄉經濟聯繫，開闢了農村市場，使新中國經濟恢復和發展獲得較為穩定的國內市場，並加強了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創造了國民黨政府時期從未有過的經濟活力。
通貨膨脹和城鄉阻隔以至對立，是國民黨政府長期無法解決的問題，也是使舊中國經濟衰敗的全局性問題，中財委抓住這兩個問題進行整治，就抓住了舊中國經濟痼疾的要害，從而為新中國經濟秩序的建立和國民經濟的恢復創造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條件。
二、確立國營經濟在多種經濟成份中的領導地位，初步引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邁入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軌道，建立並鞏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
新中國的誕生，在政治上意味着新舊政權的更替，在經濟上標誌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向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牢固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是鞏固新社會秩序的基礎。
中財委自成立後，即參與領導了各大城市接管中的國營企業接收工作。1949年10月25日，政務院決定，陳雲為政務院指導接收工作委員會主任，領導中財委承擔接收國民黨政府人員及資材的重任。11月11日，政務院第五次會議批准陳雲《關於指導接收委員會工作報告》。隨後在中財委指導下，接收官僚資本，沒收敵偽財產，徵購、代管、收購外資在華企業及海關，加上新中國成立前解放區建立的公營工業，使國營經濟擁有了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控制權。
在官僚資本和敵偽產業接收和沒收中，最複雜的問題是產權歸屬的劃分。中財委私營企業局於1950年春，先擬訂《關於處理官僚資本的初步意見》和《關於處理敵偽產業的初步意見》兩個文件；經過實踐，10月31日，正式出台《中財委關於統一清理公私合營企業公股的決定》，以及《公私合營企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對要清理的公股範圍、主管機關、清理改組程序、清理期限等問題提出細則。在中財委指導下，避免了接管工作中國家財產的流失，充實了國營經濟力量，也鍛鍊和提高了財經幹部對產權劃分、財產接管等方面的政策水平。
在治理通貨膨脹、穩定物價的鬥爭中，中財委憑藉人民政權的力量，控制和統籌調撥物資，戰勝投機資本，確立了國營貿易在市場中的領導地位。全國財經的統一，進一步加強了國家控制社會經濟的權力，為國營經濟的發展和在多種經濟成份中領導地位的確立，創造了體制方面的條件。
增強國營經濟的實力，是鞏固國營經濟領導地位的根本條件。1949年11月1日重工業部成立，陳雲兼任部長，指導中財委工業考察團，對全國主要工業區生產情況考察近一個月；積極和合理協調全國工業幹部包括蘇聯專家的調配；領導重工業，推動全國各大國營企業克服重重困難，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在戰爭廢墟上重建、擴建或新建企業，使生產步入正常軌道。
接收下來的官僚資本企業，雖然性質發生根本變化，但企業本身的組織不合理。要使國營經濟真正發揮領導作用，必須對接收過來的企業進行改造，建立適合於新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環境的企業管理制度。中財委指導國營企業進行了民主和生產改革，為國營企業的健康發展創造重要條件。
國營經濟的迅速恢復和逐步強健，改變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中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力量對比，使國營和公營經濟在原料、市場、資金等方面處於絕對優勢地位，具備了協調、引導其他經濟成分健康發展的能力。在1950年工商業調整中，中財委按照中央部署將工作着力點放在公私關係、產銷關係、勞資關係的協調上，使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格局進一步穩固；加工訂貨的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的運用，使民族工商業有了全新的發展空間。
以國營經濟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和鞏固，在經濟和階級基礎上夯實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保障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併為人民政權的鞏固積累了物質基礎。加上新中國第一年劉少奇指導進行的合作社經濟的整頓與發展，1950年冬主持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使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進一步鞏固，為新中國邁入第二個年頭，有力量支撐並打贏抗美援朝這場震驚世界的立國之戰，並有效推進經濟恢復和發展，在制度和物質兩個方面準備了條件。
三、在統一全國財經過程中，初步建立符合國情與經濟發展要求的集中統一的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體制。
在治理通貨膨脹的過程中，中財委深感巨大的財政壓力。全國財經不統一，收支脱節，不利於節約支出、平衡收支、緊縮通貨、建立物價穩定的正常秩序，以徹底根除通貨膨脹的隱患；且恢復國民經濟需要物質與資金支持，客觀上要求統一管理和使用當時十分有限的財力物力。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政策上統一領導、業務上分散管理的方針”，已同新環境、新形勢和新任務不相適應。財經統一，大勢所趨，勢在必行。
1950年3月4日，政務院頒佈了陳雲起草的《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全國財經統一由中財委具體領導，包括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物資調度、現金管理三個方面。財政收支的統一，使國家收入中主要部分的中央收入，集中使用於國家主要開支。全國物資調度的統一，使國家所有重要物資，從分散無力狀態中獲得集中，變為有效力量。全國現金管理的統一，把所有屬於政府的但分散在各企業、機關、部隊的現金，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管理，集中調度，避免社會通貨過多，增強了國家現金使用量。
全國財經統一後，中央與地方在財政、金融、貿易等方面的權限得到初步劃分，實現了戰時“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經濟管理體制向和平建設時期“統收統支”的經濟管理體制的轉變。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財委從五個方面初步探索和建立了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制度。
第一，整理編制，統一供給標準。按照政務院統一財經決定的部署，3月，中財委建立了薄一波掛帥的全國編制委員會，大區、省、大城市隨即建立相應組織機構。編制委員會負責制定各級軍政機關人員、馬匹、車輛的編制和供給標準。統一編制，為國家節約了財政開支，精幹了國家公職人員隊伍，提高了工作效率；統一供給標準，保障了國家財政開支的統一，保障了1950年國家概算的嚴格執行，併為下一年財政預算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據。
第二，建立物資調配製度。1950年3月3日，政務院第22次會議在決議全國財經統一的同時，成立了以陳雲為主任的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3月16日政務院發佈《關於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的決定》，對國民黨統治時期，各地倉庫堆積的屬於國家的物資和器材的清理作出規定。清查出的所有物資器材，統歸全國物資清調委，商請中財委或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調配；清倉收入，一律歸國庫；國民黨時期對各公營企業一切物資器材分配計劃及全國各公營企業之間的經濟往來，一律無效；全國物資清調委下，相應分設各級地方政府和軍區後勤部及各工商企業的清調委；清調委為獨立會計單位。在全國物資清調和管理的實踐中，初步形成和規範了新中國物資統一調撥與管理的制度。
第三，形成比較完整的統一財政收支體制。4月1日，政務院發佈《關於統一管理一九五0年度財政收支的決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大行政區及其所屬省(市)人民政府的財政收支範圍、渠道、權限作出明確具體的劃分。由此，初步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統一財政收支體制。諸如預算制度、審計會計制度、財政監察制度、支領手續和報表制度等，使財政收支的統一落在了實處。在統一財政收支管理的過程中，中財委還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了對税收的統一徵管，包括整頓鹽税；強化企業税收徵管；建立農業税制，確定公糧徵收和管理制度等。
第四，初步確立現金統一管理制度，形成全國金融體系。建立了全國財政金庫和發行庫體系，以控制遊資，穩定金融，扶植生產，統一資金調撥。確定國家現金管理制度，使人民銀行成為國家的現金中心、清算中心和信貸中心，實現了銀行工作的重大轉變。進一步統一全國金融機構，健全銀行系統的垂直領導；人民銀行逐步實行總行、區行、分行、支行四級體制；普遍建立縣支行，健全區行、省行；建立和健全專業分行，規定各地專業銀行均受其直屬上級與當地人民銀行的雙重領導。適應多種所制經濟格局，保留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以及由民族資本金融機構組成的公私合營銀行；這些銀行均接受中國人民銀行的領導，在規定的經營範圍內從事業務經營。鼓勵農村信用合作事業的發展。這種多種成份共存的金融體系，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第五，實施國家貿易統一管理制度。中央貿易部在中財委領導下，依照3月14日政務院發佈的《關於統一全國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的決定》，在全國設立集中統一的貿易管理系統；建立糧食、花紗布、百貨、鹽業、煤業建築器材、土產，共六個內貿專業總公司；豬鬃、土產出口、油脂、進口、茶葉、礦產，共六個專業外貿總公司。規定了國營貿易機關的工作職權，確定了國營貿易資金管理的基本原則和國家物資調撥的基本原則等。在統一過程中，國營貿易組成廣泛的商業網，確立商品調撥制度，在促進城鄉物資交流，扶助生產，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國內流通秩序初步有序後，在政務院領導下，中財委又投入力量研究外貿工作，確立統一管理外貿工作的原則、方法和機制等。
全國財經統一管理體制的初步形成，使財力物力達到集中使用的目的，避免了分散和浪費，為實現國家財政收支、物資供求、現金出納三大平衡提供製度保障，為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及經濟恢復與建設提供必要的財力支撐，對於扭轉當時的財經困局產生重要作用。
四、從根本上開始扭轉舊中國的經濟結構，初步確立新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恢復重點。
新中國第一年，共產黨從國民黨手裏接收過來的是一個極度貧窮落後、以農業自然經濟為主，基礎極其薄弱的經濟體系，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都不合理。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出，中國只有大約10%左右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有大約90%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新中國成立後，要儘快將城市生產恢復和發展起來，實現將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的戰略任務。按照七屆二中全會精神，1949年3月17日，薄一波為新華社撰寫了《把消費城市變為生產城市》的社論，明確提出“變消費的城市為生產的城市，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並提出具體實現路徑，從而為中財委在新中國第一年轉變經濟結構提供具體的工作思路。
新中國的成立，使舊中國經濟結構存在的基礎發生了深刻變化。劉少奇曾深刻論述了這個問題。他説：第一，帝國主義已經從中國趕走，許多特權已經被取消。“我們已把中國大門的鑰匙放在自己的袋子裏，而不是如過去一樣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袋子裏”。中國工業的發展不再受致於帝國主義的控制，“這就掃除了一百年來使中國工業不能發展的一個最大的障礙。”第二，“人民解放戰爭已接近於勝利的結束”，我們的國家將完全轉入經濟建設的軌道。第三，1950年老區土改將完成，新區土改將於秋季開始，並在兩三年內基本完成。“如此，就能解放農村的生產力，以充分的糧食和原料供給城市，解決工業發展的市場問題。”第四，實現了國家財經統一和金融物價的穩定；“為一切正當的工商業及其他生產事業創造了一個恢復和發展的條件。第五，擁有了進行建設的國際條件。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使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強有力的同盟者”，“使我們能夠放手地去進行建設工作”。
在上述重大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舊中國原有的“服務於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以通貨膨脹和商業投機為基本內容的經濟上的虛假繁榮，突然不存在了”；凡“依靠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以及通貨膨脹和商業投機而存在而發展的一系列的社會經濟組織，都頓時失去了依據”；“許多工商業突然蕭條，停工、歇業、失業現象大量發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病態充分顯露”。環境的變化，要求工商業按照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組織和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生產；依據人民利益改變經營方針和改造自身，把舊經濟結構轉變為“面向人民”、“面向農村”的新經濟結構，以此在新社會獲得新的發展前途。
中財委主持進行了1950年工商業調整。通過調整公私關係，確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國家經濟領導下各得其所的格局；通過調整勞資關係，在私營工商業中建立平等、民主、兩利、契約的新型勞資關係；通過調整產銷關係，加強私營企業的計劃性，克服生產的盲目性，改變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中財委計劃局副局長孫曉村認為：“調整工商業，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重要經濟措施之一，其重要性僅次於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把個體農民經濟從封建的土地制度下解放出來，調整工商業則是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工商經濟組織，加以改造，使之能為人民大眾服務，並且有發展的前途。”新中國第一年的工商業調整，不僅鞏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同時有力地促進中國經濟發生歷史性轉變和根本性改組，即“把中國國民經濟從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軌道上，移到了進步的、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主的軌道上來”；為新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奠定了基礎、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在破除和改組舊生產關係和經濟結構的同時，中財委積極領導探索新中國建設之路。在1949年冬至1950年春，指導各經濟部委召開一系列專業會議，承擔了新中國經濟恢復和建設如何開局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謀劃。系列經濟專業會議，如同色彩斑斕的畫筆，繪製了新中國建設藍圖，確定了財經全面恢復和工農業重點恢復政策相結合的工作方針，並據此擬定1950年生產計劃和工作任務；使中央管理部門掌握大量經濟情況，聚集大批專家和管理人員對各產業的發展全局進行研究和協調，從而降低或避免經濟恢復過程中的盲目性，平衡產銷關係，也為全國財經統一作了準備。
新中國第一年，國家財力物力人力都極為有限，百廢並舉不可能。中財委從基本國情和舊中國遺留的經濟現狀出發，確定鐵路交通和水利為經濟恢復的重點，使有限的財力，對國家經濟建設全局產生了最優化的影響。在回顧新中國第一年工作時，陳雲清楚闡述了經濟恢復重點確定的思路。他説：要實現全國規模的恢復與發展中國工業，首先要創造一些基本條件。一是恢復交通，尤其是鐵路交通。交通阻塞，會使全國城鄉經濟永遠處於癱瘓局面，根本不可能進行工業的恢復和發展。二是恢復農業。通過農業恢復，迅速解決糧食與工業原料(尤其是棉花)的需求，同時為城市工業開闢廣大市場；而農業的恢復，目前最重要的關鍵，除完成全國土改外，即在水利。只要幾條主要河流能避免水災，並起一定灌溉作用，加上若干農業技術改良，農業的面貌就可以大大改觀。實踐證明，確定鐵路交通和水利為經濟恢復的重點，抓住了新中國開局之年經濟建設事業的牛鼻子，在經濟恢復與建設全局中起了重要作用，併為以後經濟的發展提供基礎條件。
中財委在新中國第一年的實踐，開啓了中國經濟史新的一頁，具有歷史轉折意義，對新舊社會交替中的經濟基礎具有奠基作用和長遠影響，為人民政權的鞏固和發展創造了經濟制度、體制和物質的基礎。
第一，在新舊社會歷史變遷中，成功完成經濟方面的歷史轉變任務。實現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向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轉變，由戰時經濟體制向和平建設時期經濟體制的轉變，由解放區人民政府的局部經濟管理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國家經濟管理的轉變。這三大轉變帶來了舊中國經濟生活中從未有過的獨立自主、城鄉結合、中央與地方統一、產銷運行逐步有序的新局面，使長期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得以擺脱通貨膨脹、物價波動、民不聊生之苦，在共產黨引領下踏上了當家作主人、建設新國家的歷史征程。這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第二，在破舊立新的歷史發展中，探索和建立了符合國情、順應中國歷史發展方向、對國家經濟發展有着長遠影響的經濟制度和體制機制。中財委建立的以國營經濟為領導的五種經濟成份並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集中統一的國家經濟管理體制，實現了共產黨執掌的國家政權，對整個社會經濟的主導和調控；並促進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向着有利於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發展，即：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逐步壯大，領導地位得到加強；勞動者個體經濟與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發生日益密切的聯繫，合作社經濟得到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接受改造，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有所發展，社會生產與流通的有序性日益增強。
第三，在新中國起步的歷史進程中，擬訂了利於國家經濟恢復和發展的經濟戰略，奠定了鞏固新政權的物質基礎。中國共產黨執政一年後，便經歷了抗美援朝戰爭。在艱難和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新中國第一年積累的經濟財富，使新國家擁有了應對突發事件的經濟實力；加之經濟制度和管理體制的有效性，使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在抗美援朝戰爭沒有中斷；財經方針根據戰局的變化，順暢地由“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向“邊打、邊穩、邊建”轉變。中財委直接領導下的全國財經工作，不僅支撐住了鉅額軍費，並在抗美援朝戰爭的進程中圓滿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如果沒有國民經濟重點恢復和發展戰略的正確選擇，在短短一年內，新中國不可能在極度殘破不堪的經濟基礎上，獲得鞏固政權的物質力量。第一年如果方向走偏，如果在物質和制度、體制機制方面沒有一定的創造和積累，在隨後出現的國際形勢惡化、國內財政壓力加大、經濟恢復任務進一步緊迫的情況下，財經工作很難有所作為；而沒有堅強有力的經濟支撐，新政權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勝利與鞏固也是不可能的。
萬事開頭難。新中國第一年財經工作的重要和深遠意義無庸置疑。在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政務院領導下，中財委帶領全黨財經幹部走好了破舊立新的第一年，以出色成就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能夠領導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人民政權，且有能力運用經濟手段管理好國家，建設新社會，帶領人民奔向光明的未來。這一年治亂興衰的財經史，給後人留下寶貴的啓示和經驗。
(本文來源：遲愛萍著《破舊立新：新中國元年的中財委》，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全書56萬餘字。該書主要展現了中財委在新中國元年，即1949年10月1日至1950年10月1日的歷史活動。《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對“元年”其中一解是：“政體改變或政府組織上的大改變的第一年”。故該文撰寫時選用“新中國第一年”稱謂。)
(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