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標誌着我國西部地區即將開啓新一輪高質量發展。投資是西部發展的重要驅動力，而傳統投資的邊際效用逐漸遞減，經濟體量受限，限制着高質量發展，那麼“新基建”就將成為撬動國內消費槓桿和挖掘市場潛力的主要工具，這也是我國發展結構向智能化轉變的標誌。
立足“新基建”，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
戰略性產業集聚往往伴隨着重大技術的突破，“新基建”有助於改變我國西部傳統基建邊際效率遞減的困境，培育出一批能夠帶動經濟增長的可持續發展的新興產業。這就要求西部地區必須實現從過度依賴投資拉動到消費與投資協調拉動的轉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大力構建互聯網、大數據、5G基站、新能源以及新材料等新型產業集羣，壯大數字經濟，優化戰略性重組和加大新興產業佈局力度，堅持包容審慎監管，打破區域行政劃分和市場壁壘，實現省際之間技術共享、企業聯合體運營，發展需求對接，形成“互聯網+”空間佈局、科技協同創新、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一體化發展。同時要擴大實體經濟體量，增強區域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協同推進相關產業高質量發展。“新基建”帶來的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會逐漸加速城鎮化，刺激下游新興產業的需求，拉動智能化經濟、數字化經濟的增長，從而重塑消費結構和供給結構，推動新基建領域產業集聚，加速西部地區形成產業園區，發揮“頭雁效應”。
立足“新基建”，共商數字基建打造發展新動能
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達35.8萬億元，佔GDP比重為36.2%，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67.7%。新基建作為發展數字經濟的助推器，有助於緩解區域發展之間的數字鴻溝，構建高質量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大力發展數字產品服務，讓AI技術與傳統服務業融合發展，拓寬受眾面，實現資源在更大範圍的優化重組，發揮數字經濟規模效應。在這一過程中，要遵循當地經濟發展現狀，避免過度拔苗助長。西部地區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通道，以此來連接內外循環，發揮陸路規模集聚效應，增強區域經濟發展韌性，對於構建經濟雙循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創新數字金融消費是挖掘消費潛力的主要措施。保護個人隱私信息，規範人臉識別技術，在信用消費的基礎上加快資本週轉與循環，對拉動內需和刺激內循環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可以使得消費虛擬化和多元化，增強數字產品供給能力，讓數字經濟成為連接傳統產業和新型市場的理想載體。
立足“新基建”，統籌勾勒智能化城市羣藍圖
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城鎮化率為60.6%，而發達國家平均約80%。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達71%時，新增2億城鎮人口中的80%將集中在19個城市羣，60%將在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7個城市羣。未來，上述地區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等基礎設施將面臨嚴重短缺。所以，構建像成渝、蘭西等西部智慧城市圈，有助於緩解東部沿海地區的城市病，而這裏也是承接國家相關產業的最佳之地。為此，應打破行政壁壘，統籌調整城市結構和功能用地，合理規劃，實現信息化、工業化與城鎮化的深度融合發展，從而在緩解東部大城市病的基礎上提高西部城鎮化率，實現精確化和動態化管理，進一步釋放經濟紅利。城市羣的形成，可以加速智慧城市的建設進程，為新一輪城市建設和佈局搶佔制高點。在這一過程中，發展低碳住宅、智能交通、智能電網、智能醫療以及智能教育是大勢所趨。但是在轉型的陣痛期，必須穩紮穩打，方可對接東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相關技術人才落户西部地區，增大西部發展體量，增強人口集聚功能，從而促進東西部融合發展，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智能化城市羣。（蘭州大學經濟學院 範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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