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30年前的浦東開發是一場大突圍，是對嚴峻國際環境的突圍，是對國際上欠缺中國認知的突圍，是對制度掣肘的突圍，也是對如何認知世界的突圍……。這一系列突圍不僅需要想象力，還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氣。所幸浦東開發有趙啓正先生這樣一位智勇兼備的操盤手，得以描繪出今天作為國際大都市的成功畫卷。2019年6月11日，在中國網和雲河都市研究院共同主辦的“開放與創新 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研討會”上，趙啓正先生主旨發言分享了浦東開發的經驗。
浦東開發是在1990年4月宣佈的，當時西方主流媒體的輿論是中國做不好這個事情，中國不是真想改革開放，只是政治表態，是在喊口號。這個時候的關鍵是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的事情，如何對世界介紹浦東開發。
關於浦東，當時除了上海人連北京人都不知道，甚至在上海的地圖上也沒有浦東二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通過出去演説、接待外賓等各種辦法向國外人解釋，讓浦東逐漸被外國所知曉。最早説我們不是喊口號，而是行動者的是基辛格博士。他從國務卿退下來以後，是多個美國跨國公司的中國問題顧問。他到中國來必定要在上海停一下，和我進行1-2小時談話，我非常仔細地向他介紹了我們的規劃。當時他問的問題既很簡單也很重量，諸如：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會不會維持下去？中國改革開放到底有沒有危險性，是不是穩定的？人民幣的動向？中國哪個城市改革開放最有希望？哪些行業美國人可以試着做一做？等等。
當時我們請了英國、意大利、日本、法國四個國家最好的設計所和中國自己的設計院參與規劃。最初給的設計條件很簡單，結果是上海的設計最差，國外設計公司的設計都各有其道理，讓我們大開眼界。之後我們綜合了幾個國家的設計，出了一個模型，同時原來的五個模型也留着，一共六個。第二次向基辛格介紹之後，看到我們這麼認真，他相信你是行動者了。
到1996年，打樁機很多了，起重機也很多了。當時聯合國説中國浦東的建築起重機佔到世界起重機的17%。這個原文我自己沒有找到，但是有好多外國人來問。這個時候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出了篇大文章，説訪問了上海市副市長趙啓正，他坐在舊式沙發上，操作着新式多媒體向我們介紹了一個野心勃勃的浦東開發計劃。假如在他有生之年浦東開發可以建成的話，中國就不只是政治大國、軍事大國，也是經濟大國了，到那個時候我們該害怕他們了。同時還畫了一幅漫畫：一雙筷子正要夾起美國國旗當作小菜。我給該報寫了一封信，表示不能同意，我們中國沒有拿外國當小菜吃過。他們也給登了，還加了一個題目《中國人不喜歡弱肉強食》。其實人家的表達是兩面的，是很公正的。
浦東開發伊始我們最大的困難是到底如何來建設一個現代城市，那個時候雲河都市研究院的這些城市指標參數我們還不知道，只是覺得全國已經有了五個特區，浦東是第一個新區，一定要有新意。所以浦東新區絕對不是經濟技術開發區、不是科學園區，更不是文創新區，它一定是現代綜合城市的一個新市區。
浦東面積很大，按什麼標準來定位？當時已經開始討論經濟全球化，所以我們就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謀劃把它建設成為一個能在國際上有地位的經濟城市。
國際城市的經濟包括外貿、國際資金的流通、國際信息的交流以及國際交通的樞紐。當時中國還沒有一個城市具備這些條件，有資格能和巴黎、紐約、倫敦、東京、新加波這樣的城市相提並論，因為我們的GDP太低，甚至連國際電話都打不通。那時我們做過一個測試，從紐約向外部打電話，95次有1次不通；從上海往外部打電話，打100次只能通5次。這就是當時上海沒有資格做國際城市的一個小例子，所以我還去找過AT&T討論網絡現代化的問題。
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差異也大，在沿海地區開闢了特區和新區之後國內也出現了一些批評意見説不應該給特殊政策。當時基辛格就問為什麼發達地區有特區而落後地區反而沒有？我解釋説一百斤小麥在浦東種下去可以收穫三百斤，如果在西北地區種下去只能收穫一百五十斤，怎麼能夠再發展？他聽明白了，説不過這個有政治問題，將來發達地區更發達，不發達地區跟不上，肯定就不平衡了。
當時向國際介紹浦東開發需要智慧，不能一味強調這是中國的一個新區，是中國的一個什麼東西，我們一定要説這是世界的一個什麼東西。我們講亞太有一個經濟走廊，從東京開始，經過漢城、上海、台北、香港、到新加坡。這些城市的腹地加起來佔到當時世界GDP的15%左右。上海居中，因此在上海投資可以顧及到東北亞，也可以顧及到東南亞，這個説法有一定的説服力。同時還要強調我們的開發不只是經濟開發和項目開發，而是社會開發，就是爭取社會的全面進步。我們錢很少，但是在建學校和開醫院方面還儘量往外拿錢，這是浦東開發的一個基本思想。
總結浦東的時候我不太喜歡用數字，一説數字往往就把大家説糊塗了，説同質化了。上海跟深圳有什麼區別？和四小龍比有什麼區別？上海的特點是什麼？我們有出口加工區，人家也有，好像都差不多。其實浦東開發是有它獨到的特色的。
浦東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基本思想，是思路，而不是GDP、公路、發電量等硬的成果。我今天着重跟大家彙報一下當時的思路。第一個思路是在地球儀旁邊思考浦東開發，我們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設計浦東；第二不是某個專項特長的開發，而是綜合性開發，是社會開發；第三我們錢非常少，如何吸引外資，如何找外面的錢，哪些東西先發展要有個順序，土地的批租也要有所照顧。那就是首先發展基礎設施，城市如果沒有水電煤氣和交通是活不了的。往下就是金融，吸引國際大銀行過來，給他好的位置，當然還有高科技。
現在特朗普老説我們是強迫轉移技術，在我那幾年的實踐中，外國技術來得不少，但是我沒覺得強迫了什麼。以汽車為例，當時中國汽車工業很落後，上海牌汽車在二十年間只生產了10萬輛。去找豐田，人家説你們還不是生產汽車的時候，你們還處在購買汽車的時候，以日本的經驗，生產汽車你們還要再過些年。去了幾次，人家很不耐煩，這就找了德國大眾。德國人説得很清楚，你們要國產化我們有兩個要求，一個是知識產權的錢該給的要給，第二個國產化零件做出來以後要按照德國標準測量合格之後你們才能用上去，這樣保證會成功。在桑塔納基本成功的時候，我們再去找豐田，還是不來，他們覺得雖然德國人來了，但是看你們還是不行，還要再過幾年。這時美國福特和GM同時來了，兩家都説自己的技術好，給你最新的設計，絕對不是把美國生產的舊車給你。兩家都拿最好的技術來比賽，他們認為如果技術不好，在已經有德國車的背景下會吃虧。當然我們有一個限制是合資，特朗普就認為你們分享了技術，但是我們並沒有強迫，他們兩家都很積極地在競爭。
關於土地利用，我們也有自己的思路。浦東初期只有六百萬平方米，擴展幾次了，現在超過兩千萬平方米，很大的面積了，但是仍然不夠用。土地的批租在當時要冒很大的風險，中國的老憲法是土地不能夠租給外國人，更不能賣給外國人的，這是違反憲法的。後來我們想了一個詞叫做“使用權”，這樣我們沒有批租土地而是批租的土地使用權，“馬馬虎虎地”把這件事辦下來了。我們當初的確很不容易，後來憲法有所修改。
我們還提出要“惜土如金”。浦東的土地不按畝批租，而是按照平方米批租，樓就按照建築面積批租。惜土如金的提法上海是全國是最早，可能也是唯一的，我們還請書法家將這幾個字寫好貼在牆上。所謂惜土如金的內容是兩個，一個是土地貴，一個是投資密度要大。
當時國內有一個説法叫做“文藝搭台，經濟唱戲”。就是搞文藝匯演，搞電影節，搞風箏節，説是吸引外國人來把經濟搞上去。浦東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覺得這是兩類不同的人，文化人和藝術家來了不投資，經濟學家或者是企業家來了也不看戲，所以我們不贊成這個説法。
對於當時流行的“築巢引鳳”，我們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地方雖然有了開發區，但沒有人來，怎麼辦？就蓋房子，認為房子蓋好了鳳凰就能來，這就是所謂的“築巢引鳳”。關於這一點，我多次和日本人交流，日本人説絕對沒這事。你要蓋賓館，畫圖的時候就要徵求賓館運營商的意見，像森大廈這樣很有名的日本企業就是這麼做的。我就學習這點，絕不築巢引鳳，有了鳳凰了再築巢。
當時讓我管土地，我簽了字之後才生效。那麼土地有高檔的，有低檔的，有交通方便風水好的，有交通不便風水不好的，價格差很多。好的1平方米可能300美元，差的可能20美元、50美元。我們在批土地的地圖上寫上價錢，300、200、250、100，這個價格必須是合理的連續，如果在高價區突然出一個低價的必有問題。有一次在300美元高價區突然出現100美元，我不問理由，要求退回去重議。惜土如金具體做起來並不容易，因為要防止下面某個土地廉價給了別人。
今天説不忘初心，我們的初心是建設一個繁榮的新市區，建設一個亞太營運的中心城市。“亞太營運中心”哪來的，我現在想不太起來了，也許是日本用過這個詞，也許是我們自己靈機一動説出來的。總而言之這個提法現在看着還很新鮮，我們當時就有這個思想了。
講到初心，至少我們不能腐敗。香港無線電視台採訪我的時候説浦東繁榮之日就是腐敗之時。我説絕對不會，一定不會，我們一定交出一個繁榮的浦東，一個廉潔的浦東。話是這麼説，做起來很難。最初浦東是800名公務員，媒體説八百壯士，到繁榮之時無一人會落馬。説了幾個月發現做不到，後來就不敢説了，也許有少數人落馬。我們就規定了幾條：第一條是以一流黨建帶動一流開發；第二是養成勤政、廉政好習慣。這還不夠，規定三條高壓線，第一是趙啓正不許參加土地批租會，我的副主任也不許參加。因為我一參加，投資者就包圍我們，要求降點價，如果我説降一點，他會給我很大的報酬。因為土地價錢高，所以幾個主要領導不參加土地批租。第二是招標我們也不參加，不知道標的，找我們也沒用。第三是當時動遷量很大，很多人要搬家，要把土地讓出來，我們不得給老部下朋友開條子照顧動遷的特殊利益。
上面講的這些浦東開發的思路基本上是成功的，今天浦東本身也遇到困難了，土地不夠，人力成本高，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可惜的是雲河都市研究院的研究成果這兩年才給我看到，如果當年給到我就太好了，那就派上大用場了。往事不可追，但是往事可總結，時代的發展往往就是這樣的，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為今天的市長們所用，能為今天的城市建設派上大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