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炳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內大循環為主着眼於提高國內經濟發展的效率與公平，國際大循環逐步進入全球化的新階段，更好地分工協作，及應對人類共同難題。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格局逐步形成，大國經濟才能做到行穩致遠。要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就要堅持創新發展，加快有助於效率提升促進公平的制度變革，儘快形成新的全球化倫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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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重要方針戰略的提出也反映了近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
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全球化。2020年註定是一個要載入史冊並留下濃重一筆的年份，這一年發生的重要事件可能會對未來的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深遠影響。第一個重大事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暴發。截至8月10日，全球累計確診病例接近2000萬例，達到19988503例。其中，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感染人數達到520萬例，死亡人數超過16萬人，疫情還在繼續蔓延。第二季度美國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率計算下滑32.9%，這是1947年以來的最大降幅。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雖然較早在國內暴發，但是現在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受此影響，上半年中國經濟下降1.6%，其中一季度下降6.8%，二季度增長3.2%。
實際上，本次疫情因為時間長、跨度大，在多個重要經濟體遲遲得不到穩定控制，它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將會在今後一段時間逐步顯現。因為抵抗疫情而採取的居家隔離、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使經濟活動停滯，在疫情期間只有關鍵性、基礎性行業與產業在繼續營運。在現代經濟體中占主導地位的服務業受到的衝擊尤其劇烈。疫情還對全球產業產生重大影響。為抑制疫情，各國紛紛採取限制人員流動的政策，國際航班大幅減少，人員流動急劇縮減。通過國際貿易實現的物資流動，也深受疫情衝擊。全球供應鏈深受疫情衝擊。
其次是逆全球化趨勢抬頭。疫情暴發前，逆全球化趨勢就有所抬頭，疫情暴發之前，隨着大量人流物流的減少，世界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就更加嚴峻。
國內大循環是以提高國民福祉為依歸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經濟實現騰飛。這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大循環，融入全球分工鏈條並在國際價值鏈上不斷攀升的過程。雖然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今年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數千萬人的脱貧。但是經濟發展還有不平衡不協調，發展質量不高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改革，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實現高質量發展，滿足人們日益提高的新的物質文化需求。因此國內經濟大循環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契機。
為什麼要提升優化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在國際大循環的背景下，全球市場為中國產能提供了廣闊市場，對國內市場的精耕細作略顯不足。環境資源的承載能力，越來越逼近極限。與此同時，人民對乾淨的空氣，安全營養的食品和潔淨水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企業對法治化、透明化、制度化、高效化的營商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以國內大循環為主，也具備了一定的有利條件，我國的大市場、健全的工業門類、綜合實力等是其中關鍵因素；中國有14億人口，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由全球最全的工業門類，製造業比較發達，近年來，在價值鏈持續攀升，一些高技術產業在全球取得領先地位。
提升國內大循環的途徑，一是在消費側，在消費一端大力提高商品消費品的質量，大力提高服務業產品的質量，使消費者可以享受到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這需要在商業流通，零售和批發和物流，等等，甚至是產品製造的幾個環節，大力提高質量。像一些民生行業在這次疫情當中會體現出來，一些食品加工運輸、物流生產都是民眾生活的必需行業，這些產業也決定羣眾生活的質量，無論疫情暴發前後，都是民生離不開的產業。二是在供給側，大力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消除抑制生產率提高的一些制度性的因素，努力提高這個企業的技術水平，努力地暢通經濟循環的各個環節，使之更加的高效潤滑。
國內大循環為政策制定提供了轉圜空間。因為全球性公共衞生危機導致的全球供應鏈危機，嚴重衝擊經濟全球化。再依賴外需，將會因為需求的萎縮導致嚴重的經濟收縮甚至是陷入到衰退當中。因為主觀逆全球化思維的存在，一些大國秉持損人不利己的貿易戰措施，對經濟全球化形成雙重擠壓，動輒實行制裁和關税大棒，使外部需求充滿不確定性，如果不能暢通國內大循環，勢必會使經濟遭受雙重打擊，而放大經濟週期波動，導致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要重視創新。新一輪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依靠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改變生活生產的方方面面。科學技術依然是第一生產力，插上新一代信息技術翅膀的經濟能夠更好滿足人民的需求和供給端的效率提升。中國隨着寬帶網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信息需求激增，一些高科技公司具有全球競爭力。但是必須看到，我們的信息技術不夠強，特別是在底層關鍵基礎設施部分，操作系統、半導體、存儲等核心關鍵設備依賴國際供應鏈，遇到主客觀逆全球化衝擊，都會累積高風險。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要持續制度變革。更好的營商環境，更高效鏈接的公共服務制度。加強要素市場改革，破除阻礙經濟發展的“腸梗阻”和事實壟斷現象。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要真正實現消費者為中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典型的通過改革更好滿足需求的政策導向。更發達的商業性服務業的發展。
全球化與國際大循環進入新階段
全球化傳統階段的大循環，是勞動力富裕國家、資源型國家和資本型國家的國際分工和全球大循環。傳統階段的全球化是消費、投資和製造的大循環。新階段的全球國際大循環，可能需要跳出傳統國際化全球大循環的窠臼，在新的信息技術的助力下實現全球協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大循環。
這種國際性大循環發展到今天已經具備了一些新的特徵和因素。首先是國際大循環的引導力量，從之前的資本和消費引導，製造跟進，帶動資源消費的傳統模式，逐漸過渡到更加平衡的發展。這歸因於英美髮達國家的自身經濟發展復甦不暢，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沖擊，陷入了新的經濟泥淖。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通過“一帶一路”項目，把基礎設施輸出和供給端的產能輸出相結合，暢通消費品國際循環的渠道，成為一種新亮點和新的模式。這種新模式成為新階段全球化的推動力量。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全球公共衞生危機與之前幾次的疫病流行就有較大的不同，這次疫情的持續時間更長，從今年年初到現在，在一些國家沒有緩和的跡象；它的影響特別廣泛，深入到世界的各個角落。疫情將深刻改變全球經濟發展軌跡。
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的關係及政策應對
國內大循環的水平提高越快對國際市場的吸引力越大，越能在全球化領導力下降的今天，發揮我國對全球化的一種引導能力，使中國的市場對全球經濟和國際企業更具有吸引力。國內大循環的水平越高，越能促進我們而融入全球經濟的能力和水平，在全球化市場當中提供更高效的產品和服務，為全球經濟大循環提供新的觸媒和推動力。國際經濟大循環雖然遇到了暫時的困難，但是全球化分工的長遠趨勢，不會中斷，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我們還是要鼓勵企業走出去，鼓勵市場主體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主動融入全球分工和全球經濟，但是以更高質量、更高標準、更高效率參與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當中。
從各個國家特殊貨幣政策的角度講，目前財政貨幣政策的轉化率低，在一些經濟發達體的財政債務水平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持續攀升，已經不能夠在經濟刺激方面提供更大的力度的財政支援。為應對上次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大衰退，各個國家出台了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在疫情暴發之前各國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在逐步地退出。但是為應對這次疫情大流行使各個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餘地已經到了耗竭的邊緣。國際主要經濟體的財政貨幣政策的餘地有所減小，這也加快塑造新階段全球經濟循環的新模式新特點。對我國經濟體系的啓示意義就是要加強跨週期宏觀經濟政策的設計和協調，完善宏觀調控。
基於此，國內大循環為主着眼於提高國內經濟發展的效率與公平，國際大循環逐步進入全球化的新階段，更好地分工協作，及應對人類共同難題。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格局逐步形成，大國經濟才能做到行穩致遠。要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就要堅持創新發展，加快有助於效率提升促進公平的制度變革，儘快形成新的全球化倫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