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正在引發世界經濟變局，同時也使數字經濟治理成為全球治理的新焦點。2019年各國數字產業規模統計顯示，中美已經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的“兩極”，日本則是“第三極”的主要構成力量。過去兩年，日本在這方面表現積極，不僅明確推出“數字新政”，還將“建構數字經濟領域相關規則”視為外交新任務之一。除了助推國內經濟的考慮，日本還希望能在其中發揮引領作用，幫助實現自身“政治大國”的戰略夢想。
第一，針對全球數字經濟治理，日本積極提出符合自身國家利益的戰略理念，並竭力在多邊或全球外交舞台推廣這一理念。2019年初，首相安倍晉三就代表日本高調提出所謂“數據在可信任條件下自由流動”原則，即“DFFT”（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着重強調數據流動的自由度、安全性和完整性。同時，日本還希望普及數據“公開化”原則，尤為強調政府數據的公開化、透明化和可獲取化。由此，“DFFT”原則成為日本參與全球數字經濟治理的基本理念，日方官員不斷在G20等場合解釋、宣傳這一理念的內容與價值。
第二，日本積極在多邊或小多邊層面構建所謂“數字經濟治理同盟”，逐步將自身戰略設計轉變為具有實際約束力的規則條例。其中，日美歐三邊貿易部長會議就是日本意圖實現上述戰略目標的主要路徑之一。該機制起步於2017年12月，是日美歐三方為研討並協商解決全球貿易公平性問題而設立的三邊會晤機制。2018年9月，第四次“日美歐三方會談”首次將數字貿易和電子商務等議題納入商討範圍，標誌着日美歐三邊就數字經濟治理這一新興議題正式謀求戰略性共識。2019年5月第六次會議上，三方就共同制定更多WTO成員參與下的高標準協議達成共識。由此，日美歐三邊圍繞數字經濟治理議題的協商機制日漸成熟、完善。而能與美國、歐盟這兩大主要經濟體構建數字經濟治理合作平台，本身已被日本視為經濟外交的突破性成果。
第三，除參與日美歐三邊機制合作與談判，日本還獨闢蹊徑，與美國在去年率先達成雙邊性質的所謂高標準且全面的“數字貿易協定”。應該説，日美同盟是戰後歷屆日本政府考量並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點。穩固並發展日美關係，服務好美國全球戰略的部署與實施，是日本外交政策的要務之一。基於這一戰略認知，日本在數字經濟治理議題上也倒向美國，並在數字關税、數字產品的非歧視待遇、跨境數據傳輸、數據本地化、計算機源代碼和算法、使用創新機密技術等頗具爭議的問題上對美進行妥協。顯然，日本此舉一方面有助於穩固日美關係，另一方面也符合日本率先在數字經濟板塊搶佔“規則制高點”的戰略盤算，幫助其在未來全球數字貿易中構建制度競爭優勢。
綜上所述，日本希望以數字經濟治理議題為切入點，以小推大，構建所謂“大國”政治形象，而“政治大國”也是戰後日本保守政治勢力鍥而不捨的追求目標。但日本能否通過參與並引領全球數字經濟治理，實現所謂“政治大國”的國家戰略，還取決於多方面因素。這不僅需要日本國內數字經濟產業及相關高新技術的強力支撐，更取決於全球政治經濟局勢的動態發展。前者是內因，是關鍵，後者是外因，也是重要決定條件。
坦率而言，戰後日本始終未能擺脱束縛，構建起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與政策，這是其一直沒能實現“政治大國”理想的根本性短板，儘管日本也已為此付出極大努力。着眼於當下的全球數字經濟治理，政策獨立性仍是橫亙於日本數字經濟外交面前的一道難關，唯有解決這一現實性問題，它才有可能向“政治大國”邁出堅實一步。（作者陳友駿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