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巴菲特股東大會即將召開。
每年五月的第一個星期六數萬投資人都會懷朝聖的心情，前往位於美國奧馬哈的伯克希爾哈撒韋總部。
受疫情影響，今年的股東大會將不允許股東親自出席，改為全程現場直播。
此前，金融界連續三年前往現場為中國投資者帶回一手資訊與精彩觀點，並在海外舉行中美投資人峯會，本次巴菲特股東大會我們亦不會缺席。
4月30日19點，“戰疫·未來—金融界之夜暨2020中美投資人云峯會”準時上線，金融界邀請海內外專家共聚一堂，搭建中美投資溝通橋樑，聚焦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革與機遇。
在“戰疫·未來—金融界之夜暨2020中美投資人云峯會”上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發表了觀點，他指出相對於前幾次危機的應對措施，本次危機應對更有章法。對於大眾關心的產業鏈問題，他比較樂觀，指出只要全球化有利可圖，產業鏈佈局就不會出現大變化。他建議投資者不斷髮掘不同的核心資產，而且要注意捕捉新行業、新產業、新浪潮。
與前兩次危機相比，本次應對更有章法
金融界：全球應對此次危機的措施如何？
邵宇：相對1929年的大衰退或者2008年次貸危機，此次危機全球應對更有章法。1929年時，全球尚無積極的財政政策，當權者信奉新古典經濟學，相信市場的自行修復能力，會自行找到合理價格。但因此產生的失業下崗、產能喪失以及福利下降讓人們無法忍受，於是凱恩斯主義橫空出世，也就是財政政策的刺激。在經歷了1929年和2008年兩次危機後，決策者吸取了教訓，此次出台了大規模的財政刺激，來避免短期產能不足導致的經濟下行風險和失業風險。應當説現在大家都是凱恩斯主義。目前財政刺激的總規模是5萬億美元甚至更多，這對經濟增長多多少少是有幫助的。至於貨幣政策，其實1929年和2008年都有所啓示，1929年完全沒有貨幣政策，2008年開始了量化寬鬆，也就是所謂的伯南克主義。
此次應對中，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各個央行的行動都非常快，快速印鈔，美國還無上限地供應流動性，這是因為擔憂出現與1929和2008年類似的流動性黑洞和經濟的負面循環。目前來看，這樣的負面循環已經被打斷了。跟前兩次危機相比，這次我們有更多的財政、貨幣政策工具，應對方式也更加有效。至於效果，還有待觀察，我們確實比之前聰明多了，相比前兩次，人類的債務已經到了歷史新高，現代貨幣理論MMT表明，無限制的印鈔可以保證福利和產出，但是否一放水、刺激就會有效，還是要看後續幾個季度的表現。（衰退）在一定程度會被抑制住，但深層次的問題還會存在，不排除二次探底或者出現更大的風險。
只要全球化有利可圖，產業鏈佈局就不會出現大變化
金融界：疫情對全球貿易以及供應鏈有何影響？
邵宇：全球貿易在疫情中受到重創。根據貿易組織預測，可能會下降8-10％甚至更多。這就是對全球化的巨大創傷。至於疫情結束後，貿易能否迴歸到以前的狀態，特別是中國的全球化模式是否能按照之前的方式繼續推進，都是問題。在此之前，中國確實是全球化的最大紅利受益者，我們認為這是全球化3.0——美國的技術、海外的資本以及中國無限供應的勞動力和人口產能，這幾點相結合，可以生產出廉價的製成品售向全球，總體而言，這是由美元和美國帶領的全球化，中國不遺餘力地加入。
現在看來，疫情可能會對整個生產鍊形成持續影響，如：醫療物資，口罩、呼吸機之類的，現在都在爭奪有限的醫療物資。很有可能在疫情後，基本的公共衞生安全類的物資會就近生產，即把生產線遷回母國再生產，自然會消減中國產能。除此以外，高技術產業也會考慮挪回本國，實際上在2008年次貸危機後，發達國家是有這樣的傾向的。全球化可能會發生再逆轉，包括對全球化產業鏈的分割。
當然也有比較好的地方，我們能看到在美國主導全球化的過程中，主要依靠跨國公司以及美元的力量。目前來看，跨國公司追逐利潤的想法是不會變的，這意味着並不是政府想把生產線遷回就可以遷回，生產的性價比是考量重點。我們認為，除了北美特別是美國，可能需要單獨的產業鏈部署外，全球的其他地區會採取“n 1”模式，跨國公司會集中優化產業鏈配置，沒有必要更細緻地切割原本已有性價比的產能。美國可能會按照“n-1”模式部署產業鏈，這會對中國企業外流產生一定的阻擋作用。所以實際上，只要全球化有利可圖，大家依舊按照原來的方式進行佈置，會有變化但不會有我們想象中的那麼巨大。這有利於保持中國產業鏈的競爭優勢，特別是在中國新一輪的市場和體制的開放政策下，會釋放更多開放紅利，有更多產業鏈願意留在中國。這樣的話，全球化就可以得到維繫。
新價值投資要注意捕捉新行業、新產業、新浪潮
金融界：巴菲特受疫情影響損失慘重，這是否説明價值投資失靈了？
邵宇：在2月26號之前，巴菲特89歲的高齡平生也就見證過一次熔斷，但在之後的兩週又見證了三次。這樣的大幅波動本身就是歷史罕見的。
實際上，疫情和金融危機有很大不同，主要是人類的線下活動停擺。這導致經濟，尤其是以服務和消費為主的發達經濟體出現了大幅停擺，停擺持續越長，對發達經濟體和全球經濟的影響就越深遠。如果要徹底戰勝疫情，需要疫苗和藥物。但是從歷史上來看，都需要較長的研製時間。
很多人疑惑這會不會像1918年大流感那樣，對全球經濟造成大創傷。巴菲特也沒有預見到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黑天鵝加會犀牛的疊加，黑天鵝是小概率事件，疫情爆發是小概率事件，但同時它又是灰犀牛，隨着人類更多活動的擴展，疫情對人類的影響會以更密集的形式到來。所以2020年在這兩種的疊加之下，情況變得尤其複雜，遠超過單一的黑天鵝或灰犀牛因素的影響。
短期擾動難以避免，但價值投資是否就不靈了？價值投資是長遠的投資邏輯，巴菲特之所以能在這麼長的時間裏或許這麼高額的收益是因為他經歷了美國在戰後成為全球領袖以及帶領全球化3.0的整個紅利收穫過程。隨着市場的擴大、技術的上升，以及全球供應鏈完善，他的被投企業都被稱為是價值投資的典範。他沒有捕捉到科技股，像這十年的FNG，互聯網所帶來的泡沫或者説紅利，由於這部分紅利沒有獲取，所以這十年他的業績可以説是乏善可陳的。他的操作主要是在1945年到這十年之前的全球化、產業化、城市化所帶來的繁榮的價值投資的品種。某種意義上來看，這次危機也教育了大家，新的價值投資也要在優化後捕捉新的行業與產業的浪潮以及全球化的浪潮，這才能成為新一代的價值投資者。
投資者需要發掘不同的核心資產
金融界：未來全球發展將何去何從？
邵宇：疫情終將過去，但我們不確定的是這個時間是一季度、一年，還是更長的時間。另外一個我們關心的問題是2020年是黑天鵝和灰犀牛的疊加，那麼會不會是1918年大流感 1929年的大蕭條 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大量重要金融機構的破產，如果是這樣的疊加，那麼2020年確實會成為非常悲慘的年份。
但目前來看不會發展到這一步，相對1918年，科學技術更強，疫苗的研發時間可能不需要3年那麼久，可能一年甚至更快的時間就會有所結果。但和1918年相比，全球化的聯繫是之前沒有的。一方面科學技術更強，一方面全球化聯繫更強。
與1929年相比，我們現在具備更多財政工具，不論是給居民發放消費券，還是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我們都有了更多的工具。相比2008年，我們擁有了更多的貨幣工具，特別是現代貨幣理論這樣一個戰無不勝的無限供應流動性的政治工具。所以我們一定能熬過這關。
但是在這之後，中長期來看，我們需要做更多考慮，如：全球產業鏈會不會有新方向，之前是中美攜手，之後會變成什麼樣？投資者需要發掘不同的核心資產分佈，同時對中國來説，公共服務的短板需要補上，由此是否能帶動城市羣的相應消費以及消費升級、新興科技的潮流。這些對於價值投資者來説是中長期命題。
總地來説，疫情終將過去，我們會發現新的符合全球化潮流及中國技術進步的核心資產，只有這樣才能在疫情和後疫情時代，找到我們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