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連平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
劉璐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主要觀點：
1.中國和東盟貿易長期保持增長，雙邊結構不斷優化。2000年至2018年，中國從東盟進口的商品中初級產品和農產品(行情000061,診股)地位穩固提升，機電產品從以進口為主轉變為以出口為主，對東盟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佔比有所收縮，中國對東盟的雙邊貿易結構得到不斷的升級。
2.在新冠疫情持續影響下，全球金融市場大幅動盪，多國經濟低迷，中國和東盟貿易卻逆勢發展，2020年1-4月東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
3.從內部來看，在貿易行業類別的層面，能源貿易合作增速較快、中國對東盟的集成電路貿易增幅較大以及中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合作發展較快，均不同程度地拉動對東盟整體外貿。
4.從外部成因來看，一是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對中國和東盟的貿易起到刺激作用；二是目前類似英國“脱歐”的大事件是標誌着全球化進入減速轉型階段的跡象，全球化減速的新階段可能對中國原本的貿易結構和發展趨勢產生影響；三是新冠疫情下美國和歐洲經濟損失慘重，影響其與中國的進出口規模。
5.未來半年內美國疫情將依然嚴峻，且近期美國國內局勢動盪加劇，疊加英國脱歐後歐盟經濟深受疫情衝擊，東盟年內依然有機會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
6.隨着全球疫情的結束，中美貿易摩擦的緩解，美國也存在增強與中國貿易關係的可能性。中長期來看，可能形成歐盟、東盟、美國保持與中國最為密切的貿易合作關係，三個經濟體均存在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合作伙伴的條件和動力。
7. 從經濟增長前景、勞動力供給和成本、雙邊國際分工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各方面來看，中國和東盟貿易發展前景依然廣闊。東盟階段性地成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絕非偶然。
8. 目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肆虐，國際貿易和投資發展面臨較為嚴峻的挑戰。可從減少雙方貿易壁壘、提升貿易開放程度、提升互補性貿易結構、以“一帶一路”為抓手、提高人民幣在東盟國家的使用、促進區域溝通和合作機制落到實處等方向更好地促進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的發展。
自1975年中國和東盟建立經常性雙邊經貿合作協商機制以來，雙邊經貿保持頻繁和密切的發展趨勢。近年來，全球化逆轉、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在新冠疫情持續影響下，全球金融市場大幅動盪，多國經濟低迷，中國和東盟貿易卻逆勢發展，2020年1-4月東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雙邊貿易結構繼續優化，合作領域不斷深化，深刻影響着雙邊、次區域和區域的經貿戰略關係。通過分析影響中國與東盟貿易的內外部因素、雙邊貿易商品結構特點和國別特性等，本文展望了中國與東盟貿易的總體發展趨勢，提出促進中國和東盟貿易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中國與東盟貿易發展及其結構轉變
1.中國與東盟整體貿易長期保持增長
自上個世紀70年代建立經常性雙邊經貿合作協商機制以來，中國和東盟貿易呈現快速發展態勢。1975年起中國和東盟各國相繼簽訂了貿易、航空、海運、投資保護、避免雙重徵税等一系列雙邊或多邊協定，雙方相互給予了最惠國待遇。經常性雙邊經貿合作協商機制的建立，便利雙方互利往來。2000年以後中國和東盟貿易互補性持續增加，且東盟貿易國別集中程度較高。東盟和中國在要素稟賦上存在差異，各具特點，存在明顯的貿易互補性。東盟國家在林業、能源、礦石等自然資源方面存在較多優勢，中國從東盟進口原油、煤炭、天然橡膠等，從而滿足國內需求。2000年中國和東盟雙邊貿易額佔中國對外貿易額的比重為8.33%。其中，新加坡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分列第二、三和四位。2001年底中國正式加入WTO，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進程。由於中國和東盟國家地理位置較為臨近，政治關係良好，隨着入世後中國關税的降低，雙邊經貿關係進一步發展，2014至2019年以來中國對東盟十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增長了33.6%。
2019年中國從東盟進口商品總值2816.7億美元，佔全年進口總額的比重為13.59%。從不同國別來看，中國從馬來西亞和越南進口總值最高，均達600億美元以上。2019年中國對東盟出口總額為3602.8億美元。其中，對越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出口貿易規模最大，均超過500億美元。2020年1月至4月受新冠疫情擴散、英國脱歐等因素影響，東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
2.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商品結構持續優化
90年代前，中國對東盟國家的貿易商品結構主要表現為以資源型產品為主，2000年後向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為主的趨勢轉變，貿易互補性增強。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對東盟的出口以農副產品和輕紡產品為主；進口以原材料等初級產品為主。90年代之後，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數量和比重均逐年上升。2000年中國對東盟出口機電產品約佔東盟出口的40%；從東盟進口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在2000年分別佔東盟進口總額的43%和32%。
2000年以來，中國和東盟的貿易結構的互補性顯著增長。一是隨着中國需求的增長，初級產品在中國從東盟進口的商品中佔比提升。由於中國的交通運輸、汽車以及加工工業較為發達，對於上游的自然資源以及工業原料需求旺盛。從2000年至2018年，中國從東盟國家進口的初級產品佔全年從東盟進口比重由9%上升至20%。其中，2018年中國從印度尼西亞進口的礦產品達107.9億美元，從新加坡進口的塑料橡膠達62.2億美元，化工原料產品達72.7億美元。
二是中國從東盟國家進口的農產品比重增加，且品種類別多樣化，對東盟農產品出口比重明顯減小。從東盟進口的農產品在中國從東盟進口全年總額中比重有所提高，由2000年的0.01%上升至2018年的8%。中國從老撾和緬甸進口的主要農產品為玉米，從泰國進口的主要農產品為鮮或幹水果，從越南進口的主要農產品為蔬菜。2018年玉米、水果和蔬菜較上年增長93%，農產品進口一直保持較高的規模。相對地，中國對東盟出口的農產品在對東盟的出口商品中比重減小，從2000年的34%降低為2018年的6%。
三是中國從東盟進口的能源產品增速較大，但佔比有所減小。中國在東盟國家中主要的原油進口國為馬來西亞、越南和泰國。2015年時從馬來西亞進口的原油金額達1.03億美元，在2018年大幅增至48.4億美元，2015至2018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達260%。中國在東盟國家中主要的煤炭進口國為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越南。中國進口東盟的能源產品在東盟進口商品中地位有所下降，從2000年16%下降至2018年12%。
四是受外部市場需求疲軟、人民幣升值導致的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等因素影響，2008年以來中國對東盟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明顯放緩。中國對東盟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對東盟出口的所有產品中比重有所下降，從2000年20.3%降至2018年18.8%。人民幣升值造成多數中國外貿出口企業利潤大幅減少。2008年起勞動合同法等25項新法規開始實施，企業用工成本有所提高，企業產品利潤萎縮，因此依靠廉價勞動力成本形成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出口企業遭到較大沖擊。受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對外貿易增速下降，“倒逼”產業升級，中國出口型企業從提高產品附加值、提高技術水平以降低成本等角度獲益。從具體商品結構來看，服裝類商品的出口總額明顯收縮，2016年對東盟十國的出口服裝較上年的環比增速為-17.12%。
五是近年來中國對東盟出口的機電產品保持明顯的增長趨勢，機電產品進口比重降低。從2000年至2018年中國對東盟出口的機電類產品在中國全年出口產品中佔比增長，從15%上升至19%。受疫情的影響，2020年前4個月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增長總體有所回落，同比下降5.9%；但中國對東盟的機電產品出口卻逆勢增長，同比增速達28%。2019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機電產品出口佔比為58.4%。由於東盟是中國最重要的電力工程承包市場之一，中國和東盟的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等國電力工程合作項目拉動了中國對東盟的機電產品出口。中國對東盟的機電產品進口占比收縮明顯，由2000年的43%減小至2018年的14%。中國結合自身的技術優勢和當地發展實情，將設計、技術、裝備、安裝、調試等關鍵環節轉移至東盟，提高機電產品在東盟市場的佔有率，從而促進了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區域結構優化。
綜上，中國從東盟進口的商品中初級產品和農產品地位穩固提升，並且機電產品從以進口為主轉變為以出口為主，對東盟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佔比亦有所收縮。因此，中國對東盟的雙邊貿易結構得到不斷的優化和升級。
二、東盟成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之一的成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和嚴格的國內隔離防控措施的影響，2020年一季度我國外貿進出口同比下降6.4%，但我國對東盟進出口卻逆勢同比增長達6.1%。中國2019年對主要貿易合作伙伴歐盟、美國、東盟、日本和韓國的出口分別佔全年出口金額的17.12%、16.72%、14.41%、5.73%和4.23%。隨着疫情的發酵和中美貿易關係摩擦的加劇，2020年一季度東盟反超美國成為僅次於歐盟的中國第二大出口貿易合作伙伴，出口佔中國一季度總出口的16.2%。從今年4月的數據來看，中國與東盟、歐盟及美國的進出口在總額中分別佔比14.4%、14.3%和11.6%，東盟作為中國最大貿易合作伙伴國之一的地位得到了鞏固和提升。5月東盟略落後於歐盟，在我國進出口總額中佔比14.1%，但東盟的重要貿易合作伙伴地位依然不容小覷。
東盟在我國貿易合作中地位上升的原因可歸為從內外兩方面展開分析。從內部來看，在貿易行業類別的層面，一是能源貿易合作增速較快，對中國與東盟的貿易整體拉動率達1.7%。一季度中國從東盟的原油進口與成品油出口均提速，合計對雙邊外貿整體拉動率達1.3%；從東盟的煤炭進口拉動雙邊貿易整體0.4%。二是中國對東盟的集成電路貿易增幅較大，拉動中國和東盟的進出口貿易整體增長3.3%。三是中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合作發展較快，這直接受益於中國和東盟簽訂的相關協議，自貿區實施的紅利進一步得以釋放，貿易門檻得以降低。從2020年一季度的數據來看，中國從東盟進口農產品284.5億元，同比增長8.4%，拉動對東盟整體進口0.4%。
在貿易重點國別的層面，2020年一季度中國對越南的進出口規模位居東盟各國首位，比重達25.8%，進出口同比增長18%，高於東盟的整體外貿增速6.1個百分點。中國對馬來西亞外貿增幅一季度同比增長7.6%。越南和馬來西亞拉動中國對東盟外貿整體增長5.6%。可見，重點商品和主要國別進出口的大幅增加，拉動了中國對東盟的外貿增長。
從外部因素上看，一是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對中國和東盟的貿易起到刺激作用。鑑於存在貿易替代效應，貿易摩擦之下，中美兩國均增加從中美之外經濟體的進口。在這方面，中國從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和泰國的進口具有較大的增長潛力。一些跨國公司傾向於將生產轉移至中美之外的國家，越南是生產轉移的重要目的地。而投資對貿易的拉動效應將對東盟的外貿整體起到促進作用。二是目前類似英國“脱歐”的大事件是標誌着全球化進入減速轉型階段的跡象，雖然全球化的總趨勢並未改變，但全球化減速的新階段可能對中國原本的貿易結構和發展趨勢產生影響，改變長期的貿易慣性。三是新冠疫情下美國和歐洲經濟損失慘重，影響其與中國的進出口規模。各國較為嚴格的入境管制措和防控措施，加之國際航班的削減對於中國與歐美等國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產生不利影響。
隨着美國和歐盟等主要貿易國與中國的外貿受到衝擊，東盟各國和中國相互依賴程度加深，東盟在今年1-4月遂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未來半年內美國疫情將依然嚴峻，且近期美國國內局勢動盪加劇，疊加英國脱歐後歐盟經濟深受疫情衝擊，東盟年內依然有機會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隨着全球疫情的結束，中美貿易摩擦的緩解，美國也存在增強與中國貿易關係的可能性。中長期來看，可能形成歐盟、東盟、美國保持與中國最為密切的貿易合作關係，三個經濟體均存在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合作伙伴的條件和動力。
三、中國和東盟國家貿易合作前景良好
雖然疫情之下中國和東盟貿易發展環境不利，但從經濟增長前景、勞動力供給和成本、雙邊國際分工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各方面來看，中國和東盟貿易發展前景依然廣闊。東盟階段性地成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絕非偶然。
東盟各經濟體發展增速較快，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近年來東盟各經濟體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2018年馬來西亞、文萊、緬甸、泰國和柬埔寨的GDP增幅均超過或接近11%。從人均GDP水平來看，存在較為明顯的兩極分化。2018年新加坡、文萊及馬來西亞分別為6.5萬美元、3.2萬美元以及1.14萬美元，遠超當年全球人均GDP水平1.13萬美元；其餘7國的人均GDP除了泰國超過亞洲的人均GDP水平外，均不超過4000美元。從人均GDP增速來看，2018年東盟國家中的7國人均GDP環比增速均超過7%，其中馬來西亞、文萊和泰國增速接近11%。經濟體量持續增長和人均GDP水平上升將為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發展創造良好的需求環境。
東盟部分成員國人口眾多，人口密度較大，為產業轉移提供了豐沛的低成本勞動力。印尼人口超2.6億，菲律賓和越南人口達1億左右，菲律賓、越南及緬甸的GDP總量和人均GDP水平在東盟十國中相對較低。較低的GDP規模和較大的人口基數為其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廉價的勞動力是東盟在國際分工切入全球產業鏈的優勢所在，能夠吸引成本驅動型的外商投資，直接加入中國等貿易合作伙伴的加工環節。隨着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價格升高和人民幣升值，中國境內外貿加工企業的利潤收縮，部分外資企業就轉移至東南亞。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隨着中國製造業成本的提升，有35%以上的鞋類產品訂單被轉移至東南亞。東盟國家較為低廉的勞動力能夠支撐其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國，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係也將進一步穩固和加深。
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地位逐漸升級，導致中國和東盟的貿易互補性穩步增長。中國曾基於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依靠勞動力成本和數量優勢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主要的輸出國。由於中美外貿關係受到中長期的負面影響，中國與其它區域經濟體的經貿合作則可能趨向密切。隨着中國的企業創新技術水平和產業素質的提升，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逐漸升級，中國產業在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中正在由低端上升為中高端的過程中。由於東南亞人口基數較大和勞動力成本較低，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東南亞成為必然發展的趨勢。在東盟從產業轉移中獲益的同時，中國也由於產業升級，中高端技術產品出口和知識密集型等服務貿易結構優化的趨勢加強，東盟和中國之間的貿易互補性正在穩步增長。
區域產業合作擴大，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在中國和東盟經濟體貿易商品結構優化的同時，產業領域的合作正在進一步深化。中國和東盟依據各自的產業結構特性以及發展優勢，通過多種貿易方式深化農業、製造業、服務業等領域的溝通及合作；基於產業鏈，最大化雙邊的互補性，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具體來説，利用良好的經濟互補性，實施中西部和東盟國家的跨區域、跨境合作，如利用雲南優秀的地理地質條件，推進其與東盟的水電能源、邊境旅遊資源的綜合開發和深度合作。近些年東盟作為海南最大的貿易伙伴貿易額增勢明顯，高於外貿整體增速。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大力建設將深度推進雙邊貿易自由便利和運輸來往自由便利，實現貨物貿易“零關税”，為進口生產資料和原輔料的國內企業提供優惠政策。伴隨着我國電子商務、數據挖掘、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發展，我國的服務貿易結構繼續優化，將促進中國面向東盟出口產業的多樣化發展。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的同時，中國與東盟各國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方面達成深入廣泛共識，東盟日益成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中成效顯著的地區。如果東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人民幣作為其國際經濟活動的關鍵貨幣，在貿易和投資中更多使用人民幣，有利於防範和降低區域內金融風險，提升東盟作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的穩定性。中國較為平穩健康的經濟發展水平將為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東盟國家的“貨幣錨”地位提供良好支撐。雖然東盟國家大多還是存在參照美元體系的慣性，但隨着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推進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升，加之經濟的穩定發展及市場體量的擴張，人民幣將逐漸獲得其在東盟國家主要的貨幣參照錨地位。
東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區域，而“一帶一路”則為雙方共同打造貿易暢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提供了較好的政策環境，還可促進中國和東盟各國經濟增速平穩增長，促進雙邊貿易和投資的便利性。由於地理相近、物流成本較低、貿易商品互補性較強、區域產業合作加深、“一帶一路”深入推進，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關係必將獲得長足發展。
四、促進中國與東盟貿易發展的策略
目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肆虐，國際貿易和投資發展面臨較為嚴峻的挑戰。為更好地促進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發展，具體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利用自由貿易協定，減少雙方貿易壁壘。準確把握好自由貿易協定作為中國-東盟自貿區法律基礎的重要性。充分利用自由貿易協定的優惠條款，簡化雙邊貿易程序。研究和分析區域及次區域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基於國際協調機制，制定出具有可操性和前瞻性的發展規劃，並簡化貨幣兑換方式等貿易程序，減少關税壁壘。加強區域信息服務平台的建設，加大對於雙邊貿易程序及政策的解讀和宣傳。選用多種媒體推介的形式，對貿易優惠條款及政策進行深入的宣傳，如網絡培訓、線下講座等。加強對於中國和東盟貿易發展的政策追蹤和評估，對可能存在的內外部不確定性進行預測，建立事前預警體系，減少潛在的貿易風險。
第二，提升金融開放程度，促進雙方金融系統互相接入。目前中國與東盟之間的金融開放程度不足，東盟並未放開在當地開設人民幣賬户的限制。構建面向東盟的經濟金融合作通道，完善跨境金融交流機制以及強化人民幣跨境結算、貨幣交易和投融資服務，對推動中國和東盟的區域合作以及穩固雙邊經貿關係具有重要意義。2020年6月，廣西以多舉措大力推進面向東盟的金融開放門户，包含加大對持牌類金融金融的引進力度，支持新型金融機構落户，支持面向東盟的證券期貨服務基地建設等。2018年國務院同意將廣西建設面向東盟的金融開放門户上升為國家戰略，為提高中國和東盟經貿合作水平提供良好的金融條件。
第三，調整和提升貿易結構，推動互補性貿易向均衡化發展。
中國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優化貿易結構，促進雙邊貿易的持續健康發展。對於存在互補優勢的貿易產業，可充分利用東盟國家相對豐富的自然資源，促進中國與東盟國家合作資源開發。這有助於緩解國內資源的缺口，同時也拓展東盟國家出口創匯的渠道。對於存在競爭的貿易產業，如機電、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隨着中國勞動力“紅利”逐步淡化，中國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將部分中國需要調整的產業轉移去東盟國家。積極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鼓勵更多的高科技企業參與到中國和東盟的貿易中。
第四，以“一帶一路”為抓手，推動中國與東盟貿易關係進一步發展。“一帶一路”創造許多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機遇，通過國際基礎設施建設便利化、海關通關便利化等，有助於促進雙邊經貿合作，推動雙邊貿易關係進一步發展。基於快速、便捷和低成本的貿易通道，“一帶一路”將提高東盟各國的基礎建設水平，幫助部分中國企業將產能對外輸出，合理規避當前國際貿易關係面臨的各類風險，加強中國和東盟的經貿合作。
第五，提高人民幣在東盟國家的使用，便利經貿關係發展。一是繼續推動人民幣成為大宗商品的計價貨幣。能源等大宗商品在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中處於較為重要地位。若這些貿易商品可以以人民幣計價進行交易結算，則東盟可以有效地規避由於美元幣值波動所產生的匯率風險，東盟相應的出口企業也可獲得較為穩定的出口收入。二是提高人民幣在產品定價中的話語權。擁有產品或工業原材料定價權可以使中國在國際分工中處於主導的地位。憑藉我國的綜合國力，逐步取得大宗產品的定價權。三是推動人民幣成為電子商務計價的結算貨幣。東盟國家和中國一衣帶水，與中國文化有較強的關聯性，消費習慣的差異較小，是“一帶一路”電子商務人民幣計價的重點推進和實施區域。中國的阿里巴巴、銀聯等知名電商企業擁有相當水平的跨境支付系統。應當鼓勵國內企業的通訊、網絡技術發展，根據東盟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支付慣性提供有東盟特色的人民幣結算服務，便利雙邊經貿關係發展。
第六，促進南向通道等區域溝通及合作機制落到實處。2018年中國10個西部省區共同提出合作共建南向通道的“重慶倡議”，利用鐵路、公路和海運等多種運輸方式，由中國重慶向南經貴州等省份，通過廣州北部灣等沿海沿邊口岸，通達新加坡和東盟主要物流節點，實現全方位、多層次、戰略性的互聯互通。推動南向通道落地可以給予中國西部地區和周邊東盟國家經貿往來、人員溝通、文化交流等更多的便利，促進中國“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
隨着中國和主要東盟國家貿易合作的不斷髮展，中國各省市和東盟各國的合作以及各種形式的次區域經濟合作等多層次的經貿合作方式亦不斷協同推進。自2006年以來，中國與東盟各國共同創建次區域合作機制。中國與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和越南2016年形成並啓動了瀾湄合作機制，從互聯互通、產能、跨境經濟、水資源、農業和減貧五個領域，拓展合作機會，推動城市化進程和青年交流等。中國和由文萊全部、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三國的部分地區構成的東盟東部增長區保持良好的雙邊關係，雙方在農業、能源、漁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較為密切。次區域合作有助於拉動雙方經貿合作，實現中國和東盟的經濟結構合理調整，向更高端的產業鏈佈局，最終推進各層次區域經濟的共同發展。未來應採取切實舉措，持續推動各類區域合作機制穩步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