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全球央行行長會議上，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和加拿大央行高層紛紛強調了在穩定市場、保護信貸供應以及消除新冠肺炎疫情對通脹負面衝擊等方面，常規和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然而，非常之時的非常舉措也引發了各自擔憂。
日前，在主題為“展望未來十年：對貨幣政策的啓示”全球央行行長會議上，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和加拿大央行的高層在分享各自如何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同時，從不同層面闡釋了後疫情時代發達經濟體央行應對經濟金融挑戰的難度和困擾。
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會委員菲利普·萊恩、加拿大央行行長蒂夫·馬克勒姆和英國央行行長安德魯·貝利在講話中都提及瞭如何應對疫情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衝擊，強調了常規和非常規貨幣政策在穩定市場、保護信貸供應和消除疫情對通脹負面衝擊等方面的有效性。然而，非常之時的非常舉措也引發了各自擔憂。
萊恩在講話中用了大量篇幅闡述歐洲央行應對通縮風險的舉措與考慮。他表示，雖然歐洲央行通過額外的貨幣刺激政策改變了通脹曲線走勢，但在低通脹和低利率環境下，要實現既定政策目標，貨幣政策仍然需要財政政策支持。當然，抵消疫情對通脹的負面衝擊以及維持後續通脹目標也需要貨幣政策支持，但貨幣政策支持的效果和規模高度依賴財政政策對經濟復甦的支持程度。
此外，萊恩表示，歐洲央行推出的緊急抗疫購債計劃雖然有效應對了疫情帶來的負面衝擊，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歐洲央行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這已經成為主要發達經濟體應對重大經濟衝擊和金融危機時的重要政策工具。
對於資產負債表作為央行應對危機政策工具的作用以及未來挑戰，貝利作了進一步闡釋。貝利回顧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央行通過資產負債表調整支持就業和通脹的歷史。他表示，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兩大趨勢造成央行資產負債表急劇擴張。一是為了解決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銀行體系高質量流動性資產不足問題，主要經濟體加強了商業銀行體系風險管控，銀行體系高質量流動性資產的上升推升了央行資產負債表。
二是十餘年的量化寬鬆政策造成央行資產負債表作為刺激經濟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不斷強化。此次疫情造成的經濟危機與以往金融體系內部危機不同，問題根源在基金、交易商和公司等非銀行部門。這意味着資產購置計劃本身已經不僅僅是此前救市政策的副產品，而是政策干預、直接救市的主要工具。同時，當前全球較低的均衡利率水平等結構化因素意味着央行資產負債表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期限將遠超此前預期。
貝利在回顧量化寬鬆政策應對經濟危機效果時表示，利用量化寬鬆應對危機的效果十分依賴於市場環境。從英國情況來看，在市場嚴重失靈或者流動性衝擊明顯時，量化寬鬆的效果最為明顯。基於上述分析，貝利不無憂慮地認為，從使用效果角度來看，未來通過央行資產負債表直接應對危機的最優做法是將此作為短期手段實施。同時，各國央行必須確保在未來有足夠的政策空間實施量化寬鬆政策以應對後續潛在危機。
雖然在本輪危機尚未結束之時探討應對下輪危機的政策工具可能過於“前瞻”，但貝利強調，相比於十年前，央行資產負債表作為逆週期工具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此前預期。各大央行不能忽視在短期內資產負債表持續擴張的風險，必須未雨綢繆提前思考何時退出當前量寬、如何確定央行應對未來危機的政策空間，以及如何逐步退出量寬並拓展新的政策空間。
在應對本輪危機過程中，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似乎找到了未來拓展政策新空間的方式，那就是擴大資產購置範圍，將更多私人部門資產納入購置計劃。然而，在貝利看來，這一方式雖然拓展了政策空間，卻也帶來了更多風險管控問題。因此，貝利似乎只能略帶悲觀地説，“展望未來十年，誰也不確定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需要保持足夠的政策工具”。
相比來自歐洲的兩位央行行長聚焦資產負債表議題，加拿大央行行長蒂夫·馬克勒姆則強調了央行在後疫情時代政策溝通的重要性。他表示，為了應對疫情產生的經濟金融風險，各大央行採取了史無前例的貨幣政策行動，以支持經濟復甦和避免通縮。然而，當前很多中央銀行政策利率處於下限，未來各大央行支持就業和提升通脹的能力明顯受限。在此情況下，確保通脹預期保持在設定目標之上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這一方面需要降低利率，另一方面則需要加強溝通。
馬克勒姆表示，此前央行並沒有花費太多精力為公眾量身定製信息。相反，央行只與市場、經濟學家、新聞機構打交道，通過後者向公眾傳遞政策信息。然而，近期分析顯示，與直接來自央行的官方聲明相比，新聞報道在塑造通脹預期方面的效力不高。後疫情時代，各國央行要在政策溝通問題上實行第二次大變革，進一步提升其影響力。如果沒有公眾對央行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未來各大央行的政策空間將更為侷促。（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蔣華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