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數字中國”連續四年寫入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從“促進”到“壯大”再到2020年提出“打造新優勢”，透過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可以洞悉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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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已經深入到政務、監管、農業、教育、醫療等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互聯網+”新業態在疫情期間凸顯出極大的社會和經濟價值；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迎來廣泛應用，人工智能戰略逐步落地。
隨着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相對成熟並走上商用，作為數字經濟主要參與者的金融機構也加快了向更深層面數字化轉型的步伐。金融科技的發展也將帶動數字經濟不斷髮展壯大，併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點贊在線服務等新業態，報告中提到“電商網購、在線服務等新業態在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要繼續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進‘互聯網 ’，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
據零壹智庫統計，2016年至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共有20處提到“互聯網 ”，最開始的切入點是互聯網 政務，後來逐步推進到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農業、就業等多個領域，2019年專門提到互聯網 監管、教育、醫療健康和督查。
比往年精簡一半的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到“互聯網 ”並要求“全面推進”。從制定計劃到全面推進，“互聯網 ”已深刻影響着各行各業。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統計，截至2020年3月，我國在線政務服務用户規模達6.94億，較2018年底增長76.3%，佔網民整體的76.8%；在線教育用户規模達4.23億，較2018年底增長110.2%，佔網民總數的46.8%；網絡購物用户規模達7.1億，較2018年底增長16.4%，佔網民總數的78.6%。
數字化浪潮下，作為數字經濟主要參與者的金融機構加快了數字化轉型步伐。零壹研究院院長於百程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近些年，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與金融業務深度融合，為金融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創新活力，其中銀行業數字化轉型步伐較快，各大銀行通過技術投入，創新金融產品、經營模式、業務流程等，推動金融發展提質增效，實現業務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
於百程指出，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原因是市場和用户行為的變化，包括傳統增長紅利漸漸消失，用户行為線上化，互聯網金融機構不斷崛起的衝擊。而各項技術的不斷成熟為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基礎。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法與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濤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數字化轉型是發展趨勢，不僅是金融機構，各行各業都在進行數字化轉型。隨着網絡支付等數字化基礎設施的發展，特別是金融科技的出現，很多傳統金融機構受到了挑戰，也開始數字化轉型。
在度小滿金融副總裁許冬亮看來，疫情更堅定了金融全流程線上化的趨勢。許冬亮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從這次疫情可以看出，線上展業機構受影響最小，痛定思痛，更多金融機構將意識到在線化已經迫在眉睫。”
京東數字科技集團副總裁謝錦生也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這場戰役帶動了“非接觸式”金融服務的快速發展，銀行等金融機構紛紛嘗試利用各類電子渠道為用户辦理開户、轉賬、還款、投資、理財等金融服務。從長遠來看，此次疫情也成為金融行業數字化轉型的“小考”。
經過多年的規劃和引導，頭部機構已經“大踏步”向數字化轉型。以銀行為例，2016年以來，國有六大行對數字化的重視程度逐漸提升，建行更是將金融科技提升至總戰略高度，將金融科技設為三大戰略之一。在金融科技投入上，各大行採取了多種方式，包括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投資科技公司及與科技公司進行業務合作。
於百程介紹，離櫃率是反映銀行數字化水平的一個顯性指標，從目前看，不少銀行的業務離櫃率已經超過90%，甚至95%，銀行在不斷推進零售網點轉型，減少低效網點，提升網點產能，實現網點智能化，加大電子渠道的建設和體驗。總體看，國有行和部分股份行的科技能力處於領先地位。而區域性中小銀行在數字化進程上比較緩慢，無論是在業務模式、技術和人才及投入上都存在短板。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銀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剛撰文指出，在銀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據治理、業務流程、工具與技術、管理與聚合這四個領域既是銀行數字化創新的主要發力方向，也是亟待解決的痛點之所在。
在數據治理方面，由於不同監管部門有不同的監管口徑，導致銀行內部數據往往依部門和條線而割裂，難以綜合利用；在業務流程方面，部分銀行仍或多或少地使用“煙囱式”的IT系統，“大中台、小前台”的架構改造難度較大；在管理與聚合方面，一些銀行現有的組織管理制度對數字化創新試錯的容忍度較低，難以有效支持數字化轉型戰略的推進。
尹振濤指出，傳統金融機構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核心難點是科技公司發展邏輯和金融機構的發展軌跡是完全不一樣的，很難做到很好融合。另外，傳統金融機構運行模式、監管環境、內控標準和科技公司也有所不同，傳統金融機構要發展金融科技要做一些顛覆，可能會動一些既定利益者的利益，這也是一大難點。
根據我國目前銀行業的市場結構和數字化發展現狀，曾剛從商業銀行的資源稟賦和開放程度兩個維度考量，建議商業銀行在數字化轉型中，綜合考慮其資源稟賦、歷史沿革、發展狀況、經營理念和組織文化等，大體可按“自建生態核心”型、“戰略生態合作”型、“傳統細分深耕”型等模式轉型。
尹振濤建議，傳統金融機構要充分學習新的技術，從底端對整個體系進行調整，如果短時間內不能夠完全改變，那也應該通過設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方式，讓金融科技板塊獨立發展。同時，傳統金融機構在數字化轉型中要鞏固原有的基礎和優勢，走特色的數字化轉型之路。另外，要有開放的心態，在數字化轉型中，傳統金融機構可以引入一些服務外包商、合作伙伴共同去推進。
謝錦生認為，金融機構的數字化正在從產品、渠道的數字化，向組織架構轉型、IT架構升級等更深層面延展。“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最重要的是立足於頂層設計，最核心的是要實現數據資產化，最需要的是量身定製的解決方案”。
從歷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數字化關鍵詞也可以看出向更深層面延展的趨勢。譬如，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及雲計算和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希望推動這幾類技術“與現代製造業結合”。2016年的表述為“促進廣泛運用”，2017年工作重點及2018年工作回顧變為“加快應用”、“推動廣泛應用”，“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傳統產業深刻重塑”。
隨着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及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並逐步實現商用，金融機構補足短板開始規模化服務的同時，也加快一些傳統產業線上化和數字化轉型，將催生出金融科技、共享經濟、在線直播、在線教育為代表的新產業新業態，成為經濟發展新動力。
武漢市政協委員、中誠信徵信董事長嶽志崗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從金融機構層面來講，金融機構可以通過線上化的方式落實企業盡調，獲取企業的全維度信息，實現中小企業普惠信貸的全線上化。在風控方面，金融機構可以通過線上化、自動化、智能化的手段提升風控能力，通過大數據匯聚企業在税務、財務、工商、司法等全維度的數據，構建線上化的風控體系，自動化出具企業盡調報告，監控企業貸後風險，及時發送預警。
嶽志崗指出，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成熟，將進一步打開金融機構近年致力發展的智慧金融格局。對於銀行業來説，對金融科技運用是銀行推進“科技立行”戰略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項。在新基建賦能下，金融場景將被多方位打通，各類數據的集合將進一步保障信貸風控的準確性。金融機構可以從客户信用歷史、行為偏好、履約能力、身份特徵、人脈關係等維度入手，描繪出更加完整的用户信用狀況。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表示，政府工作報告把抗擊新冠疫情和數字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可以説非常值得關注。復工復產以後，以電商、在線辦公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形態為穩定就業、保障民生，滿足社會公共需求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良好條件。當下，數字經濟已經催生出瞭如雲簽約、“零接觸”金融、智慧社區、遠程問診等至少24個新業態，（這些新業態）都很有可能成為新基建中的重點投資項目，助推數字經濟建設的全面發展。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到，深化新一輪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新建一批雙創示範基地，堅持包容審慎監管，發展平台經濟、共享經濟，更大激發社會創造力；促進人才流動，培育技術和數據市場，激活各類要素潛能。
盤和林認為，平台經濟的發展途徑形式多樣，數字化平台搭建都是重中之重。今年，利用大數據等技術作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手段會成為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將會更好地實現資源高效配置，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CNNIC發佈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2019年規模已達31.3萬億元，位居世界前列，佔GDP的比重達到34.8%，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較2018年底提升4.9個百分點，為數字經濟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用户基數。
此外，我國雲計算產業規模在2019年已破千億元，物聯網產業規模達14900億元。疫情促使雲計算、物聯網應用場景爆發，有投資機構預測2020年互聯網醫療用户規模將達5900萬，滲透率達到7.9%，市場規模7000億元。中國物聯網產業規模2020年將超過2萬億元。
於百程指出，未來，隨着各類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完善，金融科技可以改造更多的銀行業務，甚至所有的存貸匯業務都可以通過互聯網來實現。但他強調，在金融科技轉型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構建金融業務風險防範能力，數字化提供了業務便利和效率，同時也帶來了信息安全、業務安全等風險。
“要正確處理安全與發展的關係，運用金融科技提升跨市場、跨業態、跨區域金融風險的識別、預警和處置能力，加強網絡安全風險管控和金融信息保護，做好新技術應用風險防範，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於百程表示。
記者 餘繼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