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5月12日報道 《澳大利亞人報》網站5月9日刊文稱，澳大利亞前安全情報局局長和前駐華盛頓大使丹尼斯·理查森警告稱，澳國家安全領域鷹派的對華“處方”會將國家利益置於不必要的風險之中，澳大利亞應務實對待中國。文章內容編譯如下：
新冠疫情的影響既削弱了澳大利亞的財務狀況又加劇了它與中國的緊張關係。應對這一矛盾，需要精心選擇並堅定執行國家安全政策。同時告訴公眾，為敵對的澳中關係要付出何種代價。
在接受採訪時，澳大利亞前安全情報局局長和前駐華盛頓大使丹尼斯·理查森概述了需要遵循的原則和需要避免的陷阱。他傳達的核心信息是要警惕國家安全鷹派有缺陷的“處方”。
理查森警告説，政府不應轉向一個全面國家安全議程——由反華情緒、疫情引發的多重安全警報、保護主義行業政策和把安全置於經濟和外國投資必要性之上的改變所推動。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所長彼得·詹寧斯呼籲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戰略。
理查森説，這個設想不切實際，也不正當。他説：“基本的假設是澳大利亞幾乎到了戰爭邊緣，以至於我們需要一個主導整個政府工作的國家安全焦點。這個假設很牽強。”
此外，新南威爾士州自由派參議員吉姆·莫蘭4月5日提交總理莫里森一份書面陳述，呼籲政府設立國家安全辦公室，“通過增強國家安全的各個方面來維護主權”。
理查森説：“這不是頭等大事。”他説，如果擬議中的國家安全顧問有權“凌駕於”衞生和經濟專家之上，那將是一個“錯誤”。
詹寧斯在為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新冠病毒之後》一書撰寫的文章中説：“莫里森的任務是推動他的安全顧問打破目前的政策範式。”
理查森説：“這些提議完全忽視了外國投資對澳大利亞經濟的根本重要性。”
自2015年以來，政策方向一直是幫助外國投資審核委員會（FIRB）更好地識別並應對國家安全風險——主要方法是對審批附加條件。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外國直接投資排在第五位，位於美國、日本、英國和荷蘭之後。但近年來中國一直是澳擬引進的外國投資的最大來源。這使得安全評估變得至關重要。
理查森説澳大利亞在與中國打交道時需要明確邊界。他説：“我們與中國在1972年至2012年的關係已經不復存在。但我們應該非常務實地對待中國。我們需要更加努力地尋找能建設性地開展活動的領域。對中國採取一種美國式的處理方式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他説：“審查供應鏈是有意義的，但我們執行這一政策時，需要比國家安全牛仔們所建議的做法更加審慎。上天不容許我們把國家安全大傘置於整個政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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