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2年6月11日，印度孟買，一家超市內民眾在挑選商品。圖/IC photo
文 | 寧勝男
近日，2700多家跨國企業自印度“跑路”的新聞引發關注，同一時間，印度總理莫迪豪言“印度25年內成為發達國家”亦登上熱搜。而伴隨這些跨國公司失望離開，印度“全球投資熱土”的名號顯得有些貨不對板。
1 外企在印度：無奈撤離或謹慎進入
2021年，印度商工部部長戈亞爾在向國會的報告中透露，最近7年來，共計有2783家跨國公司離開了印度，這些企業涵蓋多個產業領域，包括能源領域的凱恩能源、電信通訊領域的和記電訊國際、製藥行業第一三共，日用化工巨頭漢高，製造業的福特、通用汽車和哈雷-戴維森摩托，建築行業的瑞士豪瑞、拉法基水泥，銀行業（消費業務）的花旗和蘇格蘭皇家銀行，以及零售巨頭麥德龍等。
並且，雖然2017年後在印度註冊的外企數量增長了11.4%，但在印度市場積極開展業務的外國公司數量卻不增反減，由2017年3月的3361家降低至2021年12月的3311家，降幅達1.5%。兩項數字相疊加，至少説明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撤離的跨國企業收益遠未達預期。過去10年間，福特在印度累計虧損逾20億美元，其印度公司負責人表示，“多年的虧損，持續的行業產能過剩，以及印度汽車市場缺乏增長預期，導致了退出的結果”。通用汽車亦發表聲明稱，“(在印度)無法期待取得與投資相符的利益”。花旗銀行和蘇格蘭皇家銀行選擇出售或關閉在印零售業務，同樣是因為零售部門無法在印度市場獲取客觀利潤，對總體收益構成拖累。
第二，近年新來印的跨國公司數量有限。雖然莫迪政府上台後相繼推出“印度製造”“生產掛鈎激勵計劃”（PLI）等多重政策，改善投資環境，進一步放開產業投資限額以吸引外資，但真正進場的跨國企業並不多。
據《2022年世界投資報告》統計，2019年至2021年，流入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FDI）佔全球FDI總額的比重由3.4%下降到了2.8%。2021年，在印度的主要FDI來源國中，除毛里求斯、德國、日本向印度直接投資額有所上升外，新加坡、美國、荷蘭、阿聯酋對印直接投資均有下降，且降幅超1/4。此外，英國和開曼羣島對印直接投資亦降低1/5，導致2021年流入印度的FDI總額減少近1/5，降至513億美元。
2 印度市場：潛力大但創收難
印度市場潛力大，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共識。
印度擁有數量龐大的人口、持續增長的經濟和相對低端的消費結構，市場消費需求存在巨大的擴張空間。近年來，伴隨所謂“中產階級”的不斷擴大，印度市場更是被寄予厚望，西方發達國家傾向於將印度看作“第二個中國”，期待印度走出一條與中國類似的高增長曲線。
印度政府更是不憚於宣揚本國經濟成就，莫迪政府2019年宣佈印度要在2025年成為“5萬億美元經濟體”。今年8月15日，莫迪在獨立日講話中更宣誓要在25年內成為發達國家，其對印度經濟的信心不可謂不強。
正是瞄準了印度經濟的美好前景，諸多跨國公司於新世紀初爭先恐後登陸印度市場，期待能在這片“藍海”中佔得先機，收割印度經濟增長帶來的市場紅利。但20多年過去了，印度市場的潛力至今仍未兑現。
從印度自身發展水平看，按世界銀行數據，2021年印度人均國民總收入為1930.7美元（按2015年不變價美元計算），仍屬於國際定義的中低收入國家，相當於中國1998-1999年之間的水平。
印度經濟體量雖大，但較低的人均收入意味着民眾實際消費能力有限。所謂“6億中產階級”日均消費支出僅為2-10美元，其中佔絕對大多數的是司機、裝修工、街頭小販、木匠等人羣。這些人往往擺脱貧困不久，從事門檻低的服務業工作，其收入除用於居住、食品等必需支出外，還需承擔家庭教育、醫療和必要消費品，很難留存足夠收入用於消費跨國公司提供的中高端產品或服務。
新冠疫情的衝擊和近期的通脹加劇、物價高企，更導致不少中產階級滑落至貧困階層，延緩消費市場復甦。
眾多跨國公司在印度市場的戰績也印證了這一點：高價的蘋果手機多年來難以打入印度主流市場；主打性價比的小米在印度深耕多年，利潤最高不過2020年的3.5億元人民幣。
難以取得預期盈利，甚至要靠長期“倒貼”去佔有市場份額，成為很多在印跨國公司難以言説的痛。
8月15日，印度總理莫迪在紅堡發表獨立日全國講話稱，印度將致力於在25年內成為發達國家，將在電力、國防和數字技術方面採取支持國內生產的政策。圖/IC photo
3 印度對外企的態度矛盾多變
印度的營商環境並不樂觀，最具代表性的是税務。印度税務部門對跨國企業的税收審查嚴苛頻繁，“偷税漏税”“洗黑錢”等罪名多如牛毛，“税務恐怖主義”惡名遠揚。
2012年，時任國大黨政府曾通過一項對《1961年所得税法》的修正案，該法案允許政府對1962年以後發生的任何涉及直接或間接轉移印度資產的跨國企業交易追繳資本利得税。
根據這一條款，印度税務部門在全球發起追繳行動，向包括凱恩能源、沃達豐等多家跨國公司開出數十億美元罰單，一時被國際投資界所詬病不已。儘管莫迪政府2021年廢除這一法案，但印度政府缺乏契約規則意識、憑藉主場優勢肆意“敲竹槓”的行為方式一時間卻難以改變。
反壟斷是印度政府對跨國企業的另一大監管利器。以印度競爭委員會（CCI）為代表的政府機構常以違反《反壟斷法》為由，對蘋果、谷歌、亞馬遜、沃爾瑪等跨國企業開展“反壟斷調查”，並開出鉅額罰單，時刻提防本國市場被跨國企業所壟斷把持。
除此之外，印度的保護主義政策不勝枚舉，包括歧視性關税政策，對進口產品徵以高關税，強迫外企進行本地化生產；政府採購中偏向本土小企業；頻頻高舉“國家安全”大旗，對大型跨國企業進行滋擾等等。美國國務院2021年發佈的投資環境報告就將印度描述為“具有挑戰性的營商之地”。
長期以來，印度對外企的態度是矛盾多變的。一方面，其經濟增長需要資本，為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歷屆印度政府基本奉行開放戰略，吸引跨國企業進入；另一方面，被殖民的歷史記憶、國內眾多中小企業的政治影響力，以及希望快速培育本土產業鏈的主觀願望，導致印度或排斥實力強大的跨國企業，或“高標準”要求這些企業利潤不得轉出，技術必須轉讓，政府有時還因選舉需要或民粹主義壓力拿出某些跨國企業“祭旗”，以彰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事實證明，無論印度享有怎樣的地緣政治優勢，抑或有怎樣的發展前景，以腳投票的市場選擇才是最具説服力的。
特約撰稿人｜寧勝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編 輯｜李瀟瀟
校 對｜趙 琳
實習生 | 吳葉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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