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田軒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以“持久戰”為核心詞破題。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的當日，大洋彼岸傳來一個值得關注的消息：美國商務部公佈的首次預估數據顯示，美國國內實際GDP環比下跌32.9%，是季度GDP數據自1947年有記錄以來最大程度的暴跌。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的統計口徑和我們不完全一樣，是季度環比數據。如果和我們統一口徑後，實際的GDP下跌接近10%。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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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做“持久戰的打算”？
全球經濟“金絲雀”衰退引發的蝴蝶效應
對於美國交出的這份期中成績單，其實並不太意外。畢竟，目前美國新冠肺炎疫情的“失控”，是可以用數字來量化衡量的：截至北京時間8月7日，美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503萬，累計死亡病例超過16萬。
更可怕的，是疫情對美國經濟造成的系統性打擊。當前，美國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都面臨着進退維谷的局面。為應對新冠疫情所導致的經濟下行與市場動盪，美國政府此前已經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幾乎是“竭盡全力”的逆週期宏觀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調至零利率，並實施了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政策，以緩解金融市場中的流動性危機。財政政策方面，美國政府已出台規模達2.25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方案，體量相當於其GDP的10.5%。
此前，大規模的流動性釋放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有助於緩解債務市場的壓力，增強美國國債的流動性，緩解金融危機，暫時遏制金融市場的恐慌。但這樣的政策長期來看，將會帶來負面的效果：預算緊張、資產負債表持續擴張，加劇了財政支出和債務負擔。同時，大量的流動性流入了虛擬經濟而非實體經濟，推高了金融資產價格、積累了資產泡沫、加劇了金融風險的聚集。
面對可能會出現的下一輪疫情衝擊，美國未來的宏觀政策空間和彈藥已不足，進入到一個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隨着量化寬鬆的邊際效用逐漸遞減，市場風險將會逐漸暴露，市場恐慌情緒將難以轉變，將會進一步導致資本逃離、美元貶值，陷入經濟黑洞。
因此，我們的判斷是，由於疫情對於美國經濟造成的長期性、持續性的衝擊，短期內很難扭轉，美國經濟大概率會進入嚴重的衰退。
不盲目悲觀，但也絕不能盲目樂觀。作為手握美元霸權的國家，美國經濟的一舉一動都將引發全球經濟的蝴蝶效應。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自然也無法從風暴造成的漩渦中全身而退。
由於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關係着世界各國的對外貿易，美國經濟若進入衰退，勢必會拖累全球產業鏈、全球貿易，對於全球經濟和資本市場來説，都將造成嚴重威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對今年全球經濟增速的最新預測分別為下降4.9%以及下降5.2%，為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疫情沒有得到完全控制前，世界各國長時間處於疫情防控狀態，將沉重打擊全球產業鏈，導致生產成本上升，消費需求下降，特別對於產業鏈不完善、依賴外需的國家來説將會難以承受。
未來，對內我們還將繼續進行疫情防控的長期性工作，並需要與復工復產相協調，穩步推進經濟秩序的恢復；對外，國際環境的不確定、不穩定性，不會一夕好轉，需要長期艱苦的應對工作。因此，“持久戰”不僅是一個高屋建瓴的國家戰略定位，更應該是所有國民都深刻領悟的戰略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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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戰，怎麼幹？
經濟發展取決於技術創新的競爭，但最終是兩種制度、兩條道路的競爭。局部衝突和摩擦不可避免，但是和平與發展仍然是主旋律。日益升級的中美摩擦，不僅決定了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經濟形勢發展的核心邏輯，也是全球經濟演變的最核心邏輯。
在紛擾的外部環境變化中，如何把握核心邏輯，是對我們冷靜、理性和定力的一場重要考驗。我國經濟具有高度的韌性，相對比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受疫情打擊嚴重，現在還完全沒有控制疫情，經濟恢復遙遙無期。所以，對於中國來説，目前正是我們最好的發展戰略機遇期。
一、補短板、鍛長板，正確建構“雙循環”
從今年全國兩會、近期企業家座談會強調“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到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措辭上由“逐步形成”變成“加快形成”，這一切都表明中央已經認識到了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解決問題的緊迫性。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大循環”並非完全摒棄國際分工，也不意味着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轉向,而是意味着我們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事實上，中國的內部循環絕非回到“閉關鎖國”，而是通過國際產業鏈、貿易鏈的重構，使國際循環更好地為國內循環服務。本次政治局會議提到的“繼續擴大開放”，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點。對於國際循環而言，一方面，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標杆效應，帶動東盟、中亞、東歐、非洲快速發展，同時以“磁石效應”持續深化與東盟、日韓等周邊經濟體的雙邊貿易，拓寬供應鏈的廣度；另一方面，要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提升“中國製造”的技術附加值，在對沖人口紅利消失的同時，控制住供應鏈上游的主導權。
我國當前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深厚的熟練產業工人儲備、先進的物流系統、龐大的消費市場規模和日益提高的營商環境，這些都為我國實現“國內大循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對於我們目前具有的“國內大市場優勢”，絕不能單純地認為，中國市場大到可以容納出口型企業的所有產能，而是要發揮國內廣闊市場的優勢幫助企業渡過暫時的難關、穩定經營並提高競爭力。外向型企業出口轉內銷，不是放棄海外市場，恰恰是為了幫助出口型企業渡過困難時期生存下來，同時保住已經建立的外銷渠道。
面臨當前國際形勢的鉅變，我們要通過充分發掘內需潛力、完善國內產業鏈體系、降低綜合融資成本、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推進高水平區域經濟一體化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的推進，來抵禦外部風險。
中國要向前發展，勢必要衝破舊秩序的藩籬。特別是在決定中美關係走向的歷史十字路口，我們不能因為外部的紛擾打亂自己的發展節奏，而更應該保持冷靜、理性和定力，專注於修煉內功。而這一內功，就是技術創新。此次政治局會議指出，適應當前複雜嚴峻的經濟形勢，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必須“更多依靠科技創新”。未來，我們應進一步重視自主創新以及科創企業發展，通過金融等多種工具為其賦能，同時在制度環境、政策環境、社會環境、輿論環境等方便給予保障，讓創新者敢創、能創、真創，通過創新突破技術“卡脖子”問題，使得“國內大循環”的路徑更為暢通，為打贏“持久戰”積蓄持久動力。
二、宏觀政策向精準、長期均衡要效益
在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於貨幣政策的表述，有一處改變比較關鍵：“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不再明確提“降準降息”了，而在5月份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相關的提法為：“引導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合理增長”。從“引導”變為“保證”，意味着寬鬆政策應該不會在今年輕易退出，但尾聲逐步接近，要降低寬鬆預期。
可見，對於用“放水”來解決一切的宏觀調控思路，我們要保持警惕。對於未來的宏觀調控政策，宏觀政策“落地見效”將替代“加大力度”，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積極有為、精準導向、效率和質量，將成為首要考慮的問題。
對於貨幣政策來説，如何拿捏適度，為經濟發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條件，將成為最核心的工作思路。未來，貨幣政策將回歸常態，以穩為主，一些非常規政策手段可能會逐步退出，在基本面繼續維持寬鬆的情況下，具體措施上會更加註重結構性的貨幣政策，防範資產泡沫的風險。
對於財政政策來説，今後，相對於“積極”，“質量”和“效率”這兩個詞的分量會更加重要。資金不是問題，落地將成為關鍵。今年上半年，我國財政收入同比大幅下滑接近11％的情況下，財政存款竟然還明顯高於去年同期，説明政府在今年上半年遠超去年的赤字融資中，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沒有落地。可以預見，隨着這部分仍然閒置的財政資金的落實使用，地方政府民生和基建項目將得以加速落地，今年三、四季度的實體經濟也將會得到進一步提振。
三、就業優先，以底線思維化解社會內部壓力
網絡上有一句流行的話，“貧窮限制了想象力”，這句話充分反映了我國目前拉動居民消費的困境：由於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由收入所支配的居民消費實際上並不能與其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相匹配。最突出的表現，是房地產對消費形成擠出效應明顯——快速上漲的房價，意味着家庭基本的購房需求要耗費更多的槓桿空間才能得以消化。無數工薪家庭數十年都行走在房貸的巨大壓力下，許多年輕人的夢想，也逐漸迷失在城市不斷上漲的房租中。房地產這部魔幻現實主義大戲，不斷侵蝕着居民的消費能力與追求美好生活的夢想。
在外部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的背景下，下半年經濟怎麼幹？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消費作為內需的“穩定器”，對經濟增長十分關鍵。目前，我國仍有六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消費擴容潛力巨大。面對這一巨大的潛在市場，促消費將是一場持久戰，它不是高層政策一廂情願的買賣，也很難一“促”而就，需要消費者有穩定的收入預期作支撐。因此，保障就業成為維繫社會穩定大局、有效拉動內需的重要一環。
今年兩會提出的“六保”、“六穩”，正是要為破除供給制約提供政策上的保障。7月30日政治局會議還首次提及“青年人”羣體，要求“採取有效措施緩解疫情對青年人就業影響”，把高校畢業生就業作為重中之重。近期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對新型城鎮化問題和農民工就業問題做出相關部署，指出：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進城農民就近打工就業提供機會。
保就業、保收入、促消費，除了政策上的直接引導，保障中小微民營企業也是重要的一環。作為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毛細血管”，佔我國企業總數90%以上的中小微民營企業，創造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們提供了80%以上的就業崗位。
7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更大力度推進改革開放，用深化改革的辦法優化營商環境，實施好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行動方案，繼續擴大開放。”作為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路徑，混合制改革將破解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困境，加之今年5月底出台的《民法典》，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保障得到了法理基礎和制度支撐。未來，政府還應該在降本、開源兩方面繼續強化對中小企業的扶持——除了政府減少開支為企業背成本外，通過貨幣政策精準“開源”與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的持續推進，努力根治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頑疾，共同助力中小企業恢復發展韌性、增強發展彈性。
四、發揮制度優勢，抓住戰略機遇期
1953年至今，我國已制定和實施了13個五年規劃。今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制定十四五規劃的關鍵之年。不同於以往的任何一個五年規劃，十四五規劃是一次將中國經濟由舊模式躍遷到新常態、由低質量發展舊路徑切換至高質量發展新道路的全新再出發。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都是制定五年規劃，而今年在制定十四五規劃的同時，也將首次制定未來十五年的“遠景目標”，這充分體現中央把十九大提出的“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部署落地落實的堅定決心。
只有堅定地成為一個長期主義者，不僅僅着眼於短期利益，才更加有利於我們制度優勢的發揮。不是僅侷限於短期問題的解決，而是更加關注中長期、基礎性、全局性的趨勢，做好長期鬥爭和打持久戰的準備。
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從要素投入增長模式向創新驅動增長模式的轉變，未來我們要更加依賴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發展。在這其中，抗擊疫情所展現出的制度優勢、廣闊巨大的國內市場、世界各國中最為齊備完善的工業體系還有吃苦耐勞、勤勞智慧眾志成城的民眾，這些都是我們不斷向前的重要力量。
同時，我們必須要看到，我們目前還面臨着很多不平衡不充分的情況：一是地區不平衡不充分，西部地區人民收入水平還相對較低；二是產業發展的不平衡，在金融科技等產業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同時，其他一些產業還比較落後；三是人民收入的不均衡。而這些不平衡不充分的應對和解決，也正是未來我們巨大的紅利所在。
當時間集聚的力量被推舉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在戰略風險與戰略機遇之間權衡判斷，做好設計、重塑，可能將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得以再次嬗變、躍升的重要一步。
發展在根基，機遇在長期。面對新一輪大規模的經濟佈局調整，在尊重中國自有內在發展規律和邏輯的基礎上，賦予新時代鬥爭精神以更強的耐力和定力，我們才能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
編輯 陳莉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