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調整期兩三年 保住企業才有就業
2020年，中國經濟受到的衝擊和政策的應對調整，將會成為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註腳。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給全年經濟增速設定目標，強調做好“六穩”和“六保”工作，將就業優先放在首要位置。與此同時，上調財政赤字率和專項債額度，發行抗疫特別國債，貨幣政策更加有針對性地向中小企業傾斜，穩企業和發揮市場主體活力被當作是檢驗政策落地效果的直接指標。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巡視組組長趙華林、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中銀國際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管濤，分別從新基建與國企改革、經濟調整與宏觀政策的配合、保企業與穩就業的操作路徑、全球金融環境變化之下中國金融面臨的新機遇和挑戰進行討論。
壓力測試
疫情對經濟社會的衝擊前所未有，這是一場對中國宏觀調控的壓力測試。雖然沒有設置經濟增長目標，這並不代表增長不重要，保民生和保就業以經濟穩定為基礎，要以更大的宏觀政策力度對沖疫情影響。
疫情的影響快速傳導至就業，受衝擊最大的是餐飲、旅遊、娛樂、文化、家政、物流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就業會減少。2019年，城鎮就業44247萬人，其中私營企業職工1.3億人，個體户0.9億人，外出農民工17425萬人，本地農民工11652萬人。2020年1-4月，城鎮新增就業354萬人，低於上年同期105萬人。4月失業率6.0%，失業人員2500萬人左右。此外，由於疫情部分農民無法工返城就業，4月約有1700萬人農民工未返城。
新成長經營主體減少，就意味着新增就業數量也會減少。祝寶良表示，企業壓力會反映在就業和財政收入上，政策調整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時採取措施，供給端通過各種措施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同時要想辦法恢復需求。
政府工作報告將2020年財政赤字率提高到3.6%，赤字規模比2019年增加了1萬億元，此外又發行了1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地方專項債額度提高至3.75萬億元，全部財政擴張達到GDP的8.5%。全球主要經濟體也紛紛啓動刺激計劃，美國、德國、澳大利亞陸續宣佈擴大刺激計劃，刺激規模均達到了本國GDP的10%，而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全球推出的刺激措施在GDP中的平均佔比為4.5%。“兩會召開之後政策趨勢已經非常明確，有三個大原則：一是保底線，二是留有餘地，三是要轉危為機。”李稻葵説。
李稻葵認為，這次兩會沒對經濟增長提出硬指標，就是怕地方政府為了GDP指標搞一些短期來看似乎能夠穩住經濟，但是長期來看會留下隱患的措施；因為經濟還有兩三年調整期，國際經濟形勢還會變化，所以政策要留出空間。
李稻葵進一步解釋，因為明後年的經濟情況不會一下子就扭轉過來，國際形勢還會變化，所以把一些政策的“子彈”留下來，中央層面也是留有餘地的，比如這次的特別國債券只發了1萬億元，之前很多預測，包括我預測是1.2萬億元，這次只提了1萬億元的特別國債券，為什麼只提1萬億元，我的理解是擔心明年年經濟還不能完全恢復，所以留有餘地。
另外一項壓力則是如何有效擴大內需，穩定和擴大內需是基礎，中國選擇了啓動“新基建”來對沖內需下滑風險，並且希望可以同時實現產業升級。“新基建”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按照報告要求，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一代信息網絡，拓展5G應用，建設充電樁，推廣新能源汽車，激發新消費需求、助力產業升級。
需求刺激着力點在哪兒？供給側改革的着力點在哪兒？需求側刺激和供給側改革良性互動的結合點又在哪兒？趙華林給出的答案是新基建、國企改革和推動國企改革促進新基建。
趙華林表示，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着力點，但投資還需要“好鋼用在刀刃上”，“刀刃”的選擇有三個標準：一是規模足夠大且對經濟的帶動效應足夠大；二是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標準一主要體現了投資需求的刺激作用，標準二和標準三則體現了需求側刺激對供給側增長的積極促進作用。這三個標準體現了對需求和供給良性互動的關注。新基建符合上述三個標準。”趙華林説。
很多人擔心新基建的投資是否會重複2009年4萬億的負面效應。比如“一哄而上”、重複建設，目前各地市陸續公佈了2020年重大項目投資計劃，新基建佔重大項目比很大，一些地方的城投公司躍躍欲試，藉着貨幣政策放鬆的“東風”積極融資，隨之而來的產能過剩、槓桿過高將侵蝕過去幾年“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
“如何防範新基建重蹈覆轍，關鍵在於供給側改革的約束和發力。”趙華林説。
做好準備
今年4月，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這比三個月前的預測大幅下降了6.3個百分點。
全球經濟是否會陷入嚴重衰退引起討論。樂觀的看法是，疫情對經濟影響是短期衝擊，世界經濟會出現較大幅度衰退，但不會發生大蕭條和金融危機。悲觀的看法是，在全球經濟處於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高債務、高風險的背景下，疫情會嚴重衝擊實體經濟並導致金融危機，出現大蕭條。
管濤表示，未來全球經濟前景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儘管各國預測經濟可能在下半年恢復正軌，出現V型反彈，但是國際經濟組織和主要國家的央行都對此表示不樂觀，比如5月17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接受採訪的時候説，需要一段時間恢復經濟將會恢復，可能會一直持續到明年年底，直到2021年底。
“非常規貨幣政策難以全身而退，短期來看在全球貨幣大放水的情況下，金融市場風險資產價格出現了大幅的反彈，有可能會讓全球重導資產泡沫化的覆轍，一旦未來非常規貨幣政策啓動退出，金融條件收緊，有可能會刺破資產泡沫，2019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正常化半途而廢，就是前車之鑑。”管濤説。“目前還很難判斷經濟是否會出現大蕭條，但是危中也有一些機遇，同時也要看到對這些問題要做好準備。”祝寶良表示。
祝寶良提醒，全球貨幣都在放鬆，但是中國的利率還是正利率，還處於正常的貨幣政策區間之內，這樣短期有熱錢會流向中國，中國的資本市場短期有一定利好，同時要防止一旦海外開始退出政策，熱錢會再次流出去。因此，一方面要讓利率市場化，讓利率浮動，同時要對資本市場進行適當地管制，不過正常的外資還是會呈現流入。此外，結構性的通貨膨脹問題需要關注，農產品(7.650, 0.02, 0.26%)價格可能還會上升，但是部分大宗商品的價格是在下跌的。
管濤認為，從中長期來看，由於資本的大量流入，加上中國本身的金融市場擴大開放，這種情況下，資本的大量流入也會加大未來流出的衝擊隱患，要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
未來兩三年，中國經濟將會走出怎樣的軌跡？李稻葵判斷，未來兩三年，可能還是比較艱苦的，會出現一些考驗耐心和定力的國際上的重大變化。“經過兩三年的努力，我們應該能夠打開一個新局面。”李稻葵表示，中國經濟的主要市場在國內，而且以中國經濟為核心拉動了東南亞、東亞地區的產業鏈；此外，技術創新基本上能夠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很多創新能夠實現自主，一旦這個局面形成，還會有十年左右比較快速的增長，在6%左右從2020年到2050年，中國經濟只要保持4%左右的增長就夠了。
改革開放
在內部和外部經濟受到雙重壓力之時，《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配置市場化體制機制的意見》《關於新時代下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這兩份重磅文件傳遞出明確信號：提升經濟活力和激發市場潛力，需要通過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來實現。
管濤認為，中國經濟目前面臨五個方面的挑戰：第一，槓桿率存在進一步上升的風險，在寬流動性、低利率的情況下，中國的高負債問題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槓桿率會階段性上升；第二，會出現競爭性貶值的壓力，這對中國的經常項目收支，對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地位都會帶來一定影響；第三，資產泡沫化的風險，主要是體現在全球寬流動性低利率的情況下，人民幣估值的優勢可能會迅速被透支，出現資產估值的泡沫化；第四，國內物價穩定的挑戰，在短期來看由於供求兩端都受到抑制，中國面臨的主要是通縮壓力，有通脹的問題也是結構性的通脹，但是從中長期來看中國既有通脹的風險，也有通縮的風險；第五，資本流動衝擊的風險，在全球流動性氾濫的情況下，中國有可能會重新面臨資本的大量流入。
在對外開放方面，管濤還表示，要提高附加值，擴大商品和服務進口，發展服務貿易，金融上要擴大出口信用保險覆蓋面。
祝寶良表示，中國經濟目前除了要為金融風險做好充分準備，還需要關注企業經營困難的問題，一季度的經濟損失在3萬億元左右，其中企業的利潤損失將近2.2萬億元，供應鏈和產業鏈關乎國計民生；此外，今年地方財政收支壓力非常大，同時還面臨着改善民生的問題，還要償還部分過去的債務，隱性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也都在。估計全年財政收入要減收1.5萬億元，這就是財政赤字要適當擴大的原因之一。
“以發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國企改革為供給體系更好適應新基建投資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趙華林表示，國企的“混改”是為改而“混”，“混”是形式，“改”才是目的，通過引進非公有資本投資者來推進運營機制改革，新基建中亟需市場化導向的互補性和協同效應，混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複建設、過度融資。
李稻葵表示，經濟在醖釀新的增長機遇，但也要對未來兩到三年的經濟短期衝擊做出預案；最終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兩到三年的調整，包括國有企業改革，讓中國經濟再回到一個比較健康的或者是更加健康的、更加可持續的發展軌道上來。
“未來兩三年，就是要下過去下不了決心，做一些基礎性的技術投資，經過兩三年調整，中國經濟的科技發展、產業升級會有一個更好的基礎。”李稻葵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