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還是不生，這是個問題。
老家福建泉州農村、目前在廈門工作的林先生已經生育了兩個女兒，計劃再生一個，不過由於太太在事業單位上班，因此目前只能選擇觀望等待。
而對不少大城市的白領羣體來説，由於結婚和生育年齡較晚，以及經濟生活壓力等因素，即使放開生育政策，生育意願也不高。
“我25歲碩士畢業，34歲才生了第一個娃，可能在40歲之前再生一個，或者不生了。”在廣州工作的李女士説。
4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稍早發佈的2021年第2號論文《關於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引爆了輿論場。
該工作論文稱，中國人口形勢已經逆轉，灰犀牛越來越近；要認識到中國人口形勢已經逆轉，轉型後人口衰減的速度將超乎想象，教育和科技進步難以彌補人口的下降。文章認為，要全面放開和大力鼓勵生育，切實解決婦女在懷孕、生產、入托、入學中的困難，讓婦女敢生、能生、想生。
4月15日，A股奶粉股和母嬰類個股旋即以大漲回應，貝因美等多股漲停開盤。行業人士認為，國內已連續三年新出生人口下滑，這帶來了市場總量萎縮，也導致行業競爭的加劇，大漲背後是行業苦於此情況久矣。
中國出生人口近年的下降趨勢，讓是否“應全面放開生育”這一話題不斷挑動輿論的神經，也左右着資本市場的動向。
值得注意的是，時隔十年，最新一次即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即將公佈。
人口問題影響深遠。中國人民銀行的研究者亦在持續關注這一話題。而中國知名人口經濟學家蔡昉，經國務院同意，近日出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他近期在多個場合談及中國的消費潛力，以及人口、老齡化等議題。
兩孩政策效應減弱
中國是人口大國。人口政策的微妙變動，足以引起經濟社會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今年2月18日，國家衞健委官網在回覆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關於解決東北地區人口減少問題的建議》時提及，東北地區可以立足本地實際進行探索，研究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對當地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提出東北地區實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試點方案。
這一回復也被市場解讀為“東北即將試點放開生育”，2月19日國內的奶粉股和母嬰相關個股等也上演了一輪大漲行情。但2月21日，衞健委又對外回應並否認了這一市場傳言。
武漢大學經濟系主任羅知認為，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社會的超高收入人羣和低收入人羣生育意願遠高於中等收入人羣，放開生育後，很可能出現有錢人拼命生，低收入人羣因為養孩子投入少、成本低也會積極響應。相反，大量的中等收入家庭因為考慮到時間成本、教育投入等多方面因素生育意願較低。
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教授對第一財經表示，出生人口減少，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在於育齡女性的減少。由於育齡婦女減少明顯，有資格、能夠當媽媽的人數減少了，因此出生人口也必然減少，這是重要的客觀因素。“目前全面兩孩政策的效應已經不是減弱問題，而是相當弱了。”
“僅僅放開生育政策無法達到這一目的，還需要給多生育的中產羣體減免税，同時增加公立的幼兒園、小學、初中的供給，教育方面的改革、養老也需要配套。”羅知告訴第一財經，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非常高，在生育政策改革中需要充分考慮到生育對女性職業發展、收入的影響，加強全社會對女性生育的激勵機制設計。
西南交通大學國際老齡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楊一帆對第一財經表示，目前我國出現的儲蓄率下降、消費不提振的問題確實與人口結構的變化有關，金融部門不僅要呼籲放開生育，更應該關注自身“適老化”的業務創新，對金融供給產品進行結構化改革，擴大面向老年人的金融服務和供給，為老年人提供更多金融產品，與其他部門一道共同發力應對老齡化。
2020年多地出生人口下滑
目前，不少地方已發佈2020年出生人口數據，從各地公佈的數據來看，降幅比較明顯。
例如，在東北唯一的特大城市瀋陽，近日公佈的2020年瀋陽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年末全市户籍人口762.2萬人。人口出生率6.68‰，比上年降低1.67個千分點，出生人口性別比107.1；人口死亡率10.02‰，提高1.71個千分點。人口自然增長率-3.34‰，降低3.38個千分點。
由於出生率低，瀋陽這樣的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為-3.34%，只不過，在落户門檻放寬的情況下，有不少省內普通地市的人口遷入，因此户籍人口還增加了5.8萬人，但整體來看遼寧乃至東北的普通地級市的青年人口則在繼續流失。
在浙江寧波，根據2020年寧波統計公報，全年全市出生43521人，人口出生率為7.12‰。而上一年出生人口為49464人，人口出生率為8.17‰。也就是説，2020年，寧波出生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了5943人，下降了12%。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梳理，目前一些已公佈2020年出生人口數據的城市，降幅多在一至兩成之間。
出生人口下滑，受制於多個方面的因素，比如，2020年受疫情影響，生育也受到影響；經過5年的時間後，二孩效應已經逐漸弱化，育齡婦女佔比減少；結婚人數的減少，婚育年齡的推遲，生育意願的下降等。
從歷年全國出生人口數據來看，2019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僅為1987年這一近40年人口出生最高峯年份的58%左右。未來幾年，隨着1998年至2003年出生的人羣逐漸進入婚育階段，出生人口將不可避免地持續下滑。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幾年後，我國年出生人口將很可能降至1000萬人以內，這個數字不足上個世紀80、90年代年均出生人口的一半。
市場在等風來
針對出生人口持續下滑的態勢，前述工作論文指出，要全面放開和大力鼓勵生育。出生率取決於育齡婦女佔比和生育率，前者受歷史人口狀況的影響，改變起來難度大；後者受當前婦女認識的影響，提高起來見效相對快。
文章建議，一方面要全面放開生育（三胎及以上）。“不要再猶豫觀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現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讓生時放開，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則沒了用處。”
“應抓住當前生育政策對部分居民還是硬約束的時機，全面放開生育，及時釋放其較高的生育意願，若稍有遲疑，將錯失以生育政策應對人口轉型的寶貴窗口期，重蹈發達國家的覆轍。”文章指出。
目前，對不同的羣體來説，放開三胎乃至全面放開生育，影響差異較大。有部分羣體有生育三胎乃至更多胎的意願。
經濟壓力大、育兒成本高、房價高等因素是影響生育意願的重要因素。去年底，浙江省統計局、浙江省發改委聯合發佈的一篇《浙江人口結構及其變化趨勢分析》分析指出，（目前）生育成本巨大。根據全國生育意願調查，經濟負擔重排名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認為學前教育支出對他們來説負擔較重。而對於雙職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務嚴重依賴家庭代際支持。
央行在今年連發兩篇工作論文，均涉及人口問題。
除了上述工作論文，3月25日，央行2021年第1號論文《“十四五”期間我國潛在產出和增長動力測算研究》中也指出，未來隨着中國人口紅利持續消退，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貢獻還將進一步下降，但勞動力質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所增強；要加強結構性貨幣政策對人力資本質量和高全要素生產率行業的支持。
儘管央行工作論文均聲明不代表人民銀行，不過獨立乳業分析師宋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最新）央行論文鼓勵生育的態度十分明確，相信未來不久就會有新的進展。
在業內看來，因出生人口減少帶來的市場總量萎縮是國內奶粉行業和母嬰行業面臨的一個共同的難題。
從2017年開始，國內新出生人口數已經三連降，從2017年的1723萬下降至2019年的1465萬，也對國內母嬰產業的市場總容量帶來直接影響，行業增長進入存量競爭時代，企業間競爭加劇。如果可以放開生育，對相關行業而言無疑是利好。
不過宋亮表示，目前生育下降的原因既有育齡婦女減少的因素，同時也是個複雜的社會問題，在支持生育政策上應該考慮得更加全面。
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15日發文稱，未來不僅會放開三胎，四胎五胎未來可能給獎勵。生育政策在“十四五”時期可能會做調整。最好全面放開生育，實在不行先放開三胎，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比如女性就業的保障，加大托育服務，加大教育、醫療、社保的公共支出，建立老年友好城市社會。
“我國的生育率水平已經轉化為由內生性變量決定，並指向穩定低生育率水平和少子化趨勢，依靠生育政策這個外生性變量決定生育率走向的年代一去不返。到本世紀中葉甚至更長時期，微觀家庭層面少子化的基本形態不會根本改變。應對少子化困局的邏輯起點應該是，面對客觀現實，從現實出發尋求解決問題的路徑。”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對第一財經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