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啓示錄：穿越危機與復甦

和去年一樣，202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依然是三人共享。北京時間10月10日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Ben S. Bernanke（本·伯南克）、Douglas W. Diamond（道格拉斯·戴蒙德）和Philip H. Dybvig（菲利普·迪布維格）等三位美國經濟學家獲得這一獎項，表彰他們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

俯仰之間，皆為歷史。在一場場黑天鵝與灰犀牛的反覆沖刷下，全球經濟前景正顯得越發暗淡。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告訴我們，對於危機的預判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應該是正確的行動。正如丘吉爾曾論斷，“不要浪費一場好的危機”。

三人共享

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主都來自美國，他們將分享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642萬元人民幣）的獎金。諾貝爾獎委員指出，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對後續研究至關重要，這些研究增進了社會對銀行、銀行監管、銀行危機以及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的理解。並且，這些研究還降低了金融危機發展為長期蕭條的風險以及社會造成嚴重後果。

這三位獲獎者都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均為“50後”，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初為一系列現代銀行研究奠定了基礎，這些研究向我們解釋了為什麼要有銀行，如何使銀行在危機中不過於脆弱，以及銀行倒閉會怎樣加劇金融危機。他們的研究，對監管金融市場和應對金融危機頗具意義。

其中，最為人所熟悉的當屬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伯南克於2006-2014年間擔任美聯儲主席。在此期間，他指揮美聯儲應對了2006-2010 年的金融危機和之後的經濟衰退，組織實施了經濟刺激計劃並提升了美聯儲運作的透明化。

道格拉斯·戴蒙德是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默頓·H·米勒傑出金融教授，主要研究金融中介、金融危機和流動性。2012年，他獲得了摩根士丹利美國金融協會金融卓越獎，2016年，他獲得了CME集團數學科學研究所創新定量應用獎。

戴蒙德在接受電話連線採訪時表示，獲獎消息“出乎意料”。談及目前全球金融市場的情況，他説：“與2008年金融危機相比，我們今天的準備當然要好得多。

菲利普·迪布維格則為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銀行和金融學教授，並以他的論文Diamond-Dybvig而聞名，該模型由戴蒙德和迪布維格共同開發，展示了銀行如何通過創造流動性為經濟服務，以及如果沒有任何存款保險或其他保護措施，這種流動性創造如何使銀行陷入困境。該論文是金融和經濟學領域引用最廣泛的論文之一。

銀行與金融危機

“他們的發現改善了社會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詞中指出，他們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發現是，為什麼避免銀行倒閉至關重要。

據瞭解，戴蒙德和迪布維格以政府的存款保險形式提出了針對銀行脆弱性的解決方案。當存款人知道國家已經為他們的錢提供了擔保時，當銀行擠兑的謠言出現時，他們不會再一下子就衝進銀行。

此外，戴蒙德還揭示了銀行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作為存款者和借款者之間的中介，銀行更適合評估借款者的信譽，並確保貸款被用於良好的投資。

中央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研究員、內蒙古銀行研究發展部總經理楊海平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從諾貝爾獎委員會的頒獎詞及三位獲獎者的主要研究成果中，可以解讀到的關鍵信息是：銀行作為儲蓄-投資中介，與天然的脆弱性緊密相連，銀行風險管理中介職能的有效發揮能夠減弱這種脆弱性，通過政府提供存款保險和充當銀行的最後貸款人，可以防止銀行倒閉傳言的自我實現。銀行危機及由此產生的儲蓄-投資轉化功能喪失是導致危機變得如此嚴重和持久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獲獎者的見解提高了我們避免嚴重危機和昂貴救助的能力。”

此外，伯南克則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這是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他還展示了銀行擠兑如何成為危機變得如此深刻和持久的決定性因素。

在學術研究上，伯南克最大的貢獻有兩個，一是對1929年大蕭條的經濟史研究，二是對“金融加速器”的理論探討。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水清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伯南克自己有很深的學術功底，可以説是一個學者，在擔任美聯儲主席後轉型為成功的政策執行者。

楊海平坦言，在當前的經濟金融形勢之下，伯南克等三人獲獎與其説是歷史的某種暗示，不如説是有意無意的一種巧合與警示。DD模型一直為金融學子歎服不已，而伯南克作為美聯儲前任主席，曾親歷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同時一直在宏觀經濟學聖盃之側沉吟。他們的研究雖然沒有徹底解決“為什麼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經濟危機”的女王之問，但對於避免金融危機、處置金融危機啓示良多。

如何危中求機

1968年，瑞典諾獎委員會正式宣佈從次年起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旨在獎勵在經濟學領域作出傑出貢獻的人。經過50多年的變遷，由當初的貨幣理論，到現在的行為經濟學，諾貝爾經濟學獎更加看重經世致用，經濟學家們的研究也越來越注重對現實生活的直接指導意義。

當前的世界，新冠疫情、地緣衝突、能源短缺、通脹高企、貨幣政策緊縮、需求回落等多重因素相互疊加，全球經濟前景越發暗淡。多家國際組織和機構近日都對明年世界經濟增速亮出“紅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日前表示，全球經濟正經歷一場“根本性轉變”：從“相對可預測”的世界轉變成“更加脆弱”的世界。

在這場全球性的困境中，不同地區不同國家冷暖不一。世行還呼籲發達經濟體央行應考慮貨幣緊縮的跨境溢出效應，各國政策制定者應合作緩解全球供應瓶頸，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經濟秩序，以抵禦可能進一步破壞貿易網絡的保護主義和碎片化的威脅。

伯南克曾指出，當前的新冠疫情和大蕭條是有本質不同的，前者源於實體經濟，而後者則源於金融市場，然後傳導到實體經濟。在他看來，只要保持好金融體系的運作，那麼疫情的影響就是短暫的，疫情一結束，經濟就可以迅速恢復。

財經評論員張雪峯認為，伯南克在任美聯儲主席時，其實施的寬鬆貨幣政策以及對於金融機構強化監管的措施可以有效地在一定程度之內化解金融危機，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為全球經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但另一方面，張雪峯指出，寬鬆貨幣政策對於金融危機可能是治標不治本的，甚至有觀點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至今都沒有結束，只是利用信用擴張等手段將金融危機不斷延後。解決金融危機的根本方法可能是在於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縮小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總需求，而強化對於金融機構監管則是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體系的一部分，同時該舉措還有利於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楊水清也提到，伯南克寬鬆的政策對全球的啓示是有限的，並不適合所有國家。因為美元是作為世界貨幣而存在，其他國家一旦寬鬆流動，會導致本國的物價水平上漲，從而影響到其他方面。

北京商報記者 方彬楠 趙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