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文：自由市場經濟暴露出巨大脆弱性
美國已成為新冠疫情的重災區。儘管美聯儲緊急降息至零並宣佈無限制量寬，國會緊急通過2.2萬億美元救助撥款，但美國經濟依然不買賬。僅3月後兩週新增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就近1000萬。美聯儲、高盛等估計二季度美國GDP可能下降24%，接近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水平。
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推行撒切爾-里根的新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即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把政府幹預這隻看得見的手收起來，讓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去運作。但現在，它所推崇的自由市場經濟暴露出了巨大的脆弱性。
首先，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造成公共產品供應不足，在危機時期尤其明顯。企業行為是資本驅動，不生產利潤單薄的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研發疫苗不如推出新的護膚品合算。私人醫院收費高昂，因為只有贏利超過社會的平均利潤率，才值得去辦。過去10年來，英國公共衞生開支每年平均增長只有1.4%，主要衞生服務交給市場。疫情暴發後，美英法等國無例外地實施戰時或類似戰時體制，政府指令企業生產醫用物資。西班牙宣佈全國醫療系統國有化。法國財長勒梅爾也宣佈準備必要時對關鍵企業實施國有化。
第二，自由市場經濟的逐利本質催生金融泡沫，但企業沒有足夠的抗禦能力。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道指累計上升577%，同期GDP累計增長45%，工業生產指數則仍低於2007年水平，因為實體經濟利潤不及虛擬經濟。而股市的繁榮靠債市繁榮支撐，後者又靠寅吃卯糧的債務經濟支撐。一旦停工，債務鏈斷裂，將立刻引起大面積失業和企業倒閉。而單個企業，無論多麼強大，也沒有足夠的資源抵擋重大衰退;佔企業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更是勢孤力單，很容易接連倒閉。
第三，自由市場經濟資本主導的規律，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大量中低收入者一旦失業，消費能力立刻下降，整個社會救濟負擔也將非常大。迫於無奈，美國政府只好再一次拿出看得見的手，且付出極大代價。
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這次遭遇，不過是歷史教訓的重演。上世紀20年代，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一度輝煌。1920至1929年工業生產累計增長52%，但工業就業並未增加，工人時工資累計只增長2%。同期農業歉收，農民平均收入比非農業工人收入平均還要低30%。因此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又稱“咆哮的20年代”。廣大民眾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與巨大生產能力的矛盾尖鋭起來。於是賒銷應運而生，消費者寅吃卯糧，靠信用填補這一差距，造成表面繁榮。1929年的某個節點，出現若干消費信貸到期無法償還，引起銀行擠兑和倒閉，觸發股市恐慌。後者又引起企業紛紛減產裁員，失業大增，觸發經濟危機。這本質上是自由放任的資本運動下的生產過剩危機。胡佛政府依然相信看不見的手，遲遲不予財政支持，經濟遂陷入數年蕭條。
1933年羅斯福當選總統後，立刻伸出看得見的手，實行新政。用政府投資舉辦公共工程，吸納就業;對農業提供信貸和價格補貼，成立商品信貸公司;成立政府房貸公司，保障低收入者住房;實行國家採購，支持恢復生產等等。靠政府幹預，美國經濟才得以擺脱大蕭條。
本世紀初小布什政府忘了大蕭條的教訓，繼續實施自由市場經濟，放鬆金融監管，致使逐利型金融衍生品鏈條越來越長，引發全球金融危機。這再次證明，自由市場經濟帶來了重大危機。結果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不得不使用政府資源，給國際集團、花旗大量注資，參股進入破產保護的通用汽車公司，注資託底兩房債券等。他們靠看得見的手挽救了企業，挽救了經濟。
雖經反覆慘痛教訓，美國政府仍然不思改弦更張。金融危機甫定，美國副國務卿霍馬茨又開始讚揚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並批評“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對世界經濟的嚴重挑戰”。温故而知新，這次疫情和嚴重衰退過去後，美國政府仍可能再次回到自由市場經濟。
實際上，羅斯福新政後，嚴格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已不復存在。撒切爾-里根推行的新自由市場經濟，帶有很大的欺騙性。它實際上不是19世紀70年代以前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而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複雜混合物。看得見的手不僅存在，而且在當下美國表現得尤為明顯。政府幹預主要表現在對國內企業補貼和託底，對外實行保護主義和計劃經濟。美墨加貿易協定規定，到2023年，美墨加三國間貿易的汽車，40%-45%必須由時工資高於16美元的工人即美國工人生產。美方要中國兩年內必須從美國增加進口2000億美元農產品、製成品、能源產品和服務產品，且規定每年每大類的具體金額。這些顯然都是計劃經濟，與自由市場經濟毫不相干。
回到現實。新冠疫情表明，自由市場經濟再次被證明不足以應對大規模公共災難和大規模衰退兩種風險，而這兩種風險將長期存在。實踐再次提出了各國經濟體制的適應性挑戰，需要各國政府負責任地面對和解決。如果仍然為了資本的利益而堅持有明顯問題的自由市場經濟，那麼，美國“里根經濟學之父”斯托克曼的預言有可能成為現實，即從現在開始，接下來的10年將是“動盪的20年代”，註定將越來越糟糕，最終上演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危機。(作者是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