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每日經濟新聞
近段時間，長三角企業頻繁與四川“親密接觸”——
7月，長三角地區知名投資對接會在四川召開，24家長三角知名企業和機構前往四川考察，其中10家企業已簽約項目或有明確投資計劃，4個項目擬投資總額近600億元；
9月4日，長三角地區知名外資企業投資四川交流座談會在成都舉行，39家長三角地區的知名外企和機構再次組團赴川，包含12家世界500強在內，尋找四川在電子信息、精細化工、新能源汽車等新興行業的投資機遇；
昨天（9月29日），更大範圍的企業對接再次將兩地拉近——泛長三角四川商會（第九屆）成都對接會舉辦，浙江、上海、江蘇、安徽、山東、福建、江西、河南、湖北等9地四川商會及企業一道前來，承諾3年內為家鄉直接投資或引資1000億元。
兩地頻頻靠近，透露出全國經濟發展格局的新走向。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黃先海指出，按照菱形結構板塊理論，在全國經濟版圖上，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個城市羣構成了一個菱形結構，而位於長江經濟帶頭尾兩端的長三角和成渝加深協作，將能起到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軸作用。眼下，企業在二者之間的加速流動，正讓這條“主軸”的作用加速凸顯。
從“西遷”到“西進”
“四川這些年發展機遇很好，雙城經濟圈戰略必然帶來很多歷史性機遇，所以我們希望進一步加大對四川的投資。”作為此次對接會的輪值主辦方，浙江省四川商會執行會長、杭州飛向品牌營銷策劃有限公司董事長趙崇甫在接受採訪時如是介紹。
7年前，在返鄉投資熱潮下，泛長三角四川商會第一屆對接會舉行。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對接會的主場從泛長三角城市搬到四川。在多位在場企業家看來，這代表着一種變化：長三角企業對四川投資已經有了截然不同的心態。
被問及長三角企業向四川投資趨勢時，上海市四川商會執行會長、上海輕舟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鍾映松反覆糾正，對於兩地合作，過去企業“西遷”的説法應被重新定義為“西進”。趙崇甫對此觀點亦表示贊同：更多具有高附加值的企業正在替代傳統制造類企業，加速沿長江向四川轉移。
眼下，新的國內外格局亦加深兩地的合作需求。
在此前的外企投資交流座談會上，日立金屬投資（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圍山正橫介紹公司最新安排時指出，儘管其尚未在成都設立辦事處，但由於“國內大循環”的加速形成，更多面向國內生產的製造業工廠將獲得利好，“國內消費起來了，對我們也有好處”。
有專家曾提出，“雙循環”將帶動全球、特別是國內供應鏈系統的重構。在這場加速的企業流動潮中，升級的供應鏈系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圍山正橫指出，作為製造業企業，其能否進一步擴大在成渝地區的投資，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是有更多客户，而據其調研，川渝的巨大市場還將為其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另一個因素就是，是否有相應的供應鏈，支持在當地的發展。
黃先海認為，眼下，在供應鏈的關鍵詞下，越來越多的地區開始關注“鏈主”，“鏈主”的存在就意味着機會。長三角有大量細分領域的“鏈主”，而成渝地區也應該對此加速培養。
探索“飛地”模式的資源分享機制
在合作大趨勢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一個更加深入的問題：如何進一步提升兩地的合作質量？
在兩天前成都、新加坡攜手舉行的“全球科技創新論壇”上，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曾對比長三角與成渝兩個城市羣。他認為，上升為國家戰略的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區，在面積僅佔國家總面積的二十六分之一的情況下，去年創下全國GDP接近四分之一的比重。由此可見，其與今年初剛納入國家重要規劃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都將有更大作為。
據此，他提出一種觀點：“一個是產業要新，一個是制度要新，還有一個就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融合方式要新，兩個城市羣還需要進一步對標和對錶。”
一個方面是，有長三角發展經驗在前，成渝如何通過合作，真正實現雙城經濟圈“西部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的建設目標？
黃先海認為，合作首先需要兩地各自突出特色，實現差異化發展。在他看來，中國作為聯合國認證的全球唯一擁有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理應需要有不同城市承擔起不同門類的發展職能。“雖然在40個大類中，長三角均有涉獵和優勢產業，但在191個二類、甚至552個三小類中，兩地仍然可以找到互補發展的空間。”
在他看來，這也意味着，城市合作邏輯需要從“取長補短”到“取長避短”。
一個例子是，成渝地區擁有長三角地區所不具備的自然環境。“當我們聚焦資源流動時，那些不能流動、或者很難流動的東西恰恰非常珍貴和稀缺。”黃先海指出，“一是硬環境，好山好水就是西部地區最大的優勢；二是軟環境、也就是營商環境，近年來，成渝地區也在不斷提升自我。”
眼下，各方呼籲資源進一步自由化流動。面對“桌上和氣，桌下打架”的跨區域合作難題，位於“主軸”的兩大城市羣能否藉此探索出更有效的合作模式？
黃先海提出了“飛地”的合作思路。“兩地可以通過建立‘飛地’資源分享機制，實現雙贏合作局面。”黃先海提到杭州富陽區將10平方公里土地託管給濱江區的做法，“這可能包括兩地分享税收、整合優勢等一系列的安排，最後達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狀態。當然，這還需要政府進一步相對放權，並達到協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