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三個着力點

　　作者：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田國強

　　近來，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經濟普遍進入低增長軌道，增長速度的中樞區間不斷下移，而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又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2020年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正增長的國家，在此背景下，為有效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需從三方面同時着手。

　　一是加強供給側結構性的市場化改革，特別是要素市場化的改革，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以所有制中立原則為國企、民企、外企提供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和營商環境，完善勞動力市場供求結構，促進發展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場制度供給，而不是硬性的產業政策，應該繼續以深層次市場化改革為內涵推進，讓各種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以此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勃發創新力。建立維護型和服務型的有限政府，才會帶來良好的市場經濟和良好的社會規範，同時提振民間信心和促進民營經濟大發展，這才是處理好發展的邏輯和治理的邏輯、應對當前經濟困境的標本兼治的必由之路。

　　中國經濟要實現向創新驅動發展的轉型，需要進一步強化民營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解決民營企業融資成本高的難題。一要充分發揮資本市場股權融資作用，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優質、成熟民營高科技企業在境內外資本市場上市融資；二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更好服務實體經濟，通過多種方式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高科技企業通過企業債、金融票據等工具，在債券市場上進行融資；三要鼓勵社會資本發起設立股權和創業投資基金，設立一批為民營高科技企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的投資基金和融資擔保基金。

　　二是深化需求端改革，推行有利於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形成橄欖型社會的收入分配政策，健全覆蓋“生老病居教”的一攬子社會保障體系，夯實國內大循環的內需基礎。

　　國內大循環必然要求中國有一個更加強大、更有韌性的內需市場，來促進形成供給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內生動態均衡。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消費需求取決於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壯大中等收入羣體而不是僅僅靠政府消費刺激政策，才能真正可持續地提振國內消費需求。在擴大中等收入羣體過程中，要做到兩個“儘量確保”：一是要儘量確保中低收入羣體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二是要儘量確保現有中等收入羣體不因種種原因重新跌回中低收入羣體。

　　為此，在初次分配中，要逐步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羣體收入。同時，要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羣體的要素收入。在二次分配中，要圍繞壯大中等收入羣體，加大税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調節精準度，提高公共服務支出效率，切實減輕中等收入羣體的税收負擔和後顧之憂。要匯聚國內外資源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做到生計有所靠、終老有所養、病疾有所醫、住者有所居、求學有所教。

　　在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提高低收入羣體收入方面，民營經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首要的就是提供就業崗位和收入來源。政府應通過進一步減税降費來促進民營經濟的大發展，促進就業，這將帶來中等收入羣體的大擴容。其次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通過社會捐贈的三次分配手段對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進行補充。這樣，通過市場、政府及社會的三次收入分配綜合治理的共同手段就可大大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三是融入高水平國際大循環，在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貿易與投資談判中推進制度性開放，按照參與制定的國際規則來保障自身國家利益，並倒逼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與完善。

　　當前的中美關係和國際形勢是危中有機，但需要正確把握和準確戰略定位。我們要抓住這次機會，通過“零關税、零補貼、零壁壘”為導向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對內倒逼更深層次綜合治理改革，以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對外存異求同、取長補短、找到共識，化干戈為玉帛，進一步發展壯大自己。

　　這裏所謂的倒逼，是指通過推動制度型開放，實現開放和改革的相互促進。應對照、對標國際先進規則與做法，加快形成與國際投資、國際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鼓勵各個地方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應主動研究和試行更高、更深、更廣的投資貿易自由化制度安排，從內部推動現行規則、制度逐步向更高標準的國際新規則趨近，並增強運用國際通行規則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