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大公國際董事長呂柏樂：國家隊定位不影響業務中立性

“國家隊意味着高水平、高實力、高標準”“國家隊的定位，不該也不會影響大公國際開展業務的中立性”，大公國際董事長、總裁呂柏樂日前接受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如是表示。

呂柏樂稱，大公國際自去年11月復業以來，僅半年各項業務快速復甦，雖然總體上僅達到歷史業務峯值的60%，但整體業務向上的動力非常強勁。

2018年8月，大公國際因業務違規受到監管機構處罰，暫停開展銀行間市場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和證券市場信用評級業務。此後大公國際迎來央企入主，2019年4月，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對大公國際實施戰略重組，成為其持股58%的控股股東。

隨着中國國新入主，大公國際成為了國內信評領域的“國家隊”。就此，呂柏樂表示，國家隊主要是從管理規範、評級高質量發展角度來説的，而不是直接意味着更多與國企、央企合作的機會，“在與央企國企合作時，大公國際合規部門還加強了利益衝突審查”。

成立於1994年的大公國際據介紹是國內最高的信評機構之一，其所處的信評市場近年來亦在發生改變。

5月27日，金融委發佈11條金融改革措施，允許符合條件的國際評級機構和民營評級機構在我國開展債券信用評級業務。呂柏樂表示，外資機構的進入具有“鮎魚效應”，可刺激並促進境內評級機構發展，對完善信用評級基礎設施、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具有積極作用。

新京報：2019年11月以來大公國際已全面恢復評級業務，目前業務運營情況如何？

呂柏樂：自2019年11月復業以來，僅半年各項業務快速復甦，不僅克服了疫情的影響，還呈現快速發展之勢。對比今年和去年1－5月整體的項目量，從幾十個猛漲到幾百個，雖然總體上僅達到歷史業務峯值的60%，但整體業務向上的動力非常強勁。

評級質量是評級公司的安身立命之本，中國國新重組之後十分重視大公國際的評級質量，過去一年，通過採取一系列措施，持續提升評級技術和評級質量，對企業的風險事件進行了及時預警，被市場和投資者廣泛認可。

新京報：你之前在大公國際2020年工作會議上提出要確保在三年內重回行業前列，今年恢復提升市場份額，目前大公國際的市場份額大概是怎樣比例，行業競爭力如何？

呂柏樂：戰略重組一年來，大公國際一共發佈了500多篇報告，而往年的數量基本在300——400篇。不僅數量大幅超越，在質量上也可圈可點，這一年來大公國際發佈了很多比較有深度的分析報告，加強了對於宏觀、債市以及一些專題的討論，同時還緊跟中國的步伐，發佈了區塊鏈等金融科技方面的報告。針對今年的疫情，大公國際撰寫了150多篇報告，全面的梳理了疫情對於我國宏觀經濟以及各個行業的影響。

2019年以來，交易商協會對評級技術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對信息披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儘管當時技術人員緊缺，大公國際仍然保持着強大的戰鬥力，一次性、高水平完成了評級技術方法和模型的更新工作，獲得了監管部門的認可。

新京報：在整改的一年時間裏，大公國際內部進行了哪些方面的整頓，可否介紹具體情況？大公國際組織架構上是否有所調整，

呂柏樂：戰略重組以來，大公國際發生了兩個重大變化：一是優化治理結構。大公國際完成股權變更，形成了國有資本控股、社會資本及員工持股的多元化股權結構，並建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之間的治理規範及議事機制，形成了股東會、董事會和管理層責任明確、相互制衡的治理機制。二是強化內控管理。根據國際、國內合規管理法律法規及評級公司特性，公司建立了以董事會領導、監事會監督、經營管理層負責、合規總監及合規部履行合規職責、業務部門對作業合規性負責的自上而下的合規管理組織體系。

同時，我們深入開展風險排查工作，全面梳理公司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潛在風險，並制定相應了整改策略化解風險。同時，對股東單位股權比例進行系統梳理，形成了利益衝突數據庫，並進行動態更新，嚴格防範利益衝突。

經過一年多的調整優化，大公國際已形成決策、執行、監督有效制衡的科學化治理結構，已建立合規、專業的組織架構與運行機制，為實現獨立依法合規經營打下堅實的管理基礎，得到了包括監管機構在內的廣泛認可。

目前，大公國際建立了合規總監負責制，合規總監全面負責合規管理工作，列席董事會、總辦會，並參與全部議案的討論，實現對規章制度、重大經濟合同、重大決策事項、項目流程管理“四個百分百”的合規審查。不僅如此，在評級業務的重要節點，大公國際的合規部門全流程參與。

新京報：一度出現的人員流失問題，大公是如何應對解決的？

呂柏樂：評級行業的離職率在16%左右，在重組之前，大公國際的人才流失比較嚴重，高達66.7%，戰略重組之後員工的離職率僅為7%，人員基本穩定。

大公國際重新制訂了科學的薪酬制度以及人性化管理政策，由於對人才的重視挽留了不少業務骨幹，給予基層管理人員津貼等政策也激發了員工的積極性。同時，培育陽光互信、責任擔當、行穩致遠的企業文化。前幾天，公司組織開展工牌授予儀式，由我為入職最早的公司副總裁周篤高授予“101”工號，並對所有曾為公司發展做出貢獻的員工表示感謝。

戰略重組一年來，大公國際的從業人員結構在實質上得到了優化。截至5月底大公國際共有員工270人，其中高管11人，通過證券評級高級管理人員資質測試的高管6人；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員工182人，具有證券執業資格的員工68人，具有3年以上評級業務經驗的員工共有157人，具有中國註冊會計師資格的員工8人。

新京報：近來標普、惠譽兩家外資評級機構獲批進入中國市場，螞蟻金服旗下螞蟻評估也於日前完成信用評級機構備案。在你看來，這些機構的進入會給國內信評市場帶來怎樣的變化？在此背景下，大公國際如何確定自身的定位？

呂柏樂：5月27日，金融委發佈11條金融改革措施，其中第9條明確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國際評級機構和民營評級機構在我國開展債券信用評級業務，鼓勵境內評級機構積極拓寬國際業務。從政策鬆綁到外資機構獲批，幾乎完全同步，可看出國家對加強信用評級基礎設施建設的緊迫感。外資機構的進入具有“鮎魚效應”，可刺激並促進境內評級機構發展，對完善信用評級基礎設施、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具有積極作用。

大公國際在1994年成立，是中國最早成立的信用評級企業之一。在25年發展過程中，大公國際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評級體系，人才體系也比較完整，在業內素有“信用評級業黃埔軍校”之稱。另外大公國際是最早提出數字評級的評級機構之一，最早建設了一庫三平台，有長達26年的數據積累。

在大公國際重塑品牌過程中，始終把建立評級機構公信力作為首要目標，秉持獨立客觀、公平公正原則，及時預警識別風險，發揮評級以正確的評級觀推進公司高質量發展，發揮良好的市場影響力。

新京報：股權結構上，目前大公國際由中國國新持股58%，另外兩名股東為持股33%的北京仕行宏良投資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和持股9%的天津國盛企業管理合夥企業。可否介紹這兩名股東的情況？

呂柏樂： 中國國新持股58%;持股33%的北京仕行宏良投資管理諮詢有限公司是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原股東；持股9%的天津國盛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是員工持股平台。

新京報：中國國新的入主使得大公國際成為信評領域的“國家隊”，這一身份會給大公國際帶來哪些變化與影響？中國國新黨委委員、總會計師劉學詩此前在大公國際2020年工作會議上提出，希望大公資信在2020年協助央企提升融資能力，管理信用風險，助力國企改革發展。“國家隊”的身份是否會讓大公國際獲得更多與國企央企合作的機會？

呂柏樂：國家隊意味着高水平、高實力、高標準，這是大家對大公國際的期待和要求，也是大公國際未來的目標和方向。中國國新戰略重組後，對公司的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大公國際能夠以二次創業的決心，提高評級質量、加強國際對標，維護好國家的數據和經濟安全，成為監管和投資人放心，國際社會認可的評級機構，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維護經濟全球化與多邊貿易體制。

新京報：中國國新黨委委員、總會計師劉學詩此前在大公國際2020年工作會議上提出，希望大公資信在2020年協助央企提升融資能力，管理信用風險，助力國企改革發展。“國家隊”的身份是否會讓大公國際獲得更多與國企央企合作的機會？

呂柏樂：國家隊主要是從管理規範、評級高質量發展角度來説的，而不是直接意味着更多與國企、央企合作的機會。

在與央企國企合作時，大公國際合規部門還加強了利益衝突審查，對股東單位股權比例進行了系統梳理，形成了利益衝突數據庫。目前，合規部門梳理出中國國新投資佔股超過5%的公司將近400家，這份名單直接進入公司的信息化系統，營銷人員如果對接了這些客户，在信息系統下單時系統會自動識別並拒絕。

此外，國家隊的定位，不該也不會影響大公國際開展業務的中立性。事實上，確保評級的公正獨立、提高評級質量、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數據安全和經濟穩定，正是中國國新收購大公國際初衷和戰略定位。

作為負責任的央企，中國國新將會通過建立科學的公司治理架構規範行使股東權利，確保大公國際評級業務開展的獨立性，成為行業內支持其控股的信用評級機構獨立開展業務的典範。另一方面，在大公國際內部，一切評級決策嚴格在監管框架下，均由評審委員會根據評審流程、規則和標準做出，其獨立性得到制度性保障。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朱玥怡 趙毅波 編輯 嶽彩周 校對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