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相關機構的調查，2019年，在將產地遷移出中國的日企的目的地選擇上，排在第一位的是越南。
越南，這一擁有9000多萬人口的東南亞國家無疑被視為承接中國外遷製造業的重要目的地，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有可能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2019年，外交學院教授施展與研究團隊一起從北到南對越南做了深入調研，到訪越南主要工業省份、多個工業園，並拜訪了從高科技到低科技橫跨多種產業、從跨國大公司到地方小工廠橫跨多種規模的近20家企業。
今年年初，《溢出》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如施展在書中所言，“從中國向越南轉移的，並不是某些行業中的整個產業，而是該產業生產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環節，主要是對供應鏈需求較低、人工成本佔比較高的環節，通常是最終的組裝環節。”
為什麼説製造業從中國向越南的所謂“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對施展進行了專訪。
《中國經濟週刊》：您如何看待在疫情背景下，美國白宮官員、日本政府此前有關支持企業將生產線遷回本國的表態？
施展：如果只從經濟角度思考問題，考慮的就是成本，而在疫情的背景下，人們會從安全角度考慮問題，成本不再是核心要素，而一旦關乎安全可以不惜成本，因此一些此前不會真的撤出中國的外資這次有可能真的會撤出。
當然，所謂撤出並不意味着一家企業在中國的產能清零，而是在本國或他國重建產能。
《中國經濟週刊》：您此前曾到越南考察產業轉移情況，據您觀察，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的企業有何共同點？
施展：實際上我們今天經常會有一些概念上的混淆，當下各國之間經濟上的分工結構已經跟30年前產生了很大變化，但我們可能仍然在用30年前的方式來理解制造業。上個世紀90年代，各國之間的貿易70%以上是成品貿易，這意味着絕大部分產品是在單個國家內部完成生產的，而在2018年，70%以上都是半成品、零部件貿易，意味着絕大部分產品橫跨多個國家才完成生產。
在過去，國和國之間可能是產業層面的分工，也就是你生產汽車，我生產計算機，然後用汽車換計算機。但在今天國與國之間是工序層面的分工，即我負責汽車生產的某些環節，你負責另外一些環節，咱們共同把汽車生產出來。
這就意味着我們在討論企業轉移的時候一定要追問是什麼在轉移？打個比方，一件複雜產品的生產過程需要100道工序，過去有可能是70道工序在一家企業內部由70個車間完成，但是在今天這70個車間有可能變成70家公司，彼此進行外部合作。在過去如果一家企業轉移了，那真的是這70道工序都轉移走了，而在今天一定要問是哪道工序轉移了？比如我在書裏舉了三星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的案例，實際上轉移走的只不過是組裝環節，而上游環節仍然高度依賴中國。
越南家庭蠶絲工坊
《中國經濟週刊》：三星只是將最終的組裝環節轉移到越南，但在供應鏈上依然高度依賴中國，您認為受疫情影響，未來供應鏈網絡會不會也逐漸遷出中國？
施展：很難，因為供應鏈是個系統，並不是有了工廠就有了供應鏈。過去有可能是70道工序都在一個工廠裏分不同車間完成，而在今天這些車間可能已經獨立成為新的工廠，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因此我們關注製造業轉移的問題時，一方面要關注單個工廠，另一方面也要關注整個供應鏈網絡。要追問轉移的是單個工廠，還是整張的網絡。
當然，供應鏈網絡本身也並不是眾多工廠的簡單加總，需要更多的基礎設施配合，如物流交通、水電氣，以及各種各樣的公共服務，很多並不是肉眼可見。比如工業園區是肉眼可見的，但是工業園區所擁有的物流能力不是肉眼可見的，我在越南考察時也到訪了一些開發區，發現其整體的配套能力跟中國相差較遠，無法作為一個生態系統運轉起來。
《中國經濟週刊》：這種配套能力的差距具體體現在哪裏？
施展：一是整體的物流能力跟中國相比效率比較低；二是越南沒有重化工業，而重化工業是現代工業經濟的基礎設施，沒有重化工業就意味着越南無法生產很多產品；三是越南熟練工人數量遠遠不夠，缺少熟練工人意味着即便有機器也生產不出一些產品。這幾方面使得越南的供應鏈運轉都很成問題。
供應鏈網絡的運轉不僅涉及硬件問題，也涉及軟件問題，比如勞動力素質。複雜勞動並不是簡單勞動加總的結果，複雜勞動附着於具體的工人，例如生產口罩非常重要的一個原材料是熔噴布，中國是熔噴布的主要生產國，但是全世界最好的熔噴布在韓國。熔噴布生產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道工序是“駐極”，就是讓熔噴布帶上靜電荷，進行過駐極的熔噴布對於病毒的吸附能力比沒有進行過駐極的要強一倍，所以駐極工藝對於熔噴布的品質非常重要，而韓國生產的熔噴布上靜電荷的駐留時間比中國生產的能高一個數量級，設備都是一樣的，區別在於工人的手藝。
中國跟韓國相比會有這樣的區別，而越南跟中國相比也會有同樣的區別，即同樣的機器，越南人做不出來，中國人能做出來。這屬於隱性知識，潛藏在具體的人身上，靠長時期的訓練積澱才能形成。
《中國經濟週刊》：越南現在的狀況是不是跟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比較相似？您認為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越南有沒有可能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施展：很多人都説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跟現在的越南比較相似，你怎麼知道若干年後，越南不會成為下一個中國？我在書中曾做出解釋，越南無法成為下一個中國的原因在於越南沒有重化工業，也就無法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因為重化工業是現代工業經濟的基礎設施，因此就需要跟有重化工業的國家之間形成一種深度的經濟嵌合關係。
為什麼越南無法發展出重化工業？原因在於重化工業的一系列產業特徵跟後發國家的比較優勢正好相反，重化工業需要高資本投入，相比之下其投資回報率比較差，以及就投資規模而言，它有低就業的特點，而後發國家恰恰是資本匱乏，勞動力充裕。所以純粹按照市場規律而言，後發國家無法內生性的出現重化工業，而必須得靠政府強行扶持，而這會帶來諸如要素價格扭曲、市場效率低下等問題。那麼越南是否有機會靠政府強行扶持發展重化工業呢？答案是機會也比較渺茫，現在很多工廠在往越南轉移，就是因為越南的貿易條件好，因為西方國家願意與越南合作，前提是越南必須保持自由市場經濟，而這就意味着靠政府推動來發展重化工業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一旦越南放棄自由市場經濟，強行靠政府推動來發展重化工業，那麼它如此之好的貿易條件也就不復存在了，其他國家的製造業轉移過來的動力也就沒有了。兩種處境相權衡，越南很大概率會選擇自由市場經濟。
《中國經濟週刊》：已經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的企業是不是大部分還是出於成本的考慮？
施展：主要有兩個考慮，一個是成本測算的考慮，其實越南僅僅是勞動力成本低，但僅僅是就非熟練勞動力而言，熟練勞動力數量嚴重不夠，因此熟練勞動力成本並不比中國便宜，以及就算給錢也未必能找到合適的人。另一個是為了尋找更好的貿易環境。很多企業純粹就是因為關税原因，一些企業負責人跟我説，如果不是因為中美貿易戰就不會到越南，因為得付出很多額外的管理成本，同時面臨人員、語言、文化的磨合問題。
文化差異所帶來的管理成本實際上影響很大，但是人們經常注意不到這一點。一個國家的文化相當程度上決定了這個國家的人如何進行各種各樣的價值優先級排序。比如對越南人來説，下班之後手機就會關機，如果打電話找到他，他會很不高興，認為侵犯了他的私人時間。甚至我訪談到的一些企業負責人告訴我，如果把越南人提拔當幹部，有很多人並不願意，因為那意味着要負更多的責任。
《中國經濟週刊》：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的企業在行業上有相似性嗎？哪些產業未來會更可能向越南轉移？
施展：什麼樣的企業都有，不過，高科技企業轉移出去的主要是生產過程中的低技術環節。我們可以畫一個象限表，它的橫縱座標分別是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的佔比，以及供應鏈的複雜度，那些供應鏈複雜度高、勞動力成本佔比又低的產業肯定不會轉移。而供應鏈複雜度低、勞動力佔比高的產業能夠轉移出去，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應該轉移出去，目前往越南轉移的很多產業都屬於此類。然後供應鏈複雜度高、勞動力佔比也高的產業是否轉移出去取決於市場，比如產品最終出口歐洲而非美國，那麼沒必要也不會轉移出去，而且這種產業轉移的目的地需要靠近中國，因為得跟中國的供應鏈相結合效率才會高。
比如像生產玻璃就對供應鏈的複雜度要求比較低，但是玻璃跟玻璃不一樣，有些玻璃的生產過程需要特殊工藝，而要完成這些工藝就得使用額外的設備，付出額外的成本，除非這種玻璃在當地的市場規模足夠大，否則付出這些額外成本在當地生產就不夠划算。比如我在越南曾到訪冰箱廠，負責人告訴我冰箱門上的玻璃是一種特種玻璃，在越南本地生產就不划算，因為市場規模小，還不如從中國進口划算。
《中國經濟週刊》：這次疫情未來會給全球供應鏈帶來多大的改變？
施展：我的結論是絕大部分產業不會從中國撤出，因為絕大部分產業與安全不相關，都還是從成本角度出發來考慮問題，而一些與安全相關的產業會撤出去，但那些產業在整個製造業當中所佔比例不大。
但是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些與安全相關的產業通常來説都是引領技術前沿的產業，西方國家重建起相關產業後，有可能跟中國形成兩套平行的生產體系，對應的可能會有兩套平行的技術路線，而西方在技術迭代上的能力比中國強很多，意味着一旦形成兩條平行的技術路線，若干年之後，他們會形成一輪新的技術迭代，中國很有可能跟不上，到那時就會真的遇到麻煩。
2020年第11期《中國經濟週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