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按】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這個重要判斷引發了廣泛討論。怎樣理解“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是一些人宣稱的“內循環”嗎？如何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帶着這些問題，我們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和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
煙台港（圖源：新華網）
1、俠客島：5月以來，中央多次提到“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些人質疑説“國內循環根本支撐不了經濟，會帶來‘內卷化’”，甚至聯想到了“閉關鎖國”等等。怎樣理解中央提出的這個新發展格局？
劉元春：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世界經濟低迷、大國衝突日益加劇的宏觀背景下，全球產業鏈和治理體系正在加速重構。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大國關係，如何參與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重新定位，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我們提出的發展策略是市場、資源“兩頭在外”，這是一種外向型的經濟格局，支撐了經濟長期快速發展。但現在“兩頭在外”的思路顯然無法延續下去了，因此，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應時而生。
我注意到一些人把“國內大循環”看作是“出口轉內銷”，甚至是“新型閉關鎖國”。這是嚴重誤讀，把“國內大循環”簡單化了。
要看到，一方面，國內大循環指向“提振內需”，但並不等於把曾經的外需“搬回”國內。另一方面，國內大循環的提法側重在提升產業水平、技術水平、打破行業壁壘上，目的是讓國內經濟運行效率提高，這些都需要在開放經濟的體系下完成，旨在構建更安全、更有彈性的供需體系。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對好理解一些，因為各國早已在產業鏈上深度嵌套，誰都不能封閉起來搞發展，因此中國經濟仍需進一步開放、內外聯動，更好地融入國際大循環。
上海黃浦江畔（圖源：《南華早報》）
彭文生：我想從經濟學概念以及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的角度談談這個話題。
經濟活動分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四個環節的循環往復，形成經濟大循環。國內投資和消費等內需，可視作國內循環；淨出口對應的外需，可歸為國際循環。
在我看來，作為主體的國內大循環包括擴大消費、進行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改革開放40多年間，中國經濟幾乎將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擴大財政支出、使用低利率或減税政策支持投資這三種增長模式發揮到極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中國主要靠出口拉動增長；隨着人口紅利減弱，勞動力工資上漲、匯率升值壓力增大，單位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在下降。
之後，中國開始以房地產為主要載體刺激私人部門投資，伴以基建為主的財政支出擴張，這導致房價飛漲、財產性貧富分化日益加劇，影子銀行、地方債問題不斷累積，宏觀槓桿率急劇上升。
這都是不可持續的，前面提到的幾種增長模式日益舉步維艱。今年，百年罕見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帶來了巨大沖擊。
與“非典”相比，新冠肺炎傳染性更強且容易反覆，這就意味着在“後疫情時代”，各國經濟即便走向復甦，也面臨需求復甦慢於供給復甦的態勢。對已經受儲蓄過剩困擾的全球經濟而言，這無異於雪上加霜。
在這種背景下，對大型經濟體而言，依靠貿易順差化解儲蓄過剩是不現實的，更切實的選擇就是擴大內需。
以提振內需為核心的國內大循環並不意味着要“封閉”，甚至不是有些人説的封閉“內循環”。封閉運行對經濟的真正打擊不在於損失需求的量，而在於拖累生產效率。
因此，強調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恰恰需要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內，這意味着進一步放松管制，打破行業准入的壁壘，推進國企改革、促進競爭中性，通過強化內部競爭提升效率；對外，這需要加大開放力度，通過外部競爭，推動效率提升。
港口生產圖景（圖源：新華網）
2、俠客島：前不久，我們看到有文章説“任何一個強國，一定是國內大循環的經濟佔GDP的80%以上，國際循環的經濟佔20%以內。美國如此，德國、法國、英國、日本亦如此”。是這樣嗎？國內大循環經濟佔比高，對一個強大的經濟體而言意味着什麼？
劉元春：具體比例可能未有定論，但這個表述的邏輯是基本成立的。中國必須以內部分工體系的完整暢通作為依託，同時以開放、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的方式服務於整體經濟循環。
彭文生：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經濟全球化下各國本土化產能裕度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如口罩、防護服等短缺的供給恰恰是應對自然災害必需品。這促使各國進一步加強對國內大循環的重視。這種動向可能會增加國內生產和消費的空間聯繫，使得全球產業鏈面臨縮短的風險，對所有國家包括中國供給側的國際循環帶來挑戰。
疫情暴露了全球產業鏈的脆弱性，此時提升國內大循環經濟佔比，是具備合理性的。
3、俠客島：中央提出要“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有人擔心，國內的市場規模能否消化龐大外需的向內轉移？會不會對國內市場在量價上形成衝擊？
劉元春：“國內大循環”不等於“出口轉內銷”，不是把外需硬搬回國內，因此不會對國內市場造成大的衝擊。另外，自從“一帶一路”倡議推行以來，中國出口格局已經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在拉美、非洲、東南亞等地區的市場逐步擴大。此外，國家近兩年也一直致力於穩外貿、穩投資、保供應鏈，內外形成合力，會打牢內需基本盤。
北京望京的一處商業街（圖源：新華社）
4、俠客島：中央提到要“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雖然中國的中等收入羣體數量一直在擴大，但很多人有現實顧慮，比如在住房、子女教育、醫療上的負擔仍比較重，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口收入不高，疫情也導致失業率提升、中小企業面臨巨大沖擊。這種情況下，消費能有效提振嗎？具體有什麼辦法？
彭文生：提升居民消費能力，關鍵在於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工資在分配環節的佔比。
以往的增長模式，不同程度上抑制了百姓的消費潛能：出口拉動的驅動方式，往往需要壓低工人工資，以提高產品競爭力；基建推動型的財政擴張，必然強化了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房地產為主的投資驅動也會擠佔居民的其他消費。
拉動內需的措施，可以分為短期、中期、長期三種。
短期措施可以降低私人部門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刺激當下的消費、投資。比如，採用臨時性的超常規財政刺激措施，如臨時性降低增值税（一年後恢復），以此提升消費者對商品價格將會上漲的預期，發放有時效性的非必需品消費券等，這些都能激發當下消費。
中期措施主要着眼於財政、貨幣政策。兩個維度上的導向值得關注：一是橫向方面注重結構影響，精準滴灌，引導社會資源支持實體經濟，關鍵是保民生、保就業；二是縱向方面強調跨週期設計和調節，避免短期需求刺激以加劇中長期失衡為代價。
這兩個維度都要求堅持“房住不炒”。擴大內需不能靠拉動房地產需求，因為房價和信用相互促進，短期看起來似乎擴大了內需，但高槓杆風險不可持續。
長期措施方面，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尤其需要限制壟斷、鼓勵競爭，繼續推進勞動友好型數字經濟發展，進一步加大對中低收入者的轉移支付，特別是針對疫情衝擊的救助，推動增值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流轉税税負。
（圖源：人民網）
5、俠客島：大家都很關注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一個現實難題是，中國還在揹負既往的發展包袱，同時，新興產業面臨技術壓力，尚未形成規模優勢。一些人認為，新興產業尚不足以“挑大樑”，傳統基建一段時間內恐怕還是經濟發展引擎，房地產刺激經濟的辦法萬不得已時還是得用。對此您怎麼看？
劉元春：新的增長引擎繫於創新驅動。中國的創新驅動戰略在過去10年已經打下了良好基礎，創新環境和創新主體都得到了提升和增強。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和獨角獸企業不斷增多，全球專利研發數目也穩步抬升。只要進一步落實創新發展戰略，破除制度瓶頸，比如打通妨礙市場配置資源機制體制上的問題，新一輪改革紅利就能顯現出來。
但創新驅動必須解決核心技術問題。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一定要靠自己在體制機制上進行全面創新、全面改革，將資源真正集聚在基礎性研究領域，同時打破核心技術卡脖子的現狀。中國已經有以國家主導的大規模研發投入，這是很好的產業基礎。
此外，我們有超大市場，且有足夠韌性，能夠培養優質的內生創新路徑。雖然這兩年我們會經歷艱難過程，但這正是擺脱一些西方國家技術封鎖的必要關口。在這方面，我們不必妄自菲薄，要有戰略定力，把產業發展規劃一步步落實到位。
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新興大國，必須突破技術崛起的瓶頸，自我技術創新體系的構建是大國崛起的關鍵；大國經濟必然以內需為主體，這是大國發展的一個規律；貿易戰、技術戰，也是大國博弈的必經之路。
因此，不用對小的時點和波折進行過度解讀。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華民族復興勢必要衝破西方一些國家的封鎖打擊。我們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我們的新發展格局真正開創出來。
採寫/雲中歌
來源：俠客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