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龍：“雙循環”的必然性及歷史意義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要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下稱“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由此可見，“雙循環”已被提到了中長期戰略高度，很可能會被納入“十四五”和2035年遠景規劃。

“雙循環”的提出，特別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歷史的必然。過去我國也是雙循環，不過是以外循環為主，來帶動內循環；這是由於我國在2008年前，經濟發展還相對落後，需要外部產品和技術來彌補國內市場的需求。2003年到2008年間，我國外貿依存度高達50%以上，2006年到2008年間外貿順差佔到GDP的6%以上。但隨後由於我國工業逐步完善，我國外貿依存度下降，國內消費重要性逐步上升。到2019年，我國外貿依存度為31.9%，較2012年回落了13.5個百分點；2013年到2019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60.5%，較2008年到2012年上升了6.4個百分點。

美國極限施壓和疫情對各國經濟衝擊，也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主要原因之一。從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開始，美國已經將中國作為戰略對手，未來極限施壓可能會是常態。我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努力提高“內功”，以開放的姿態吸引外部投資者，就不怕美國的極限施壓。今年疫情對各國經濟的衝擊，導致了國外需求的大幅下滑，也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提供了客觀條件。

“雙循環”是擴大內需為主要目的，手段可以通過城市化來實現。從世界銀行數據來看，2019年我國農村人口為5.6億人左右，2018年城市化率為59.15%；我國城市化率是從2000年後加速進行的。但在進行過程中是比較粗放的，各地都出現了將農村直接併為縣的一個區的現象，並不是真正的城市化，需要進一步進行城市化。我國現在正興起十九大城市羣，除了長三角、珠三角（現為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江中游和成渝外，海峽西岸、山東半島、中原、 遼中南、關中平原、北部灣、哈長、黔中、呼包鄂榆、滇中、蘭州-西寧、山西中部、寧夏沿黃及天山北坡。前五者已具相當規模，但與世界級城市羣比較發展程度上還有較大的差距，其餘的無論在規模上還是發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加速這些城市羣的崛起，是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新方向，也是加速我國內需循環的強力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