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新冠疫情帶來的持續嚴峻的全球形勢,人們對所謂“去全球化”趨勢的擔憂也日益浮出水面。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特別是冷戰結束後的幾十年,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過度全球化”的時期。這一時期是資本、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巨大收益的時期。對於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來説,儘管他們可能從第三世界國家的廉價商品中受益,但也同時面臨着工資增長停滯和就業減少的傷害。而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民來説,全球化則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形成了巨大沖擊。
對這種過度全球化的不滿情緒一直都是存在的。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世界就已經顯現了“去全球化”的趨勢——特朗普的當選和他的“美國優先”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
未來,我們確實應該努力糾正資本和工業生產在全球過度流動帶來的問題,但對於全球化的總體趨勢不必悲觀。跨國的互動、合作、協作與融合早在人類誕生之初就已存在。對跨文化交流的追求存在於人類的基因中。
歷史上對全球化帶來推動作用的,更多的是當時的物理條件。在發明現代交通運輸技術之前,貨物、人員和思想的交流必須依靠騾馬、駱駝、帆船來實現。後來不但有了機械化、電氣化的運輸工具,電報和電話的發明也使信息得以在全球迅速傳播。現在我們更是有了互聯網,很快還會升級到5G和6G。
因此,我們現在應當開始構建一種更好的全球化形式。為了迎接後新冠時代更好的全球化,我們需要採取行動。
第一,應當努力維持對全球化、對人類團結的信任。疫情的防控為各國彼此合作、彰顯團結、建立牢固的聯繫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尤其是中國和美國應該聯合抗擊疫情,兩國之間的這種相互支持和信任,將向世界發出令人振奮的信號。
第二,應該推動全球化更合理的發展。新冠疫情過後,各國應該更加重視本國的國內建設,同時也應共同探討如何限制國際資本的掠奪性。欠發達國家應得到發達國家更多的保護和支持,同時也要加強聯合國、世貿組織、世界銀行等全球機構的力量,以協調為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所做的努力。
第三,可以在次區域“小型全球化”中找到新的機會。地理上和文化上接近的國家可以更加積極地進行超國家共同體建設。例如,中日韓三國在這方面就很有希望,而東盟國家和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也是如此。最近巴基斯坦提出要把自己建設成東西方之間的“橋樑國家”,聯結東亞、中亞、南亞與中東地區,這是非常有想象力和建設性的構想。
中國的經濟也受到疫情的衝擊,但是我們的優勢是經濟體量大、潛在增長率高。今後幾年在“軟基礎設施”上加大投入,大幅增加醫療服務、教育、住房方面的供給,並大力推進5G網絡、物聯網等方面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的經濟前景依然是非常樂觀的。
這樣,有望在中國創造出全球最大的中產階級羣體,同時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其他國家也能夠從這個巨大的市場中獲益。如果實現這樣一種的前景,那麼,世界的大多數也就不必再為全球化前景而擔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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