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向“調控型”市場經濟轉型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給經濟造成的衝擊，歐洲採取了系列措施助力經濟重回正軌，並通過“史無前例”的經濟復甦計劃，旨在大力支持遭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成員國。歐洲認識到只有向“調控型”市場經濟轉型，才是走出危機的最佳途徑。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給經濟領域造成的巨大沖擊，歐洲採取了系列措施助力經濟重回正軌，並通過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經濟復甦計劃，旨在大力支持遭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成員國及相關行業，也藉此主動引領轉型發展。但是，以大規模資金支持、政策補貼、價格調控等為代表的“經濟干預”舉措也引發歐洲經濟學界的爭論，認為大規模的干預政策將違背多年來歐洲自詡的“自由、開放、以市場規律為基”的經濟模式。對此，法國主流經濟學觀點認為，歐洲積極吸取了此前金融危機應對不力的歷史教訓，認識到只有在疫情後向“調控型”市場經濟轉型才是走出危機的最佳途徑。

　　法國經濟學界認為，為應對疫情衝擊，歐元區國家政府和歐洲央行實施了大規模政策干預以全力支持經濟復甦，但這並不意味着退出市場經濟。從大規模復甦計劃、下調短期利率等，到鼓勵家庭消費、降低税費及資助部分失業等措施，都是在市場經濟框架下實施的，而且側重“調控型”的政策將進一步減少風險，使政策投放更加精準、靈活。

　　有法國媒體認為，歐洲經濟政策轉型的深層次原因，首先體現在行政化價格方面。當前，相關措施是對貨幣政策的新實踐。歐洲央行不再熱衷短期利率調控，而是積極購買公共部門債券、公司債券，以及購買大量歐元區外國家債務。這意味着歐洲央行能夠參與公私領域債務長期利率、國家間利率差異及優劣質公司債務風險溢價的調控，建立一種近乎可控調控的價格環境。

　　其次，歐洲央行的政策調整與歐元區國家政府希望推動生產遷移與產業迴歸的想法相關。由於生產遷移是企業在市場經濟框架內作出的選擇，低生產力成本、高職業技能、大規模工業產品生產能力等都是企業綜合考量選擇優勢區位的重要因素。如果歐洲對企業的遷移要求與上述市場機制相牴觸，就必須通過給予其可持續性的補貼才能實現平衡。

　　再次，以高效方式助力產業發展。在大部分國家和地區，政府都會通過擔保貸款方式對困難企業提供援助，但在常規市場機制理論下，疫情衝擊下的企業將面臨競爭淘汰，由效率更高的企業取而代之，這將使歐洲企業因多年佈局失衡與國內產業空心化等原因失去國際市場競爭力。同時，為避免短期內外部衝擊增大對企業工作崗位的破壞，政府更願意通過政策干預保護國內就業。

　　最後，在氣候政策方面，市場機制將通過價格發揮作用，較高的碳定價將會引導更環保、更可持續的企業行為。歐洲希望在未來10年內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50%，在20年內減少100%，但從目前區內二氧化碳定價機制看，上述目標仍是“天方夜譚”。鑑於此，歐洲將積極通過系列干預政策，如行政法規、企業義務等非市場機制措施推動運輸、建築、能源改造。

　　對於歐洲當前採取的“調控型”市場經濟策略，法國主流經濟學界予以積極評價，認為這種政策選擇在疫情後“百廢待興”形勢下是合理的，也將促進歐洲高層進一步思考在日趨複雜、多變的內外經濟環境下，歐洲的經濟轉型方向與傳統模式中存在的漏洞。

　　不過，法國經濟學界提醒，歐洲經濟部門的干預與調控措施也將帶來一些副作用。對此，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帕特里克·阿爾圖斯指出：“雖然歐洲有充足的理由調控與干預市場，但在為此將付出的成本方面準備依然不足。”首先，如果金融資產價格由歐洲央行來調控，則需要向投資者、儲蓄者提供更多借款人的特定信息，但當前金融市場的信息內容正在消失，如風險溢價不再與真實的風險水平保持一致等。其次，生產遷移將帶來高額成本，並對消費者不利。歐洲無差別的引導與刺激措施或將促使效率低下企業向殭屍企業轉變，進而帶來高負債、生產力低下、增長緩慢等風險，削弱技術進步與長期增長動力，並最終反饋至消費者。第三，與單一市場價格信號相比，氣候法規存在隱性價格，將使包括運輸、交通、建築等不同領域的碳價調控存在差異，並導致能源分配不均。（經濟日報駐巴黎記者 李鴻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