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最大聲：英國掀起中文熱 英國父母: 中文足以影響孩子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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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掀起中文熱]9月6日消息，近年來，歐美掀起一股學中文的熱潮，大家都知道，一直以來受地理位置影響，英國人最常接觸的語系為印歐語系，而現在許多面向成人的中文補習班紛紛成立，且許多英國父母認為，中文是印歐語系之外最重要的語言，足以影響孩子的未來，因此英國的嬰幼兒們也開始學中文了。
據報道，英國前首相卡梅倫曾呼籲英國兒童，“不要再學法語，改學中文。”卡梅倫還表示，“我希望英國和世界上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連結，這就包括我們的年輕人要學習的語言，未來能在商場上得以運用。當現在仍在學校的學生走向社會時，中國會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所以是時候把眼光從傳統的法語和德語上轉移，讓更多孩子學習中文。”
在英國一般的日託中心，一週10小時的中文課程，大概要價350英鎊(約合人民幣3423.5元)，雖然學習中文的成本極高，卻也未讓英國家長卻步。據調查，英國目前有29所孔子學院和148個孔子學堂提供漢語教學的課程，方便英國民眾瞭解漢語和中國文化。此外，英國廣播公司（BBC）推出了免費線上中文課程。
FDR高中的中文期末試卷
近日網上瘋傳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區FDR高中的中文期末試卷。看看卷子，是不是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惡意？是不是連第一題的第一個字就不會念？是不是連“見方”是什麼意思都搞不清楚？是不是油然而生“英語不好也就算了、十幾年語文白學了、自己不是中國人”的感覺？
講真，大家都是這種感覺的。
然而這並不是外國友人的漢語考試題第一次曝光，在韓國，去年高考科目的順序是語文、數學、英語、韓國曆史與科學、第二外語與漢語。
在第二外語與漢語這門，考生可以在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漢語、日語、俄語、阿拉伯語、越南語、漢字裏選考一門。韓國學生裏選擇漢語和漢字的考生一直比較多。
來看看歷年韓國高考真題。
2012-2016韓國高考真題
相比較而言，韓國的漢語高考還沒有FDR高中的考題那麼“變態”。那麼這些漢語題真的難嗎？
“確實有點難度。”1月16日，曾在德國漢堡大學孔子學院任中方院長的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對於第一題，他一下子也沒想起來。
“但考試需要有所準備。有人説美國前總統里根去考託福，成績並不理想。考試不是一點都不用準備就能考很好的。不少物理、數學考題，老師本人完成也需要一定時間。”
“又比如，大部分中國人可以認識五六千個漢字，少有人可以認識一萬以上的漢字，所以漢字題想要考倒人家是很容易的。”王宏圖舉例，陸谷孫教授上課時用到的口語詞彙總有文雅的古風，“那些古雅的詞彙放在現在，很多英國人自己都不用了。所以這些詞彙出現在考試裏，就出現了差距。”
如今漢語學習在世界各地日漸普及。據國家漢辦消息，目前全球已有140個國家建立了511所孔子學院和1073箇中小學孔子課堂。
自1990年起，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先後研發並實施了漢語水平考試（HSK）、漢語水平口語考試（HSKK）、中小學生漢語考試（YCT）、商務漢語考試（BCT）和孔子學院/課堂測試（HSKE）等多種漢語考試，為漢語學習者測試學習成績、留學中國、申請來華留學獎學金、學校開展教學評估以及用人單位員工招聘和晉升等提供了測試標準。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考試是HSK，包括HSK一級、HSK二級、HSK三級、HSK四級、HSK五級和HSK六級，難度遞增。“它有點像雅思、託福，也考聽力、寫作。級別不同，詞彙量要求不同，難度也不同。”王宏圖介紹，如果有外國學生想報中國大學，一般要先達到漢語中級水平。
HSK各等級與《國際漢語能力標準》的對應關係
“也不是説每個外國學生都非考不可，但通過率高能為孔子學院的教學加分。在世界各地，除了孔子學院還有很多華人機構開的語言培訓機構，客觀上就有學員招生的競爭。”王宏圖表示，雖然孔子學院是非營利性教育機構，但依然要考慮生源。
他自己曾在德國漢堡大學孔子學院教過高級口語班，代課過幾次初級班。“高級班好教一點，初級班的你還需要糾正他們的發音。而且能到高級班的學生，一般也比較努力。”
他還發現，不少外國學生很受r、jqx、zcs、zhchsh的發音困擾，比如“日本”的“日”非常難發。“加上四個聲調，外國人學漢語要花的功夫比學別的語言要多。”
“我們還遇到不少華裔子弟，口語不錯，但書寫困難，在認讀漢字這方面比較弱。現在北京和上海還有學校專門招華裔學生，就專門教他們認漢字。”
不過王宏圖也認為，如果測試太容易，就很難把差距拉開。“寧可難點，因為學生們也需要一些鞭策。”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Burglar932”：怎麼英語學不過他們，中文也學不過了？什麼情況？！
網友“brbchc”：論從業人員的專業修養
網友“從東來到無去及位於月陰面的先知”：上課沒過説答案就出這些題的話我認為是難的。
網友“爾靈ERL”：你的英語卷子也一樣，所以呢……？
網友“Daft”：完形填空
網友“2204269364”：很多都是文言詞彙，所以光懂現代漢語是不行滴，學中文的我表示這些題第一眼無壓力。
網友“無憂無怖0_0”：出這麼難的題目，起到的效果是相反的，反而不利於中文的傳播。出這個題目的人其心可誅。
網友“老男孩-186”：回覆@LeaVesX喵工智能:打錯了，應該是j8...
網友“趙老師你有毒T0T”：中國的語文教育裏面穿插了許多其它東西，不是純粹的語文
網友“Dreamzou”：@Kawaii-3- 來 為了明天的語文 做個準備[doge]
(1970-01-01)
今晚十點漢語橋推“車輪戰”賽制 中外文化碰撞出美妙化學反應
2017-08-31
湖南衞視
今晚十點，第十六屆“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將在湖南衞視火熱開播。在首場比賽中，來自歐洲組37個國家的47名選手同台競技，角逐歐洲洲冠軍。令人心跳加速的是，今年複賽賽制全面升級，比賽以洲為單位，每期節目聚焦一個洲的選手，以多人車輪“中外大學生互動對答賽”和單人連續闖關“一字衝關賽”為主要形式產生兩位洲冠軍候選人，最終在“行令挑戰賽”中兩兩爭鋒，產生一名洲冠軍。選手們在賽場上的表現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其中英國選手吉偉仁的長沙rap嗨翻全場，蘇小小白俄羅斯選手“青花瓷”造型驚豔全場，還有德國選手何本德秀中國女友高能虐狗根本停不下來，考場更是驚現中國稱謂表，虐得選手苦不堪言只留下了一堆搞笑的表情包。
中國稱謂繞暈“歪果仁” 就服選手一本正經搞笑的樣子
一本正經搞笑的樣子，誰都不服就服“歪果仁”！在中外大學生互動對話賽中，選手需要在兩分鐘內與中國大學生合作猜詞，雙方通過口述或結合肢體語言讓對方猜出正確詞語。萬萬沒想到，這個環節竟誕生了無數質量上乘的表情包，有讓人笑個不停的新詞彙，“京皮”“凍皮”“粉皮”等詞彙橫空出世，笑點密集不可錯過；還有“外甥”、“孫子”等中國稱謂繞暈選手，選手們答題崩潰的樣子讓人忍俊不禁；不同文化的碰撞鬧出的笑話，更是讓人笑破肚皮。當中國大學生問到阿里巴巴的創始人，烏克蘭選手李茗然不假思索地回答“天方夜譚”，讓中國大學生犯了難。來自法國的艾門曾自信地説：“我是最好的、最努力、最棒的！”，卻在答題中頻頻喊“過”，最後只留下一系列誇張的表情包。但讓人驚喜的是，部分選手不僅對許多中國的傳統文化十分了解，面對“躺槍”、“套路”等流行語，也能對答如流。
這個別具一格的環節讓外國選手們與中國大學生面對面交流，體現了中外青年不同的文化視角，中外文化也在“漢語橋”上演繹了一場奇妙的碰撞與交融。
賽制創新升級 選手實力過招爭奪洲冠軍
在第二輪“一字衝關賽”上，百字牆從100個最具有中國文化內涵及代表性的漢字中精選了30個字，不僅能講述中國的文化生活理念，同時能引起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與共鳴。選手從“百字牆”上抽取一個考題字，開啓中華文化的大門，回答與之相關的文字圖、圖片題、音頻題、視頻題等。考題從漢字出發，涵蓋字、詞、句，文學、歷史和地理等內容，不僅涵蓋範圍廣，而且趣味十足。其他選手可搶奪唯一的質疑權。得分最高的兩人進入最後一輪的“行令挑戰賽”，兩兩對決爭奪洲冠軍，同韻母令和疊詞令等玩法讓PK現場緊張且激烈。
讓人血脈噴張的還有幾位性格迥異的選手，他們或搞笑、或耿直、或身懷絕技，他們懷揣着對漢語的共同熱愛在《漢語橋》的舞台上實力過招。來自德國的何本德通曉中國古代哲學、歷史、文學，是眾選手眼中最強勁的對手，而他的“神助攻”竟是他的中國女友，場上自我介紹，全程變成虐狗現場，三句不離女朋友，撒糖不停令人羨慕嫉妒恨。英國選手吉偉仁來了段“開口跪”rap，這段rap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是用長沙方言演唱的，瞬間點燃現場氣氛，嗨翻全場。白俄羅斯選手蘇小小身着青花瓷長裙驚豔四座，耿直的她自曝衣服是網購的，與温婉的外表形成反差。她還有一個很愛中國的媽媽，為了裝媽媽愛喝的中國茶葉，蘇小小特意帶六個空箱子來中國。《漢語橋》的舞台就是因為這樣一羣可愛的選手而大放異彩，而他們在賽場上實力對決更是令人期待。
漢語文化的奧妙值得細細品味，中外文化的碰撞更是產生了極其美妙的化學反應，歐洲組洲冠軍賽究竟戰況如何呢？請鎖定今晚十點湖南衞視《漢語橋》。
本文來自騰訊新聞客户端自媒體，不代表騰訊新聞的觀點和立場
(2017-08-31)
【大美漢語：33首令人驚豔的古詩詞】“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説。”越回味，越覺得意境無窮。
(2017-08-23)
學術界有不可救藥的“百年病”。最近的新文化運動百年便催生了不少研討會和筆墨債，大節目“文學革命百年”更是即將到來。據説思想史和文學史領域的老宿新鋭們都卯足了勁，“文言”、“白話”、“國語”、“方言”這些話題，也要重新鬧猛一陣，真是讓人心潮澎湃。不過，容易忘卻的一個前提是，“文學革命”也好“國語運動”也罷，説到底也是語言學的問題。趁着這股“百年”的熱還沒退，抱着門外漢的心情，不佞最近接連拜讀了三部由語言史旁涉思想文化史的著作。
首先，是京都大學平田昌司[HIRATA Shōji]教授的
《文化制度和漢語史》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這部書看似作者不同時期的論文結集，內裏卻有着精密的結構設計，甚至可視作一部以漢語史鋪陳的中國思想史。最後四章《清代鴻臚寺正音考》《清代官話的制度化歷程》《光緒二十四年的古文》《眼睛的文學革命・耳朵的文學革命》，主要關注近代官話的起源、古文的命運、文白交替和國語統一等問題，和我的專業比較接近，多年前就讀過論文版，姑且按下不表。第一至九章通過“閲讀韻書”來呈現漢語史和制度史（包括政治鬥爭）互為影響的歷程，實為精力貫注的大手筆。哪怕是對“東冬鍾江”“幫滂並明”毫無概念的外行，也值得硬着頭皮仔細研讀下去。
在全書開篇，平田教授即指出：“漢語很突出的特點可能僅有一個：堅持全用漢字書寫的原則，拒斥其他文字進入中文的體系裏，正字意識十分明確。”（前言第1頁）他所謂“文化制度”，包括先秦以來旨在“正字”（書同文）、“正音”（官韻和通語）的各種語言政策，到了隋唐以降，則主要體現為科舉功令。
制度強調整齊劃一、穩定有序，語音字體卻是五方各異、變動不拘。包括東亞諸國在內的漢字世界，古來就存在着“書寫語言統一性”和“各地語言多樣性”的對立。作為方言學者，平田教授當然要區分書面語和口語的不同：上古時期，華夏貴族和戎狄貴族在書面語層次都遵循“書同文”的原則；在口語層次，則分別展開了“華夏通語/華夏方言”和“華夏通語/戎狄方言”的雙語實踐。較之通常漢語史論著強調漢語音韻學受外來影響而起，平田教授更注重文化史的轉進：隨着造紙技術的發展和書籍的普及，口耳相傳的授受轉變為著之竹帛的閲讀，正是反切—音韻學出現的背景。音韻學在六朝文學講求聲律的訴求下發展起來，其描寫對象是詩賦等書面語，勢必會在體系化過程中逐漸脱離蕪雜多變口語音系，表現出對於統一“正音”的追求。就此而言，音韻學的嚴密體系正是站在“書寫語言的統一性”一邊，來調控“各地/各時語言的多樣性”。
“維護傳統制度與適應語言演變，兩者的抉擇成為傳統語言制度的難題，到二十世紀都可以發現其遺蹤。”（前言第7頁）這個充滿張力的結構當中，制度的約束力和規範力尤其重要。正是隨着唐宋時代以詩賦為中心的科舉功令之奠定，“正字”、“正音”的追求才得到了制度化保障。在“古禮”等物質性文化消逝的近世，“必須建立‘非物質性文化’（家族觀念、漢字漢文漢語）的理論典範，作為‘中國’觀念的過濾裝置，科舉制度在文化史上起過極大的作用。”（第3頁）科舉維繫了字體、字音、詞彙、語法、文體的同一性，成為構建文化認同的重要因素。科舉制度下的“正音”理念，作為一種國家行為，往往會和“古”、“雅”、“士庶”、“土中”、“京洛”等文化想象結合在一起，不同的“正音”方案，還可能引起文化權力和政治利益的爭奪。
“正音爭奪戰”的外在體現正是韻書地位的變化。比如，唐代功令以隋陸法言《切韻》為押韻標準。一般認為，《切韻》音系以南方士大夫的雅言、書音為基礎，折衷南北異同而成，主要運用於近體詩賦。但唐代以來，卻不斷有人指責《切韻》受“吳音”污染，欲恢復五胡亂華之前的“古音”。與此相關的現實問題，則是科舉所採的《切韻》音系，並不符合唐代受關中方言影響的士族口語；中唐以後北方方言音變加劇，南方方言更近《切韻》，造成南北科舉的不平等。由此，是否認同“切韻”，便成為折射南北文化和政治權勢升降的一面鏡子。（第二章《〈切韻〉與唐代功令》）
“韻書也離不開一代風氣所向，可以當文學史的材料來讀。”（第53頁）南人在詩賦上先天的音韻優勢，北方方言入聲韻的弱化，辨別平仄和押仄韻難度的增加，促使更多北人從事旨在以“北朝文學觀打倒南朝文學觀”的古文運動和古音之學。從中唐到明代，文學上覆古意識和古文運動的興起，以及道學傳統的深化，為“反《切韻》”運動提供了持續動力，外化為從詩賦到經義的科舉變革。受道學傳統影響的“辨體”和古文古詩的“辨韻”意識交纏在一起，最終形成古文賦頌用宋明人擬想中的“古韻”，律詩、律賦用所謂“沈韻”或“律韻”（即平水韻）、詞曲用“中州韻”的多元並行押韻格局。（第三章《〈廣韻〉與〈集韻〉》、第四章《唐宋科舉制度轉變的方言背景》、第七章《音起八代之衰——復古詩論與元明清古音學》）
宋、明兩代深受外族威逼，“華夷之辨”自是士大夫重要關切，亦體現於韻學趨向的變化。自唐人疑《切韻》不古，宋儒指出《廣韻》、《禮部韻略》分韻亦是“吳音”，內含胡人、佛教的影響。結合自古以來的“土中”觀念和“京洛音”想象，宋元之際遂有“中原雅聲”之説，至明代更出現了多種被界定為“中州”、“中原”音韻的韻書。然而，平田教授卻明確指出，所謂“中原雅音”有極強的想象成分在內，“是一種理論上的，‘韻書起於江左’以前的‘古韻’，並不等同於宋元中原地區的現實語言”，“它指向的目標不是現實的北方口語音系”。（第99頁）通過辨析元明“中原雅音”類韻書的兩派（主要分歧在於是否保存全濁聲母，入聲獨立還是派三聲），分別了“儒林系雅音”和“曲家系雅音”。前者深受江南道學傳統影響，強調清濁四聲框架和古韻韻例、等韻類別，針對胡音的威脅，具有一定的建構性；後者則以唱曲的實際語音系統為基礎。此外，在異族入主的元、清時代，面臨蒙古“國字”、滿洲“國語”“國書”、拉丁字母（金尼閣《西儒耳目資》）的挑戰，士大夫又自有一套在華夷音韻之間調適的理論，或謂“蠻音反存有古音”，或以“天地元音”統合內亞帝國的“多語種網絡”。總之，圍繞作為科舉標準的韻書和聲韻體系的辯論，“古今”、“南北”、“華夷”、“中外”等話題持續發酵，充分展現了近世中國“想象共同體”構建的複雜性和多元性。（第六章《“中原雅音”與宋元明江南儒學——“土中”觀念、文化正統意識對中國正音理論的影響》、第九章《韻嚴“華夷”之辨》）
平田教授此書網羅放失舊聞，注重版本辨別，許多論斷基於專業的方言學、音韻學統計和分析，言之有據，最見功力；卻又筆調風趣，精義時出，讓人目不暇給。以上只能鈔撮一些有所感的段落，略表淺陋的心得，深恐自己的微薄學力不足以駕馭。他日若有機會，當另作專業書評來介紹。在此書“後記”中，作者提到自己深受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Mantarō, 1932-1987]
《語言地理類型學》
一書的影響：“橋本先生把古代漢語向現代漢語‘縱’的演變跟漢語南方方言向北方方言‘橫’的演變互為驗證進行考察。……1987年橋本先生因病英年早逝，當時筆者在山口大學工作，想想應用《語言地理類型學》，以漢語方言‘橫’的多樣性去解釋中國文學‘縱’的演變如何？”（平田書第321頁）讀書尚友古人，有太多偶然的際遇，因平田教授此語，我又去看了在語言學界享有盛譽，卻少為外行人所知的《語言地理類型學》（餘志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初版，筆者所用為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的再版本）一書，方知壺中天地竟如此廣闊。
也許從漢語史專門的角度，今天看來，橋本在“細節上的謬誤數不勝數”。但他挑戰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以來區分“共時”和“歷時”語言研究方法的雄心，卻又是當年許多專門學者所不能有或不敢有的：“語言學家舊有的知識過分依賴印歐語發展資料了，印歐語自古以來分散到歐亞各地，許多語族各自獨立地發展。但是，世界上的語言並不都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尤其是東亞大陸語言的發展，基本上是由東方文化中心地的語言緩慢地向同化周圍語言的過程。因此，語言結構的歷史變化和地域推移的對應相當整齊。”（漢文版前言，第XIV頁）從印歐語的“分散”到東亞大陸語言的“同化”機制，正是在深刻體察語言特殊性的基礎上，他提出語言史研究縱軸（歷史）和橫軸（方言）結合的觀念，空間上的共時對立正是歷時語言推移的投射。
所謂“語言地理類型學”，針對的正是十八、十九世紀以“印歐語”構擬為中心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橋本在歐亞語言類型中分出“畜牧民型語言”和“農耕民型語言”。前者的特點是一旦分散後就趨向於孤立的發展；而採取“音韻對應”方法，不同分支之間可以比較出一些基本詞彙。東亞大陸的“農耕民型語言”與之不同，“總之以某個文明發源地為中心（我們暫且認為以黃河中游為中心）非常緩慢地同化周圍的少數民族應該是沒有疑問的”，“農耕民型語言由於被其中心語言的同化和不斷借用，要想闡明這種同化的組合過程，採取印歐語用過的方法，即根據比較法來構擬祖語是非常困難的”。（第4頁）
不同的語言發展類型，更涉及到背後的一整套關於文明起源和國族起源的思想史預設：“農耕民型語言與畜牧民型語言不同，它需要首先假設本來就有着各種各樣的不同語言。各種語言後來被同化為一種語言”（第6頁），因此並不是像最初歷史比較語言學所擬想的“古印歐語”那樣的單一起源。“農耕民型語言，由於原先並不相同的語言逐漸被文明中心地的語言同化，因此在詞彙中出現了‘奇妙’的現象：抽象詞彙、文化詞彙都能看出它們的一致性，而被認為不易變化的親屬關係、人體名稱等方面的基本詞彙反倒存在差異。”這種同化推移的模式，是過去以印歐語為對象的“譜系樹”説和“波形擴散”説都無法解釋的現象。而且農耕民型語言的模式也表明，所謂“漢語”從來都不是本質性的存在，所謂“漢語方言”只是中心語言不斷同化周邊語言的產物。在分析句法結構“順行”和“逆行”在東亞大陸上南北分佈的時候，橋本指出：“連結‘南’（南亞諸語）、‘北’（阿爾泰語）的漢語，直到近年才查清它的言語結構決不是等質的。漢語在亞洲大陸語言類型特徵的分佈中，成為一個由南向北有機聯繫的重要組成部分。”（第41頁）其後則是數千年來由北向南的民族遷徙，今天所謂“漢族”、“漢語”既是“漢”又不是“漢”。（第149頁）
由此回看晚清思想史上的國族共同語建構問題，即便是主張“齊物”如章太炎，實亦深受歷史比較語言學影響。其《新方言》欲用《説文》來還原方言的語源字根，進而構造更高層次的“言文合一”與“統一民言”，恐怕仍是參照了歐西學者擬構“古印歐語”的方案。章氏要按理想構建一個本質化的“夏言”或“雅言”，設想各種“鄉土異語”存有“古字古言”，都從這個祖語中分散而出。（參見王風《章太炎語言文字論説體系中的歷史民族》）橋本指出：“越是基本詞彙差別大的‘方言’，其實本來是不同的語言，只是後來其詞彙的大部分以及句法和音韻系統完全被中心語言同化了；現在作為該中心語言的‘方言’，僅僅在非常基礎的詞彙和部分構詞法裏還有若干它的本來面貌的殘餘。”而針對章太炎式的把方言詞通過“音轉”方式還原到《説文》的作法，橋本反問道：“難道一個字一記載進漢文古籍，就統統都算是漢語詞嗎？這樣所稱的‘漢語’到底是什麼漢語？我們所要闡明的是，為什麼‘骹’字、‘刣’字分佈在中國南半部，在北半部如此之少，正如‘江’字在南方而與北方的‘河’相對。這正是我們在考慮的——漢語究竟是怎樣形成的。”（第158-159頁）語言的“同化”並不能證明“親屬”關係，正如日語、朝鮮語大量借用漢語詞，但即便從比較語言學的區分來講，它們也屬於截然不同的語系（第160頁）；類似的觀點，同樣適用於觀察文明的生成。從橋本到平田，二者都傾向於用“橫向”（南北）的視角補充已有的“縱向”（古今）敍述，在“同化”多源語言而形成“漢語”的過程背後，是關於何為“中國”、何為“漢”的質問，是“中國”與“漢族”如何在共時和歷時兩條軸線以及想象和現實兩個維度上生成的故事。
從以上論述可以發現，漢字在維繫“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文明認同過程中，有着關鍵性的收束作用。然而時至近代，西力東侵之下國族主義和科學主義抬頭，中國周邊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紛紛出現廢棄漢字的論調；即便在中國內部，自晚清到1950年代，漢語拼音化和廢棄漢字的路線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認同。這樣一股“廢止漢字”的近代化潮流，首先在幕末明治時代的日本開啓。我要介紹的最後一本書，安田敏朗[YASUDA Toshiaki]的
《漢字廢止的思想史》
（平凡社2016年版）即是關於這一段歷史的研討。
與橋本、平田二氏不同，安田敏朗並不是那麼專業的語言學者。他的著作如《帝國日本的語言編制》（1997）、《“國語”與“方言”之間：語言構築的政治學》（1999）、《“國語”的近代史：帝國日本及其國語學者們》（2006）等，主要關注近代日本國族構建過程中，對於“國語”和“方言”的塑造。琉球、朝鮮、日據台灣的語言問題，是他常舉來説明殖民地與帝國關係的例子。相對來説，安田的研究比較缺乏語言學內部分析，更擅長按照思想史的既有命題，展開關於語言政策和語言學者的外部描述，略給人以蜻蜓點水、浮光掠影的感覺。比如這冊《漢字廢止的思想史》，就按照思想史主題分成以下數章：1、《如何把握漢字廢止、限制論》；2、《“文明化”的思想》；3、《競爭的思想——國際競爭與產業合理化之中》；4、《動員的思想——效率與精神之間》；5、《革命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所謂“應世”》；6、《草根的思想——“昭和文字”的射程》；7、《總體戰下的思想戰——圍繞標準漢字表的攻防》；8、《敗戰後的種種》。
日本自幕府末年前島密（1835-1919）提出《漢字御廢止之議》以來，關於1）漢字存廢，2）採用漢字假名混淆文、純假名還是羅馬字，3）假名使用法，4）漢字限制等問題的討論就一直沒有停止，被稱為“國字問題論爭”——近代國家應該採用怎樣的字體字形，這一問題似乎可以安放科舉功令“正字”、“正音”傳統的延長線上來考慮。安田從明治年間的文明論、社會進化論出發，歷數大正、昭和時代的產業化、軍事動員、馬克思主義興起、戰時“大東亞共榮圈”意識等思想潮流，考察漢字存廢論在其中的位置，並與晚清以來中國讀書人的文字改革論相比照，不無可資參考之處；更不用説近代以來中國的語文變革，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擁有“同文”之便的日本經驗的引導（或誤導）。
就漢字圈而言，可能“文”的傳統更需要突出。通過語言史來折射思想鏡像，似乎有點曲折，時或得不償失，卻有助於我們拓展思想史的工具和視野。三部著作的作者都來自日本，立腳點有所不同。安田主要就近代日本自身的問題作檢視；橋本雖以漢語史為對象，卻是針對索緒爾以來普通語言學的傳統。惟有平田教授是在中國史的論域中考慮問題（雖然他謙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見平田書第324頁）。值得一提的是，他這部中文著作並非假手象鞮，而是自己用中文寫成；其簡淨明朗的學術文體，也着實可觀。在這一點上，可以説是繼承了內藤湖南、狩野君山、鈴木豹軒諸先生以來“京都中國學”的好傳統。
(197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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