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為中國“慰安婦”留下最後影像
劃重點：
1. 在日本侵華戰爭的八年間，至少20萬中國婦女被迫淪為日軍的性奴隸。影片《二十二》記錄了中國內地僅剩的22位“慰安婦”倖存者的晚年生活。
2.在電影上映時，片中出現的22位老人已有14位離世，目前仍在世者不過8人。其中，黃有良老人於影片上映前兩日去世。
3.面對鏡頭，很多老人不願回憶過去。相比展示傷痛、留作史料，影片《二十二》剋制地截取鏡頭，充分展示了一個歷史後來人，對“慰安婦”倖存者的保護與尊重。
4.《二十二》導演郭柯表示，影片票房收益部分除去還債，將捐給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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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娛樂專稿（文／葉彌衫 責編/子時）
就在紀錄片《二十二》上映的前兩天，片中的女主角之一黃有良老人去世了。
這部紀錄片中共有22名女主角，平均年齡超過90歲。開拍過，已有一人去世。如今到了上映的時候，22個名字裏，其中14個都加上了黑框。
加上影片上映前兩日去世的黃有良老人，片中22位女主角已經有14位離世
女主角們來自江、山西、湖北、廣西、海南五省。但不管在哪裏，她們的生活看起來都如此相似：出來，她們起牀，吃飯，靠着牆根曬太陽。偶爾用濃重的鄉音閒聊，更多時間則是沉默。太陽下山，她們端着椅子回屋，吃飯，睡覺……日復一日。
到，和我們自家奶奶的生活，不會有兩樣。
唯一的不同可能是，女主角們都揹負着身心傷痛，劇烈到有的人終其一生無法直面。在我們看來乏善可陳的無聊日子，是她們用了自己的全部努力，才活下來、過下去的。
抗戰期間，有20萬中國婦女成為日軍“慰安婦”制度下的受害者。1990年代，陸續有百餘受害者站出來，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要求道歉與賠償。
但再強烈的生存慾望，再執着的“要個説法”，對大多數人來説，還是敵不過時間。2012年，青年導演郭柯開始關注“慰安婦”制度受害者，併為韋紹蘭拍攝第一部紀錄短片時，國內“慰安婦”倖存者尚有32人，他因此把片名定為《三十二》——韋紹蘭是其中一個，也是每一個。
但在2014年他決定將所有幸存者的故事都搬上銀幕時，由於一些老人的離世，片名已經由《三十二》變為了《二十二》。影片選擇在今年8月14日“國際慰安婦紀念日”上映，而此時，在世者不過8人。
由《三十二》變成《二十二》，雖一字之差，卻透露出無盡悲
郭柯明白“也許5年後，這個數字就是0了”。對於拍攝這部中國最後的“慰安婦”生存狀態的影片，他覺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多年以後回頭看時，讓自己不會後悔、不會遺憾”的事。
“老天爺都在幫我”
《二十二》從籌拍到上映的三年多時間裏，郭柯想感謝的人有很多：團隊裏專業又積極的夥伴、主動借錢給他的演員、提供了大量幫助的學者和志願者，還有最後在片尾播出長達三分半鐘的近3萬眾籌者中的每一個人。
團隊專門製作鳴謝字幕，感謝那些對他們提供過幫助的朋友
但他最想感謝的是，2014年2月6日的那場大雪，“我感到老天爺在幫我”，他説。
那場雪和那次突然的拍攝一樣，都是意外。上海師大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負責人蘇智良教授在三天前給他打了個電話，告知郭柯有兩位山西“慰安婦”春節前接連去世，將於6日和8日下葬。
兩位老人的去世，被郭柯的鏡頭記錄了下來
“不知道怎麼我就想拍，直覺就是要去拍”，郭柯回憶。
他本來計劃五月建組，畢竟準備一部電影有大量工作，但葬禮突然讓他發現任務變得緊迫起來。郭柯當天打了一圈電話，立即召集了隊伍，一眾人馬開拔到了山西。當時正值春節期間，大多數人都是直接從家裏趕來的。
他還記得，自己給攝影師蔡濤打電話時，他正帶着家人泡温泉。電話中的蔡濤問他：“你想好了嗎？”
“想好了！”郭柯答。但其實，這句話並沒有太多底氣。
郭柯是1980年生人，他最初對“慰安婦”羣體的印象，和我們每個人一樣，不外乎是歷史書上那些扁平的、離自己很遠的描述。“我並不是一看到她們就覺得自己有責任感。我是在慢慢和她們接觸的過程中，一步一步改變自己的認識，拍出了這樣的片子。”
第一次接觸這個題材是在2012年，他看到了媒體對韋紹蘭老人的報道——這位1920年出生的老人有一個在“慰安所”懷上的混血兒子，是目前國內已知的唯一一例。他本能地判斷出這是一個好題材，年底就動身奔赴廣西，拍攝了韋紹蘭和她混血兒子的故事。
韋紹蘭老人（右）和她的混血兒子
影片拍完，郭柯在臨走前給韋紹蘭老人留了500塊錢。第二天，老人給他們攝製組的4個人一人發了一個紅包，每個裏面都裝了100塊：“快過年了，給你媽媽買點糖果吃。”
郭柯當場就哭了。不僅僅是因為他知道，眼前的老人每個月就靠30元的低保為生，更是因為在自己親奶奶去世16年之後，他又再一次收到了奶奶給的紅包。這個紅包至今藏在他的錢包裏。
或許，正是這份內心的感動堅定了他拍攝《二十二》的決心。
那個大年初四，郭柯還不知道自己將要面臨什麼樣的困難。但他模糊地感覺，憑着一點公義、一點私心、一點柔軟的感情，應該能讓自己堅持下來。於是，在沒有拍攝計劃、更遑論拍攝許可證的情況下，他自己掏了路費和租機器的錢，毅然上路。畢竟，彼時的24已經變成了22。
而到了2月6日張改香老人下葬的當天，郭柯一起牀就看到屋外皚皚雪景，“如果我們沒有來，誰知道這白茫茫一片的下面，還埋藏着一個怎樣的故事”，他感慨。
張改香老人下葬的當天下起了大雪，皚皚雪景讓郭柯感到彷彿得到了老天的助力
他忽然對自己要做的事情非常自信：“看，老天爺已經幫我們把景都布好了。”現在回想起來，郭柯覺得：“每到一個節點，我都會有種被推了一把的感覺。這一路走來還算順暢，沒有被卡住。因為我是在做對的事情！”
兩場葬禮拍完後，他發了一條朋友圈：“2014年5月，我一定會讓《二十二》按我要求的配置組建好並準時開機，沒有任何人和事能夠阻止我！”
第一個問題：如何籌集拍攝資金？
《二十二》遇到的第一個阻力是：沒人願意投資這部話題敏感、受眾有限的紀錄片。
3月底，他又發了一條朋友圈：“我媽剛才電話我，説可以把老家的房子賣了來支持《二十二》的拍攝。”這條內容正好被張歆藝刷到，她給郭柯留言：“怎麼了？差多少？”“不行就跟我説，我有。”
張歆藝在郭柯朋友圈下留言，表示願意資助其拍攝《二十二》
“其實那時候，郭柯對我來説就相當於一個陌生人，有一面之緣的陌生人。”張歆藝説。兩人相識於中韓合拍劇《甜蜜都市》劇組，張歆藝是女主角，郭柯是中方統籌，“但其實統籌和演員在劇組是見不到面的”。只是有次她聽到郭柯講電話，便問他是不是四川人，兩個老鄉為此交換了一下微信，僅此而已。
郭柯最初並沒有把此話當真，只是感謝了張歆藝的關心。但到了5月初，走投無路的他竟真的揹着包來劇組找張歆藝。“她不是我第一個找的，我先找了一些我相對比較熟的朋友，但他們確實有困難。我只是找張老師試一下，其實沒報希望。但她真的仗義！”郭柯對我們説。
郭柯發朋友圈感謝張歆藝的雪中送炭
“他那個樣子，我覺得不是騙子”，張歆藝回憶道。郭柯先是向她介紹了影片的拍攝計劃，“要用4K超高清拍攝、5.1路立體聲錄音”，因為他覺得這些老人們值得用最好的配置來紀錄。然後，她得到了一個緊巴巴的預算報價，“可能是七、八十萬，我記不清了。我就説你不夠的吧，我給你整一百萬吧，你踏實把這個事兒給做了，多退少補。”
當天晚上，張歆藝就把剛結的一筆片酬轉給了郭柯。對方這時才告訴她自己還沒有拿到拍攝許可證。“我説你真牛，連拍攝許可證都沒有就敢拍。”郭柯則回敬道，“你不是更牛嗎，我連拍攝許可證都沒有，你都敢把錢借給我。”
郭柯在採訪中表示，是張歆藝的借款，解決了他的燃眉之急
錢到位後，郭柯月底就開始正式建組拍攝。每去一處，他都把工作進展、老人的照片發給張歆藝。拍攝完成後，剪完成片、拿到龍標、去電影節展映……每一階段，他都會發微信給張歆藝報備：“我看我們這幾年的聊天記錄，特別有趣。每次他都很正式地説，張老師《二十二》近期如何如何……我就回：加油！你好棒！”
“我覺得你要對得起別人的信任。”郭柯對我們説。借錢的時候，他曾天真地估算了一下排期，半年後期，明年上映，並對張歆藝表態：“2015年底還錢。”
張歆藝將這些都看在眼裏：“他給我發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心裏就暗暗覺得這個小孩挺可愛的，他覺得我會擔心他騙我的錢。但後來我覺得他不是報備，他是想跟我分享他的喜悦，他覺得我和他有同樣的價值觀。”雖然比郭柯還小一歲，張歆藝的口氣頗有些“老氣橫秋”。
影片拿到龍標的時候，郭柯曾問張歆藝是否需要擔任影片出品人，張歆藝卻拒絕了。“我當時借錢，是覺得你需要幫助。跟一個朋友很餓的時候來我家，我煮一碗熱氣騰騰的面給他吃是一樣的。吃完就完了，我也不期待有什麼回報。”
第二個問題：如果採訪對象不願回憶
2014年5月23日，《二十二》劇組正式開機。郭柯馬上遇到了拍攝的第二個問題：採訪對象不願回憶“慰安所”的日子。
這超出了他的意料。畢竟在此前拍攝《三十二》時，主人公韋紹蘭老人善良、健談，充滿信任地像對待一個孫輩一樣對待郭柯。面對鏡頭，她能談論苦難，大多來自日軍，也有的來自丈夫和鄉民；她也記得獲得的涓滴善意，逃出“慰安所”時被陌生人留宿、舍粥，知道懷孕後婆婆保護她留下了腹中的孩子；她還會唱時學過的山歌，唱男人娶了惡媳，唱女人被丈夫毒打。她經歷的人生的苦，在那些歌謠裏，不再孤獨。
堅強、樂觀、善良，始終展現在韋紹蘭老人臉上
更重要的是，她有求必應。92歲的老人去河邊挑水，彎着腰、曲着腿小步小步挪，一小勺一小勺往桶裏舀水，另一隻手把着扁擔防止自己掉進河裏。鏡頭在河對岸看，不動聲色。
《三十二》中，韋紹蘭老人獨自一人在河邊挑水
但老人能做到這一切，與其説是她的責任感、正義心，不如説是她面對媒體的善良。在家人的回憶中，老人每説起過去的事，總要關起來難過好幾天。
而更多的老人，並不願讓過去繼續影響自己現在的生活。在《二十二》拍攝的過程中，這點尤為明顯。
“她們不説的這個情況是我在過程中發現的。第一個老人不想説，我覺得沒事。第二位老人也不説，我覺得算了還有第三位。等到第三位老人終於肯説一了，我猶豫着要不要再多問她一些？但你看到她那個（痛苦的）樣子，你怎麼問？”郭柯説，“她們就像你的奶奶一樣，試問如果有一個記者在旁邊問你奶奶當年怎麼被日本人凌辱，你想不想抽他？”
他發現採訪方向不自覺就變了，整個團隊默契地一起轉型成對老人的陪伴。劇組往往住在附近鎮上最近的酒店裏，團隊早出早歸，從不拍夜戲，一天最多開機兩小時。大家紛紛表示，“珍惜這種有紀錄片拍的日子。”
但每個人同時也都非常忙碌。每天早上7點出發，半個小時到老人家裏。團隊裏的女性工作人員陪老人聊天，導演則主要負責耍寶，有時候還得表演雜技，以博老人一樂。而這種時候，錄音師收錄屋前房後的各種真實聲音，攝影師就感受環境——影片中最後呈現的空鏡並非刻意取景，而是真實的生活環境。蔡濤對這種不知下一步會發生什麼的拍攝頗為感慨：“拍紀錄片很刺激！機器擺在哪、用什麼腿、裝什麼鏡頭、什麼時候開機……都看緣分和造化！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都是順其自然。”
劇組的女性工作人員在陪老人吃飯
郭柯團隊在同意拍攝的每户人家都待了一個星期，哪怕很多素材在開始的幾天就已經拍到。但他覺得，應該多和老人們相處一段時間。廣西老人何玉珍在拍攝期間總是一言不發、神情恍惚，劇組陪了她一個星期，臨走時還給她留了一些物資和款項，看起來有點糊塗的老人忽然很明白地拉着郭柯的手説：“你們走了，又剩下我一個人。”
而現在，影片中的何玉珍老人已經離開了人世
採訪結束後，拍攝團隊還會和老人的全家一起合影，並將照片洗出來送給她們。這些照片後來被她們細心收藏，有人放在牀頭，有人收進盒子裏。其中有一位家裏裝修的，還要求郭柯給她洗一張大的，“好掛在客廳裏”。
拍攝團隊與毛銀梅老人及其家庭成員合影
這樣的誠意，確實容易讓老人們感動，也更願意敞開自己埋藏多年的秘密。採訪後期，山西老人李愛連告訴郭柯，以往她對其他記者“沒有講實話”，“那些問題，當着我的兒媳、孫孫，怎麼説得出口？”
李愛連老人做了很久的心理準備，她想告訴郭柯自己曾遭遇了什麼，但最後只輕輕問了一句：“門都關好了嗎？”
彷彿只有關嚴屋子的門，她才敢打開心裏的門。據李愛連回憶，被日本兵抓去後，她被餓了三天三夜，最後有人扔給她一堆大葱。18歲的她一口氣吃了8根，胃從此壞了。當她開始邊哭邊回憶那個凌辱她的日本人時，郭柯讓攝影師關掉了機器。“我不拍了。不想拍，覺得沒有必要。”他傲嬌地對《貴圈》説，“對她來説打開（內心）是多麼難多麼痛，我為什麼要告訴所有人説‘快來看啊，她在説了’，這是幹嘛呢？”
攝製組在李愛連老人家進行採訪拍攝
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二》並不是一部具有文獻意義的影片。郭柯曾問過蘇智良教授捐贈影片的事宜，蘇教授含蓄地對他表示，其實沒有什麼文獻意義，除非他能直接提供口述素材。“但我當時又關機了”，郭柯有點自嘲地告訴《貴圈》。但顯然，他一點也不後悔。
“不怨恨、不忘記”的原則，郭柯導演也反覆提及
因為他非常明白，自己想做的影片並不僅僅為了文獻價值：“我想讓下一代看看，那些奶奶有多麼可愛。我也想讓國際上看看，我們沒有生硬地把一段歷史挖出來給你們看，而是看看我們中國人，是怎麼保護這些老人、尊重這些老人的。”
第三個問題：為什麼不能讓她們無聊？
跋涉了11996公里，去了29個拍攝地，郭柯團隊花了51天，拍完了所有老人的生活。接下來他面臨一個更難的問題：如何將65小時的素材，剪出一部成片。
採訪中他不強迫人説話，而在講故事的時候，他也迴避套路。第一版粗剪耗時半年，片長115分鐘。《刺客聶隱娘》的剪輯師廖慶松看完後給他意見：“你得改一改，這樣很難打動觀眾，得加一點歷史資料，稍微把節奏修剪一下。”
過了半個月，廖慶松看了修改版，問道，“你怎麼沒改？”
“我改了啊，我剪了兩個鏡頭了。”郭柯辯解。
廖慶松妥協了：“雖然你這個很難打動我，但如果你非讓我剪的話，我能幫你剪得稍微浪漫一點。”
“我跟他説，廖桑，我就是一個30多歲的新導演，但我就想要這樣一部影片。你就當年輕人犯錯，你幫我‘錯’得浪漫一點吧。”
郭柯回憶，在115分鐘的版本里，他既想展現老人的真實狀態，但又想設置一些懸念、增加可看性，但廖慶松最後把那些炫技的部分拿掉了。
海南老人林愛蘭是郭柯此行中，最難打交道的一位。年輕時她曾是紅色娘子軍，殺過日軍，得過兩枚抗日獎章，後來被日軍俘虜，送入了“慰安所”。她晚年居住在敬老院，房間的牆上始終掛着一把刀，覺得萬一有小偷來，還能砍小偷，儘管那時的她已經幾乎難以走動。
林愛蘭老人是郭柯團隊在拍攝中最難打交道的一位
第一次見面，林愛蘭對他們毫不理睬。她當着郭柯的面和身邊的老人説：“我知道他們來幹嘛，哼，我什麼都不會説。”
採訪一度陷入僵局，最後是郭柯在當地救助的一條小狗，成為了關鍵的破冰道具。知道林愛蘭愛狗，郭柯就每天把小狗帶去和她作伴，趁老人高興，他就用蹩腳的廣東話湊到她耳邊喊“愛蘭！”——他打聽到林愛蘭曾一度在廣東行商，會説粵語。
林愛蘭聽後慣例瞪他一眼，嘴角卻笑了。
郭柯和林愛蘭在交談
“愛蘭其實特別可愛，我們從不叫她奶奶，都叫她愛蘭愛蘭。或者學她養女，叫她愛蘭女士。”郭柯説。
在成片裏，他想表現這種接觸的一波三折，於是林愛蘭的出場被剪的故弄玄虛：第一天她在敬老院的集體生活裏只出現半個身子，第二天又出現多一點……廖慶松問他：“老人生活中也是這樣嗎？躲躲藏藏？神神秘秘？”
郭柯説：“其實她們的生活都很無聊。”
“那你為什麼就不能讓她們無聊？”廖慶松反問。
“聽到那句話，我就像任督二脈被打通了一樣。廖桑直接看出了我那時的焦慮，就是面對市場和觀眾，我想增加一些劇情化的東西。他最後把我這些都拿掉了。”郭柯對《貴圈》説。“這個片子毫無疑問應該把老人放在第一位，她們不是你表達的工具，或者用來感動觀眾的道具，這是我覺得最起碼的。會感動的人，自然會被感動。”
鏡頭下的老人們，真實中透露出可愛
至於山西那場臨時拍攝的雪地送葬，被用在了影片的開頭和結尾。廖慶松在看到最後的鏡頭時評價：“你們好像站在那裏，給她行注目禮一樣，那樣深情地凝視。”
第四個問題：平凡可以動人嗎？
郭柯自認是個有逆反心的人，一開始他就確立了三大“不用”原則：不用歷史資料、不用旁白、不用配樂。
這是在拍《三十二》時給他留下的刺激。當時他作為一個新導演，讓韋紹蘭老人協助他做了一些擺拍，“拉她出去，讓她從這裏走到那裏，現在想來都非常羞愧。”
“當你把導演的身份拋開之後就會發現，用任何手段、任何技術對待她們，都是一種不尊重。”他對《貴圈》説。
甚至連“感動”他都覺得要慎重。考慮了很久，他下狠心縮減了韋紹蘭的篇幅，哪怕她是他拜訪最多次的老人：“她太容易感動人了。”
韋紹蘭老人曾勇敢地參加了東京“戰爭與女性暴力和平資料館”的公開活動
和《二十二》中的每位老人一樣，韋紹蘭忍受了侮辱與傷害，忍受了歧視與惡意，忍受了貧窮與老病，然而她仍然特別勇敢。她曾經參加東京“戰爭與女性暴力和平資料館”的公開活動，痛哭不止，但一邊哭也要一邊控訴。而相處的大多數時候，她笑眯眯地唱着山歌，感慨“這世界紅紅的。我要活下去，吃野菜也要活下去。”
韋紹蘭老人的樂觀態度，讓郭柯深深感動
“用句不恰當的話，她的可看性太強了。她那麼樂觀，和她的遭遇反差那麼大，每個人都會被她打動。”郭柯説。他覺得自己不能逃避困難，不能用一個備受矚目的案例，去替代更平淡的其餘21個人。
大多數人，都不像韋紹蘭那樣可以直面過去。以林愛蘭這樣的烈性，説到自己在“慰安所”的日子，只説了一句“想殺人”。而湖北老人毛銀梅是朝鮮人，她的講述裏有大量留白，表現如應激障礙。説到逃難時被日軍抓到漢口“慰安所”，她忽然哭了：“我不想説，不想説了。”這時，鏡頭沉默地切到了漢口“慰安所”遺址，有時候深情凝視，有時候不忍直視。
對於這段難以回首的歷史，毛銀梅老人並不願意多提
鏡頭再轉回來時，毛銀梅在説日本話，“歡迎光臨”、“請樓上坐”……老人的臉上掛着點標準微笑，微微彎着腰。
然後，她開始唱起《阿里郎》、《桔梗謠》。很多歌詞，她已經忘記韓語發音，代之以湖北方言。然而她表情快樂，讓人相信，在她開始學這些歌的時候，就是這樣的小女兒態。影片裏，她的整個講述沒有譴責，但是在那些時斷時續的碎片中，你可以看到她經歷過什麼。
日本留學生米田麻衣在海南當志願者，探望、照料島上的“慰安婦”受害者。曾有一度，她拿了一張日本兵如今的照片給老人們看，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老了原來鬍子都沒了啊。”而米田麻衣哭了，她們的傷痛和善良，她感同身受。她坦言如果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她可能會恨一輩子，甚至自殺。然而她見到的老人們：“她們心裏的傷口很大很深，可還是對人很好，不管是對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也許是，這羣老人中的大多數不是鬥士，不是勇者，生命只教會她們做一個默默承受的人。這樣，在人生裏掙扎的痛，也就少一點。
第五個問題：你有了龍標，可你有宣發嗎？
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了公映許可證。但由於缺乏發行資金，只能在電影節和部分院線點映。
如同想用最好的設備、最好的剪輯、最好的海報來呈現這部影片，郭柯並不希望《二十二》只換來“影院半日遊”的命運。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這些老人的生存狀態，雖然從題材看，“半日遊”彷彿是這部紀錄片與生俱來的宿命。
但郭柯仍相信，《二十二》是有機會的。至少2016年，由75000人眾籌拍攝的韓國電影《鬼鄉》上映，在韓國蟬聯半個多月的單日票房冠軍——眾籌這個方式給了他啓發。2016年10月，《二十二》在騰訊公益上眾籌宣發費用，目標是100萬人民幣。
《二十二》在騰訊公益上發起的眾籌
潤智影業的總經理羽和碩果蓮蓮的創始人蘇北淇參與了眾籌活動，並決定為影片負責發行和宣傳。眾籌50多天後，資金只停留在40多萬。蘇北淇判斷，“這部分可能是從原來《三十二》的受眾轉化過來的，就卡在這個點上了。我們當時非常着急，因為你必須有錢，工作才能啓動。”
直到12月，央視新聞頻道對《二十二》進行了報道，出乎她意料的是，第二天100萬眾籌就湊齊了。留出20萬的後期，最後宣發經費80萬，是蘇北淇經手過的最低成本的案子，“這僅相當於一部中等規模電影辦一場首映發佈會的錢。”
央視新聞對《二十二》進行了報道
蘇北淇動員整個公司一齊上陣為《二十二》做營銷，連前台和行政都來幫忙。“我們只是想，很多年後如果自己想起這件事，不要留任何遺憾。”
但令她非常感動的是，相比以前宣傳主動追着媒體報道，如今許多媒體也主動追着她約採訪。上映之前，一些沒有排片的二三線城市的“自來水”，買了有排片城市的票，免費請陌生人觀看，期望藉此能夠保住影片的排片率。
郭柯對票房沒有很高追求，“能上映就是成功”，他對我們説。“如果有盈利，我個人的盈利將全部捐給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 這種表態如今司空見慣，但對他來説，更像是真誠地自斷後路。説這話的時候，他有點負氣般的任性，“我覺得掙錢的機會我一定還有，但面對她們，我希望自己乾乾淨淨。”
“一個80後，有很多方式可以掙錢，也有很多方式可以證明自己的專業能力。可他就執着於這件事情，其實挺辛苦的。”張歆藝評價。因此，借錢之時她就有準備，“紀錄片怎麼會掙錢？”她對《貴圈》説。
但在看到成片的時候，她還是被影片質量所震驚：“當你在大銀幕看到歲月雕刻過的一張臉，在非常還原、非常真實的生活狀態裏，非常平和的坐着，或者吃上一口熱騰騰的米飯。這樣的鏡頭，出現在或者的電影裏都是非常好的畫面，非常深刻，而且有技術含量。如果我是出品人，我會覺得他沒有辜負我。”
張歆藝出席《二十二》首映發佈會
她到現在仍在為影片吆喝，不僅因為她借了導演錢，也不僅因為題材關係，而是她覺得“整個電影的氣質和標準非常有專業性”。她主動給寫了信，介紹了這部影片，她覺得仗義的馮導一定願意幫她這個忙。隨後，馮小剛在微博上進行了轉發，“請大家對這部明天就要上映的紀錄片給予關注。”
馮小剛在微博上為《二十二》做義務宣傳
緊接着，、、、、等明星也都紛紛轉發了馮小剛的這條微博，這讓張歆藝非常感動：“大家都是自發轉的，可能是覺得它的確值得關注吧。”
14日凌晨，郭柯在朋友圈裏再一次對朋友們的熱情相助表達感謝
而對於郭柯來説，此刻的感覺或許和2014年2月6日一樣，在山西的茫茫雪地裏，他覺得是老天爺在幫助他：“每到一個節點，我都會有種被推了一把的感覺。這一路走來還算順暢，沒有被卡住。因為我是在做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