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演員陶玉玲：昔日甜美“二妹子”，如今颯爽“太奶奶”
之
電影人
“九九那個豔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想把軍來參……”電影《柳堡的故事》裏，人美歌甜的“二妹子”，讓幾代觀眾甜到了心坎裏。
電影《柳堡的故事》裏，人美歌甜的二妹子。
“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今年87歲了。她14歲參軍，17歲進入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短暫的“觸電”經歷，留下了“二妹子”“春妮”等中國電影史上令人難忘的美好形象。20世紀70年代末，她正式調入八一電影製片廠，從沒台詞的小角色演起，昔日的“二妹子”年歲漸長，成了銀幕上的母親、奶奶、太奶奶……
田華（左）、陶玉玲（右）參加了“經典頻傳：看電影，學黨史”系列短視頻上線儀式。
4月27日，在電影頻道主辦的“經典頻傳：看電影，學黨史”系列短視頻上線儀式上，陶玉玲與田華、王曉棠、謝芳、金迪、張勇手、翟俊傑等老藝術家一同登台。紅衣黑裙，銀灰短髮，87歲的“二妹子”看起來端莊、穩健而優雅。她深情訴説自己在軍隊的故事，將黨的精神與黨的信仰傳遞給新一代年輕的電影人。
上線儀式結束後，我們有幸對陶玉玲進行了專訪。聽聞記者來自《南方都市報》，陶玉玲開心地説：“我對廣州有着深厚的感情。你們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我就在前幾天還跟演毛澤東的王霙同志受深圳宣傳部的邀請，去深圳上黨課。”她盛讚今年文藝界舉辦的“看電影，學黨史”活動，“怎麼樣讓大家更加愛黨、愛國、愛我們的軍隊和人民，貢獻自己所有的一切，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精神。”
十四歲加入人民解放軍
和老藝術家田華一樣，陶玉玲也是一名“黨的女兒”。她十四歲就加入了人民解放軍。“當時不懂得為什麼要參加革命，只是一個青年，為了找出路，去投考了華東軍政大學。”
陶玉玲十四歲就加入了人民解放軍。
1949年，華東軍事政治大學的校長是陳毅元帥。陳毅校長給新生上的第一課是“為人民服務”：不管你在順境還是逆境，不管國家興旺順遂還是陷入戰火苦難，你都要立志為人民服務，奉獻自己的一切。這節課，陶玉玲終身銘記。
“我們華東軍大上萬個學生，現在有的是省級、部級的領導。像跟我睡上下鋪的黃惠羣，中央電視台原來的老台長，都是在華東軍大里成長起來的。”陶玉玲説。
當兵的生活十分艱苦。晚上睡地鋪，早上六點就起來打揹包、跑步。練習行軍，從鎮江、蘇州、無錫，一直走到南京，腳上打得全是泡。“我那時候才十四歲，我的教導員，老革命，幫我們洗腳、挑泡，讓我覺得革命的大熔爐這麼樣地温暖。”
在部隊訓練半年之後，陶玉玲被分配到軍政大學文藝系戲劇隊學習。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紛紛加入革命隊伍，著名教育家吳仞之先生在軍大文藝系擔任系主任。“我的啓蒙老師沒有再好的了。1950年，吳仞之先生就是我的啓蒙老師。”
在文藝系，陶玉玲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從《演員的自我修養》學起，無實物練習、演小品給她的表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華東軍政大學畢業，陶玉玲分配到南京前線話劇團工作。劇團又請來蘇聯專家、莫斯科小劇院的導演堯卡來給演員們上課，持續給她帶來藝術的滋養。蘇聯專家的指導十分珍貴，陶玉玲回憶，“很多軍區的演員都到我們南京軍區來學習。”
在南京前線話劇團，陶玉玲先後主演了《人往高處走》《劉連英》等話劇。憑着自己的刻苦和靈心慧性，陶玉玲進步飛快，成了南京前線劇團的“台柱子”。
“二妹子”，給我們加點糖
讓話劇演員陶玉玲在銀幕上大放異彩的，是1957年的電影《柳堡的故事》。
電影《柳堡的故事》裏二妹子笑起來很甜。
這部在當代觀眾眼裏十分“小清新”的影片，講述的是抗戰勝利前夕，新四軍戰士與柳堡的老百姓消除隔閡、打成一片，四班副班長李進與二妹子漸生情愫的故事。電影的原著小説由南京軍區政治部文藝科副科長鬍石言根據親身經歷撰寫，劇本由胡石言和電影藝術家黃宗江共同改編。
電影《柳堡的故事》由中國第一代女導演王蘋執導。拍攝前，八一電影製片廠到處尋找江南農家姑娘“二妹子”。後來有人説，不要找了，南京前線話劇團就有一個。於是，王蘋導演便帶了一個攝製組到南京來。
不巧，當時東山島戰役打響，白文寫了話劇《東海最前線》，陶玉玲在劇中演女主角。王蘋導演和攝製組到南京的時候，陶玉玲正好下部隊演出。一天演三場，她的一隻眼睛患了麥粒腫，完全成了個“獨眼龍”。
攝製組趕着去尋她，“他們到杭州的時候，我到了舟山羣島，等他們到了舟山羣島，我又到了岱山島。這樣，等他們追到我的時候，眼睛已經腫了很大一個包。但他們還是要拍照片，回去跟廠裏彙報。我就讓他們照去。”陶玉玲笑呵呵地説。
王蘋導演當時就覺得找對了人。她要的“二妹子”是特別樸實的，不在乎漂亮不漂亮，有一種天然淳樸的美。
拍電影，各方面條件都很艱苦。陶玉玲向南都記者回憶：“那時候我們到柳堡去，坐火車就要一天一夜，火車到了鎮江，再坐公共汽車到揚州，再到鹽城寶應柳堡就得坐船了。也沒有什麼機械化的船，都是人撐的船。沒有兩天兩夜根本到不了柳堡村。”
在柳堡，住在老百姓家的堂屋裏，長條板凳搭張木板就是牀，陶玉玲和王蘋導演擠在一起睡。演員們還要深入生活，和農民一起割麥子、學撐船。
“那時候的膠片都是進口的，最好一條過，要是兩三條不過真是難為情得要死，因為膠片都是拿外匯換來的。所以，每次在拍攝前，我們走位起碼四五次，走準了才能拍。”陶玉玲説。對此她頗為得意，因為自己每次都走得很準。
《柳堡的故事》裏，“二妹子”的戲總共102個字。她叫了三聲“副班長”，她要求參軍，其餘全部用影像來表現。即便如此，那個輕輕巧巧走上岸來，清純甜美的“二妹子”，還是深深地鐫刻在了人們的心中，成為銀幕上不朽的經典。
陶玉玲現在還記得，因為導演覺得她笑起來很甜，每每在拍戲的時候，總會跟她説：“二妹子，給我們加點糖！”
毛主席説“
話劇是有生命力的
”
陶玉玲的另一個寫入中國電影史的角色，是《霓虹燈下的哨兵》裏三排長陳喜的妻子春妮。這部由沈西蒙、呂興臣和漠雁共同創作的話劇，以“南京路上的好八連”事蹟為題材，講述瞭解放初期，人民解放軍在霓虹燈閃爍的大上海經歷的一場特殊的鬥爭。影片的開頭，三排長陳喜經不起資產階級“香風”的薰染，瞧不上從鄉下來看他的妻子春妮，看不慣黑臉班長趙大大，逐漸丟掉了艱苦樸素的優良品質……
《霓虹燈下的哨兵》電影版裏的春妮，也是陶玉玲演的。
南京前線話劇團為了演繹這出話劇，要求演員們到好八連去深入生活。“除了演資本家的不用去，我們所有的男演員全部到好八連去當兵。我也要去，我去和軍隊的家屬在一塊，演林媛媛、九姨太的就不用去。”陶玉玲説。
1963年，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在北京演出，文藝界的主要領導田漢、夏衍等觀看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大家還幫忙提修改意見。後來總政請周恩來總理來看戲。“總理第二天告訴我們，他和大姐看了以後非常激動，一晚上沒能好好休息，希望我們能改得更好。”陶玉玲告訴南都記者。
周總理對劇中好幾個細節提出了修改建議。比如春妮給丈夫陳喜寫的那封信，其中有“兩小無猜”一詞。總理看了説：“春妮什麼文化程度？”陶玉玲答：“最多小學吧”。總理説：“那你怎麼能説出‘兩小無猜’來？”陶玉玲立刻答道：“總理，可不可以改成我和陳喜從小在一塊長大？”總理點頭道：“這不是挺好？”
劇情經過調整後，又請毛主席來看。演員們高興地不得了。“上台前，鄧大姐到後台來説，‘你們要把台詞説清楚，不要先顧着去看毛主席。’大家都想着毛主席就是紅光滿面的，領導千軍萬馬的，誰都想去偷偷看一眼。可是後台有紀律，誰也不敢。”
但是導演在台下陪着毛主席看戲，發現毛主席該鼓掌的地方鼓掌，該流淚的地方還流淚了。演出結束後，毛主席上台接見演員，説了一句：“你們戲寫得好，演得好，話劇是有生命力的。”
“這鼓舞了我們全軍的話劇工作者。這句話現在還掛在南京前線話劇團。”陶玉玲説。
因為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64年，由八一電影製片廠和上海電影製片廠合拍的同名電影在全國上映，馬學士和陶玉玲分別飾演片中的三排長陳喜和他的鄉下妻子春妮。春妮在影片裏只有短短三場戲，但她真摯、堅毅，備受委屈而內心柔腸百轉的形象，經由陶玉玲純熟的、富有感染力的刻畫而深入人心。
在苦厄中開出生命之花
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陶玉玲被迫告別舞台，結束演員生涯。她下放到南通晶體管廠當了三年工人，後來又機緣巧合，當上了南通文工團的書記和團長。
她開朗樂觀的精神讓最艱難的歲月也開出燦爛的花來。“我這個文工團後來排了芭蕾舞《紅色娘子軍》。到農村去演，怕農民看不懂，每演一幕，我就上去解説，這樣大家都很喜歡。就在那種土舞台上演，真不容易。”陶玉玲感嘆。
陶玉玲與黃國林。
1978年，陶玉玲的愛人黃國林調入總政文化部工作，陶玉玲調入八一製片廠，正式成為一名電影演員。一段嶄新的征途在她眼前展開。“我的第一部戲就是跟着嚴寄洲導演去演《二泉映月》。那天我正好去八一廠報道，嚴導演準備要出發，跟我説，小陶，你來了，你跟我出去演戲吧。我還沒來得及反應呢。我説，演什麼？他説，演船孃，兩場戲。田華老師正好在那兒，她説，小陶有戲趕快演！我們那時候已經過了八年了，誰都沒戲演。現在有嚴導演要你去演，還挑什麼挑？我就跟他去演了兩場戲。”
自那開始，她又陸續參與了《三個失蹤的人》《歸宿》《如意》《沒有航標的河流》《幸運的人》《望日蓮》等影視劇的拍攝，演過主角，站過C位，也有不少默默無名的小角色。但她演得孜孜矻矻，演得興味盎然，把自己演成個不折不扣的“老戲骨”。2015年，她和張凱麗、佟大為、關悦、關牧村等在央視春晚上出演《四世同堂閤家歡》。陶玉玲笑道：“現在演的都是奶奶、太奶奶了。”
陶玉玲近照。（受訪者提供）
便是演太奶奶，也有一股子來自軍隊的鐵骨錚錚，又美又颯。在人生後半段，陶玉玲“扮演”的另一個重要角色是抗癌鬥士。1993年，在拍攝《蹚過男人河的女人》時，陶玉玲查出口腔上顎小涎腺腫瘤，這是她與癌症第一次交手。她在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做了手術，術後開始練習氣功和健身操。此後的十年間，陶玉玲總是帶着藥罐子和中藥出現在片場。
恢復十餘年後，癌症再度找上門來。第二次是肺，第三次鼻子旁長了一顆痔，確診基底細胞癌，開一刀縫了八針。“疫情期間脖子上長了個小疙瘩，我又跑去301醫院，一切片還是癌症，是第四次了。”陶玉玲告訴南都記者。
但她早已學會與疾病、與人生的苦厄和平相處。“癌症只不過是一種病的名稱，要是心臟病的話，人一下子還過去了呢。人哪，吃五穀雜糧，不可能沒有病，好在有先進的醫療手段和這麼好的醫務人員，如今我已經活了80多歲了。”陶玉玲爽朗笑道：“我覺得我在部隊鍛鍊得還比較堅強。”
專題採寫：南都記者黃茜實習生王子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