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 | 我去楊根思部隊拍了一期“變形計”

出發去“楊根思連”拍攝之前，已經有兩三組的採訪接近了尾聲。他們有的是在雪域高原，有的是在熱帶叢林，環境極致，畫面唯美，拍的每一幀都是大片兒。所以當時我也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也想折騰出熱血沸騰的的大場面。

這個想法在我到了部隊之後，基本上就放棄了。因為他們的駐訓地只是一塊平平無奇的草地，四周都是民房，訓練一結束，成羣的牛羊便晃悠悠地過來吃草了。

初到部隊的前兩天，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聊天，找不同的兵哥哥聊，一茬又一茬，坐在他們訓練場的大樹底下。他們和我聊天時，非常有禮貌，很謙虛，直到一個叫林思琦的年輕戰士在我面前坐下來。才説幾句話，我就有一個感受，那就是“攻擊性”。

有攻擊性，在當下那一刻，是褒義詞。

林思琦23歲，湖南常德人，是家中獨子，從小頑皮叛逆，12歲時，被父母送去少林武校，結果兩年學武“改造”下來，依然是父母眼中的“渾小子”。最後，只好將他送進了軍營。當兵第三年，林思琦去了南蘇丹當維和戰士，2016年“7·8”交火事件後，他與戰友組成“八人敢死隊”，在聯合國營區大門口與武裝分子對峙了13個小時。現在他是“楊根思連”一班尖刀班的班長。副教導員在一旁調侃，林思琦就是來軍營“變形”的。

林思琦長了一張圓臉，虎頭虎腦的，性格也非常虎。和我聊天時，我能感覺到他有意在維持客氣，但是不經意間他仍然流露出了他的“攻擊性”——非常自信，甚至有些狂妄，對媒體的採訪也不是很在乎的樣子，一聊完天，他就立馬起身戴好頭盔去訓練了，完全沒有給我一個笑臉。

我心裏想，就是他了。

第一次和林思琦見面

既然沒有極致的環境給我拍，那就拍好這個人吧。

在我的理解裏，拍好一個人，就是將他真實地在鏡頭裏呈現出來，不粉飾，不隱匿，讓他這個人看起來飽滿而有質感。

為了真正瞭解林思琦，我沒有着急去做他的個人採訪，雖然那樣子能將他的人生好好捋一遍。我覺得要先跟他成為朋友，他在我面前就才是真實的。

最開始的幾天，他們實彈射擊的訓練任務很重，凌晨4點就起牀，打到晚上十點才回營。領導便安排他每天抽出半天左右的時間給我拍攝。他每天一看到我，第一句話永遠都是“鄧老師，今天拍什麼”，好像他才是導演一樣，目標明確。

在拍攝中，他非常配合，我要什麼東西，他立馬就能領悟到，然後將我的想法實現出來。但是我總覺得他情緒不佳，仍然是抱着一種完成上級交予的任務的心態在拍攝。後來趁着休息的間隙，我問他心裏是不是有什麼事情，完全可以説出來。

結果林思琦非常爽快地交了底：第一，那天大樹底下見面，是他失戀的第三天；第二，他本來是要休年假回湖南的，結果因為我們的採訪，他的年假很可能要泡湯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眼神憐憫，語重心長地對他説：我們要在這裏待上半個月，是不可能讓你回去休假的，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從那以後，我們倆就正式成為朋友了。

成為朋友以後，一切都變得有趣了。他會在採訪中，特別得瑟地介紹他們取名為“天下第一”的戰車，會時不時地流露出自己有多麼厲害，也會像平常一樣教訓班上那些戰士。完全不會因為有鏡頭在，就刻意擺出謙遜的樣子。尤其是在與父母視頻通話之後，他會敞開心扉地表達出自己內心的苦悶——在父母眼裏，他好像永遠是個不能分擔家庭壓力的孩子。這與他想成長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的願望，是相違背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他聊維和時的那段經歷，那是他第一次直面真正的戰爭，第一次直面流血和死亡。當戰友楊樹朋和李磊犧牲後，他主動申請加入“八人敢死隊”。連長明確表示，獨生子不能去，可林思琦還是舉起了手。出發執行任務之前，他給父母寫了一封訣別信，交代了自己的銀行卡密碼，還在信的最後一句寫道，祖國不會忘記忠誠於祖國的人。那一年，他19歲，已然做好了從容赴死的準備。所謂熱血男兒，家國天下，不就是他的寫照嗎？

自此，他在我面前所展現出來的，就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有成長變化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説，他在軍營“變形”成功了。我拍的這期節目，就是他的軍營“變形計”。

解決了“人”的問題之後，新的難題又來了，那就是故事主線。

既然節目名叫《戰旗美如畫》，那麼“戰旗”肯定是核心的道具。拍攝幾天之後，我發現，“楊根思連”既沒有極端環境，也沒有重大任務，每天都是在駐訓地進行日常訓練。所以缺少一條合理的故事主線，將林思琦和戰旗融合起來。當時非常愁，幸好我們節目組會經常在手機上開視頻策劃會，最後大家便商量出了一個“奪戰旗”的創意，讓原本靜態的、瑣碎的、無關聯的東西得以串聯起來。

我馬上和連長討論了這個創意，連長也非常贊同。因為“楊根思連”這面戰旗是在抗美援朝的炮火中授予的，今年恰逢又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在這個時間節點爭奪戰旗，不僅可以激發鬥志，更是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思想教育活動。

確定了故事主線，我們的拍攝也變得清晰起來。戰前動員、戰前訓練、爭奪戰旗的紅藍對抗以及最後的授旗儀式，整個故事基本上就分成了這四大板塊。可是對於一個女記者而言，最難拍攝的就是戰爭戲，而紅藍對抗就是奪戰旗的高潮，也是場面最大的戰爭戲。

拍攝紅藍對抗之前，首先是瞭解和確定對抗的基本流程，什麼時候發射煙霧彈，什麼時候載員下車清除殘存障礙，什麼又是開闢通路、交替掩護等等。起初每次我都是聽得一臉懵，聽得多了，也成了半個兵。

為了配合拍攝，部隊抽調出了整個連的兵力，一共九輛步戰車和六七十號人。雖然事先已經在紙上演練了無數遍，但真正拍攝起來，現場仍然是手忙腳亂。所有人和車甚至包括連長，都是等着我手裏的對講機發出的指令。那種壓力爆棚的感覺，經常讓我大腦一片空白。

為了不穿幫，飛航拍時，地面就不能有攝像，這就會導致一個情節可能會需要重複三四遍。我印象最深的是拍攝步戰車發射煙霧彈的場景。第一天下午拍攝時，我們的鏡頭根本沒有抓到煙霧彈，第二天下午補拍時，我們又重新估計它的弧度與爆炸方位，最後利用航拍機終於抓拍到了爆炸的瞬間。而且因為場地過大，攝像在進行轉場時，如果步行過去，太耽誤時間，攝像急中生智借用了一個賣水大哥的小電摩。這輛小電摩一直被“徵用”到紅藍對抗結束。

攝像楊洋騎着電動摩托車轉場

攝像夏亦斌曬紅的脖子

拍完這場紅藍對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拍攝出好看的、有衝擊力的鏡頭，決不能將就，一旦將就，就是選擇了妥協和放棄。機位定在哪個位置，角度怎麼選取，大局和細節如何兼顧？這考驗的是我們現場的調度、日常積累的審美甚至身體的素質——腦子轉得要快，人也要跑得快。這真的是跟自己較勁的一個過程，我在跟自己較勁，攝像也是，我們就像真的要打一場仗一樣，不贏過自己決不罷休。

結束十多天的拍攝之後，立馬開啓了熬夜加班的後期製作。我回到長沙時，已經26號了，距離第一期節目上線不足一週的時間。前面幾天每天的睡眠時間是3小時左右，到了後期，就是要通宵不能睡了。二樓靠近樓梯的那個小房間的沙發，我想我們7集節目的記者都在上面睡過。

深夜在機房加班

現在回想起來，最打動我的，是鏡頭前的戰士，以及鏡頭後面的我們自己。

那些戰士每天都保持着高強度的訓練，在烈日酷暑裏，揹着厚重的裝備，一天到晚衣服濕了又幹，幹了又濕。一句保家衞國，能打勝仗，真的是刻進他們骨子裏的信念。

而鏡頭後面的我們，也同樣值得尊敬。我記得有一場是拍攝步戰車內的情節，因為要一鏡到底，所以車內車外都要配合好，不能有一絲差錯，否則全盤重來。就為了這一分多種的鏡頭，攝像楊洋在步戰車裏，待了兩個多小時。他從車裏跳出來時，滿頭大汗，臉色通紅，我以為就是天氣熱而已。直到我自己坐上步戰車，短短几分鐘的路程，那種機器散發出的灼人的熱浪，讓我熱到快要窒息，根本無法攝像是如何堅持了兩個小時。

拍攝途中，我還犯了急性腸胃炎，發燒，上吐下泄，實在沒有辦法，就去找軍醫打針輸液。那天時機也很巧，下午恰恰就是紅藍對抗，如果我不在，拍攝很難推進。所以針一拔，我一邊用棉籤按着，一邊飛快地跑到訓練場，瞬間從病人切換到“指揮官”。

在部隊的衞生所輸液

為期半個月的採訪裏，我最怕的就是上廁所。因為部隊考慮到我是女記者，就特意安排了一間帶衞生間的房子讓我們中午休息。可是那段時間經常下雨，我們在拍攝中總會踩得滿腳是泥。而洗手間地面又是白色的瓷磚，每次我一踩進去，就全是泥腳印。我覺得弄髒了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每次上完廁所都會用臉盆接水沖洗地板。真正是上廁所5分鐘，打掃衞生間25分鐘。

拍攝結束後這雙球鞋也“犧牲”了

我覺得還有一點打動我的是我們這個團隊。從領導到記者，一起熬夜，一起天天吃盒飯，為了呈現出更好的效果，一遍又一遍地打磨修改。7個作品，有人上6000米的雪山，有人在大山裏住了一個月，還有人在太陽底下曬到中暑。有肉眼可見的挑戰，也有不為外人説的坎坷，我們都在各自的難關裏，像是打怪升級一樣，一關又一關地過。

從外出採訪開始，2歲的女兒便被奶奶帶回了老家，已經一個月沒見，基本上一個星期會視頻通話一次，一次不超過十分鐘。每次掛斷都是同一個理由：我還有事情要忙。

進入後期的時候，每次凌晨加完班回去，走在萬家麗高架上，看着飛馳而過的樓房，會突然感慨，為什麼要在30歲的年紀裏，活得這麼辛苦?

哈薩克族有一句諺語：駿馬要看它的眼睛，勇士要看他走過的路。或許我們就是一羣熒幕勇士吧，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這條修煉之路還遠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