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泛指黑吉遼三省以及內蒙古的一部分，因為有着相對接近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基礎，在影視作品上也投射出鮮明的東北印記：幽默、粗獷、平民生活氣息濃郁。這裏有老工業繁榮時期留下的榮光，然而這道光常常與當下流行的文化格格不入，因此當社會中始終存在某些難以化解的難題時，黑色與荒誕便成為一些新世紀影片構建東北現實的方式。
【光榮與憤怒】
榮光不再，也要找回失去的尊嚴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中的舊式單元樓場景。
2006年元月，影片《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劇組來到遼寧省鞍山市，拍攝影片中東北部分的場景。斯琴高娃扮演的姨媽居住的房子，位於一片舊式單元樓裏，樓外，天空和街道都是飽和度不夠的灰色，像斑駁褪色的帆布，人和車經過，帆布像被從底部撕開，又迅速被縫回原樣；室內的燈光總是很淡，牆體的顏色反倒更深，仿蘇聯式的審美仍頑固地出現在日常裏。但鏡頭捕捉到這些破敗的現實，逼仄的生活，在那個城市中，早已無人在意。影片在鞍山的拍攝週期只有十天，導演許鞍華為了找到那種幾家合用一個廚房的房子，用了更長時間。這是一部底色辛酸的喜劇，拍攝時，許鞍華與影片中姨媽的年紀相近，出走的姨媽最後選擇回到東北，既是一種劇情需要，也像導演給自己找到一個回望的機會。鞍山是導演許鞍華的出生地，名字裏的鞍便是取自故鄉，她在拍攝期間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曾坦誠表示，自己對故鄉的印象已經十分模糊。可即使如此，許鞍華和劇組的到來在當時仍算一個不小的事件，這是那座城市第一次有香港導演取景，在一個當代題材的劇情片裏，被一個完全不同的外來視角記錄，電影這個在當時的東北已經邊緣化的娛樂，忽然勾起了一座城市的期待。
姨媽從繁華的上海主動回到曾經逃離的鞍山，面對蒼白和清冷，“一霎時把前情俱已昧盡”。
2007年電影《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上映，人們的期待迅速落空，在互聯網與媒體上，東北觀眾的評價多是負面，理由相近，觀眾覺得東北在這個電影中被醜化。粗俗勢利的人情，骯髒破敗的建築，非但不是東北風貌，還是一種刻意的矮化。有觀眾在網絡上指責導演，比如説影片選取了鞍山最破落的樣子，那麼多繁華的區域為什麼不去拍攝？事實上，許鞍華對故鄉的視角非常精準，電影裏有那座城市的底色，姨媽曾經逃離的，又主動迴歸的都是同一個地方，那裏一成不變，只是從盛年走向了衰老，曾經的榮光早已不在。2015年，金雞百花電影節在長春舉辦了許鞍華作品回顧展，選取了許鞍華職業生涯裏的重要影片，但唯一一部與東北相關的電影《姨媽的後現代生活》沒有在列。在眾多與東北題材有關的電影裏，《姨媽的後現代生活》是少有的既不迎合外部集體情緒，又不刻意討好東北生活經驗的電影，它所留下的思考空間足夠寬廣，可惜時至今日依舊空白。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上映同年，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啓首屆創投單元，一位年輕的東北導演上台講述了一個鋼廠下崗工人合力鑄造鋼琴的故事，演講完畢，所有評委起立鼓掌。剛回國的製片人範欣留意到台上的年輕導演，因為故事發生地鞍山，離他的家鄉遼陽市只有40分鐘車程，在他看來，那是第一次有人將東北最普遍的生活，以一種黑色幽默，又充滿宿命感的方式講述。後來他參與制作很多東北導演的作品，都是由此開啓。
創投演講四年後，導演張猛攜《鋼的琴》劇組來到鞍山拍攝，中途遇到資金問題，女主角秦海璐自掏腰包幫助劇組。影片裏的舊煙囱，水塔，鑄造車間，退休的蘇聯專家，都是計劃經濟時代殘留的烙印，因此影片有着極強的寫實風格。整部電影的資金不夠反覆置景，只能採用順拍的方式完成，一些鋼廠內的場景無法重現，便穿插意識流的歌舞做替代，而這部分在上映後被認為是提亮了整部電影的調子。
這架鋼的琴既代表着現實主義的荒誕，又彰顯出超現實主義的浪漫。
《鋼的琴》的故事與這座城市氣質非常相符。下崗工人陳桂林為了與前妻爭奪孩子的撫養權，找來很多生活失意者一起鑄造鋼琴，起初所有人都心懷私慾，到最後，鑄造鋼琴成了大家晦暗生活裏的救贖。影片中，鋼琴是爭奪孩子撫養權的關鍵，同時也是一種象徵，工人階層要通過一場鬧劇找回他們失去的尊嚴。把鋼琴拆解成鋼的琴，打碎並重構了鋼琴固有的浪漫意象，而這看似荒誕的拆解，又源於真切的現實。張猛曾在東北劇團裏看到過這樣一架鋼的琴，父親張惠中告訴他，困難時期，劇團沒有伴奏樂器，大家造了這架鋼琴。
《鋼的琴》是張猛拍攝的第二部電影，他執導的處女作《耳朵大有福》同樣講述了一個東北失意者的故事。提前退休的鐵路工人王抗美，依舊逃不開生活的重壓，辛苦謹慎地活着，自己患病退休工資減半，老伴住院，女兒家庭生活不睦，兒子游手好閒，老父親生活沒有保障，現實處處疼痛，無處排解。為填補家用，王抗美誤入傳銷團伙被抓；想擺攤兒擦皮鞋，又打算蹬三輪，日子精打細算，卻又總遭遇江湖伎倆。這是一個對生活毫無還手能力的老人，某種程度上，王抗美是東北很多人的縮影。
《耳朵大有福》中的王抗美是一個笑中有淚的角色，沒有人想成為時代的棄子。
影片中的東北小城，人們的表情和街道景觀一樣，難掩落寞，和王抗美一樣的工人階層，大多靠小生意掙生活，有些人又被生活打磨得世故奸猾，在下崗的洪流之中，他們被巨浪捲起、拋下，各自掙扎，又共生在同一座悲情城市。當王抗美最後和街頭混混對峙時喊出那句，正好我也不想活了，歡迎弄死。所有的絕望都被宣泄而出，隨後鏡頭一轉，王抗美撥出一串號碼，他在電話里豪氣地喊道，出來跳舞。
在舞廳中，王抗美隨着音樂扭動身體，拼盡全力。雖然《鋼的琴》在口碑和影響力上遠超《耳朵大有福》，但後者那種將小品舞台上辛辣幽默轉譯為電影語言的能力，至今都很難有影片可以超越，而《鋼的琴》更像一部平衡了文藝與商業的類型片。《鋼的琴》之後，張猛拍攝了個人東北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勝利》沒有公映，三部曲之後，張猛的電影裏，東北不再是敍事主體，新京報記者問張猛如何看待當初自己早期的這幾部作品，張猛表示，自己已經沒有什麼看法了，那幾部電影是時代的產物，如今的東北已經沒有了當年的痕跡。
【輕鬆+愉快】
用鶴崗解讀東北，有詩意也有失意
2008年，電影《青年》在羅馬電影節首映，併入圍了主競賽單元。電影講述了三個鶴崗年輕人的故事。他們被愛情拋棄，被江湖道義背叛，被命運捉弄，故事原型來自導演耿軍身邊的朋友，這是耿軍執導的第二部長片，電影中那些在鶴崗失意的人，自此成為耿軍之後作品中的絕對主角。
入圍羅馬電影節對於耿軍來説，是一次能力的肯定，而對製片人範欣來説，是一次行業的認可。為此，在電影節臨近結束時，兩個東北人爆發了激烈的爭吵。範欣建議耿軍要走工業化製作的道路，不能再沉迷於低成本；耿軍則認為，電影應該有機會就拍出來，不能等，也等不起。那次爭吵過後，兩人脱離了合作關係，耿軍也叫停了之前要做的兩個計劃——電影《東北虎》和講述二手玫瑰樂隊的電影。
《青年》是耿軍個人電影序列的分水嶺，風格上與他之前的作品《山楂》、《散裝日記》、《燒烤》在同一個表達邏輯下，以現實為基底，用寫實做手法，電影中充滿憤怒。之後他的電影儘管仍是現實題材，但手法上用荒誕替代了寫實，一以貫之的幽默和諷刺也變得精確和寫意。製作層面，《青年》是第一次由專業團隊介入耿軍的電影，脱離了作坊式的生產模式。“早期的耿軍是個鬥士，他的電影和他的人一樣，脾氣大，充滿叛逆，啥都看不慣”。事隔多年，範欣依然認為，耿軍如果更早地接受行業，他作品裏那些表達也會被更多人看到，“耿軍的電影有文學性，就像本可以登在《收穫》上的作品，卻選擇了地下印刷。人的表達方式真是被生活決定的，我去過耿軍住的地下室，他很多年都過着很辛苦的生活，手裏有幾萬塊錢就開始想着拍電影，錢花沒了就去接活接廣告，我過的不是那種生活，我喜歡他的故事，但我不喜歡故事被粗糙地呈現出來，你又不是拍紀錄片”。
兩人在分開後少有往來，但耿軍在《青年》之後執導的電影，品質上確實比以往作品強了很多，不再有濃重的DV感。入圍羅馬電影節沒有改變耿軍的境遇，他仍是一個獨立導演，名字和作品只在影迷和學術界的小範圍裏流傳。對於大多數人，以及主流電影來説，耿軍一直是個陌生的名字。
耿軍倒是對身處主流還是地下沒什麼差別心。他用荒誕代替寫實的第一部作品《錘子鐮刀都休息》獲得了2014年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回到北京後，有資本找來合作，耿軍想拍《東北虎》，當時跟他談了很多市場分析，電影卻沒談出任何進展。耿軍沒掙扎，放下《東北虎》，回到鶴崗繼續用獨立電影的方式拍了《輕鬆+愉快》。2017年，《輕鬆+愉快》入圍金馬獎，並獲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提名。資本再次找上耿軍，比之前有誠意，兩家公司對《東北虎》興趣很大，耿軍也沒抗拒，重寫了劇本，其中一家已經談到定演員的程度，但最終還是因為分歧退出。耿軍想，要不行還是自己拍吧。
在一次次準備《東北虎》的這些年裏，耿軍的創作始終沒停下，只要有機會，就想着拍點什麼，長篇短篇，劇情片和紀錄片都有。在耿軍看來，如果從寫完《東北虎》劇本開始，一直等投資，心態肯定早崩了，今天會是一個病人。可他一直在拍東西寫東西，現在反倒很平和，“拍不了這個我拍別的。從開始拍片以來我就沒有任何規劃，我只是想持續地拍，至於什麼東西什麼時候來，不歸我管，我管不了的事，我不操心”。
不拍片的時候，耿軍愛琢磨劇本，他的電影節奏很慢，台詞也很慢，演員的每句話都被打磨過，他評價自己的台詞很瓷實，因此在他的電影裏，演員在現場改詞的情況特別少。很多看似簡單的對話，拿給演員之前，他都會翻來覆去寫很多遍，在準確之上，尋找味道。在東北，這麼做事的人，通常會用一個詞來形容——講究。
《東北虎》中的幾位角色，仍然延續着耿軍作品“ 鶴崗宇宙 ”中失意者的設定。
對家鄉鶴崗和多年的夥伴，耿軍也是講究的。儘管在他的電影裏，鶴崗是一個被架空的地方，有時更像一種氣氛，而非具體的存在，耿軍和這種氣氛是同質的，故鄉的夥伴也都是。每次回鶴崗，大家見面都會喝場大酒，電影如同紐帶，將這些人的人生黏合到了一起。他們管耿軍叫大發或者大發哥，每次耿軍回來拍片，大家都毫不猶豫支持，耿軍也無條件信任這些夥伴，他們在耿軍電影裏扮演了不同角色，如今被影迷稱為“鶴崗宇宙”。電影《東北虎》裏，“鶴崗宇宙”全員上線，如同鶴崗這些年的變遷在電影裏完成了一次集結。
耿軍總是在電影裏為鶴崗的夥伴創造新的身份，但從不以“邊緣”生活經驗討好觀眾。他不避諱鶴崗的無聊和破敗，也從不美化底層之惡。就像他在《東北虎》裏提出疑問，復仇和寬恕哪個能量更大？無論答案是什麼，罪惡與深情都是並存的。曾經一位在鶴崗很有背景的社會大哥約他見面，大哥當天穿了雙運動鞋，手很軟乎，極客氣地問耿軍，以後能不能讓他也客串一個小角色。見面之前，耿軍聽過很多關於他心狠手辣的傳聞，但眼前的人與那些傳聞絲毫對不上號，“哪個才是他呢”。在他看來，東北從不特殊，人和城市都足夠複雜。
他對鶴崗的感情也從來不是宏大的，“從火車站一出來，聞到城市的那個味道，還有小飯店那個味道一出來，就是得勁”。這些年，因為塌陷區和洪水改道，鶴崗很多在電影裏出現過的地方都被拆掉了，耿軍慶幸用電影把這些舊時光保存了下來。耿軍建議記者在深秋時去鶴崗，那是鶴崗最美的時候，他很多電影也是在秋冬之際拍攝，天地蒼茫。“冬天喝完酒之後，會覺得路是軟的，這時候抬頭看看夜空，看看星星，心也變得特別軟”。
演員薛寶鶴曾在專題片《鶴崗青年的自救》裏回憶過一個瞬間，耿軍要拍一個寬幅的場景，趕上陰天，他和耿軍，還有另外幾位演員站成一排準備把鏡頭搶下來，幾個人剛站好，頭頂的雲層忽然裂開一條縫隙，陽光從上面灑了下來，“感覺老好了”。
《輕鬆+愉快》拍攝中，一道光線突然從雲層縫隙中傾瀉而下，非常有詩意。
鶴崗在耿軍的電影裏，既是失意的，也是詩意的。
在《東北虎》之前，耿軍所有作品都沒有正式上映過，但在影迷之間，耿軍電影被當作解讀東北現實的索引，耿軍覺得，那是屬於影迷的樂趣，很多解讀並非他的本意，“我只對人的興趣極大，任何一個人的青春和人生都是黃金萬兩，值得被記錄，我電影裏的不滿和憤怒，原點都是指向自己，我的嘲諷也是指向自己，當我對自己的認知，對世界的認知都不夠清晰的時候，我不怕將這些不足表現出來，電影也一樣，我從不想着電影應該完美。”
在耿軍的印象裏，關於東北最好的電影來自香港導演許鞍華和陳果，因為他們鏡頭裏捕捉的是人，而很多導演是在鏡頭裏利用東北。
【不能説的秘密】
女性通常具備隱性力量，更細緻地記錄生活
秦海璐拍攝陳果導演的《榴蓮飄飄》時，不到20歲，紮實的戲曲功底，東北人，年輕稚嫩，讓她成為女主角阿燕的人選。2000年前後，下崗潮籠罩着整個東北，戲校畢業生阿燕為了改變生活，選擇南下，她在深圳辦理了雙程證後，利用證件有效期到香港做按摩女，每天奔走於香港各式街道，再把錢寄回牡丹江的老家，因為身份問題，阿燕不敢引發任何衝突，但為了保護另一位靠雙程證在香港務工的少女，她主動站到了警察面前。證件到期後，阿燕回到了家鄉牡丹江，想要刪除香港的經歷，迴歸自己熟悉的生活，但電話總是不斷響起，外面的世界已經成為她生活的闖入者。香港結識的朋友忽然寄來榴蓮，温暖與殘酷同時降臨，寓意也來了。
歸來的阿燕是大家羨慕的對象，但為了保守自己在香港的秘密，在各種社會關係和家庭關係的變化下，她只能編造各種理由躲避話題。一些同鄉因為她的“成功”也選擇了南下，也許回來後，也將擁有自己的秘密，遠方並不美好，家鄉毫無生機。阿燕重新站上了戲曲舞台，身段標準，唱腔專業，台下的觀眾卻毫無興趣，關注寥寥。
整部電影情感剋制，沒有刻板印象與獵奇心理，阿燕的人生，並沒有被強加概念，電影用自己的方式給出了對命運的解釋。人不該是時代的犧牲品，時代只是人的一小部分。這種人文關懷在那個時期如同鑲嵌在生活底部的珍寶。
秦海璐在《鋼的琴》中飾演的仗義女子，是打破沉重現實的一道光，是困境中的浪漫與反抗。
秦海璐還在電影《鋼的琴》裏塑造過另一個經典的東北女性角色，她飾演的淑嫺很仗義，是這部男性羣像電影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只是王千源飾演的陳桂林角色設定太過豐滿，導致秦海璐扮演的淑嫺略顯普通，如果仔細回顧劇情，會發現淑嫺幾乎具備了影片所有男性的優點，勇敢、仗義、真誠，同時又風情萬種，她所面臨的艱難並不比男性少，但不需要用鬧劇找回尊嚴，她參與其中只因愛意和對不公平現實本能的反抗。
她的反抗是無聲的、安靜的，當所有男性掙扎於命運，只有她在接受生活，這比掙扎更需要勇氣與魄力。某種程度上，《鋼的琴》可以看作是被前妻和淑嫺兩個女性角色推動的電影，即使它是下意識的呈現，抑或無意識的巧合。
在刁亦男執導的電影《白日焰火》裏，倪景陽扮演的前妻也給人同樣的感覺，角色在電影裏着墨不多，但她的出現，不僅點破了廖凡性情上的特點，也早早預示了廖凡最後在桂綸鎂身上做出的選擇。倪景陽扮演的前妻如同一種線索，在案件的迷霧之中，先驗了結局。在優秀的東北題材電影中，女性角色通常都具備一種隱性的力量，不受地域的限制，她們情感抵達的地方，可以與所有人共通。就像《一代宗師》裏，東北於男性而言，是家國大義與江湖道義在日據時期必須做出的權衡與選擇，對宮二而言，東北只意味着故鄉，復仇。還有延遲上映的，根據雙雪濤小説改編的電影《平原上的火焰》，原著小説中的女孩李斐，代表着少年的秘密，當她成年後與兒時夥伴莊樹再次相遇，少年的秘密最終也成為解開案件真相的線索。
倪景陽在《白日焰火》中飾演前妻，戲份雖然很少，但清冷氣質與影片的悲劇主題不謀而合。
在電影與文學建構的東北敍事中，女性的書寫通常是另一番樣貌。
就像瀋陽女作家蘇方（《一些時刻》），她與雙雪濤、班宇（《逍遙遊》）、鄭執（《我在時間盡頭等你》）年齡相仿，成長環境相近，卻很少被媒體歸入新生代東北作家的序列，在她的小説裏，東北不僅不是主題，甚至不作為背景，情感與私人記憶替代了集體傷痕，城市的變遷，不過是一個人的羅曼蒂克消亡史。更早一代的東北女作家，像《偽滿洲國》、《額爾古納河右岸》作者遲子建，她的故事裏的歷史從不與宏大相關，那是由人展開的圖景。
男性作家筆下的敍事也常關切到歷史與浪潮，而女性作家的敍事，多是由情感和具體生活所構建，這種書寫，並不是歷史的參考，而是更細緻地記錄。倪景陽拍攝《白日焰火》時，看到舊日哈爾濱的場景，感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時代，她説場景裏那些凋敝是準確的，但她的感受只是熟悉。那時她在體院當籃球運動員，即使下崗潮與國有企業改革在生活中影響巨大，但她對2000年前後的回憶也只在體院裏，“其實出了體院大門，就是電影裏那些場景，可不知道為什麼，即使我再熟悉，也總像隔着一道門”。
再加上《東北偏北》《雪暴》甚至是翻拍改編的《嫌疑人X的獻身》等，於是，懸疑與黑色成了東北影像的一種顯著風格，也似乎成為“鏽帶”的一種新的展示方式。
【困在時間裏的人們】
在鏽帶中的角色，成為懸疑與荒誕的符號
2003年，王兵導演的紀錄片《鐵西區》問世，第一部分《工廠》的英文名譯作《鏽》。“鏽帶”原指大型工業區向後工業時代過渡的空間遺存，由於“鏽帶”在東北過於寬廣，遺存也開始從空間向時間轉移，而時間上的“鏽帶”在東北題材電影中似乎更加寬廣。但無論空間還是時間，“鏽帶”都只是形容，不代表優劣。
東北題材電影除非穿插了明確的歷史事件，否則，故事發生的時間通常會被泛化為時期，因此東北題材電影裏的生活背景常有模糊的相似感，似乎無論物理距離多麼遙遠，那些角色都可能隨時走入另一部電影，他們的命運也會自由交換。就像《漠河舞廳》爆紅之後，b站最好的混剪視頻是《耳朵大有福》裏範偉的獨舞、《白日焰火》裏廖凡的獨舞和《輕鬆+愉快》裏各有心事的人物。
能跳出時間“鏽帶”的東北電影很少，大鵬的《吉祥如意》是最徹底的一部。《吉祥如意》是無法被界定的電影，導演大鵬接受採訪時提到最多的一個詞是天意。沒錯，如果必須形容這部半紀錄半劇情，半現實半虛構的電影，只有天意這一個詞是準確的。
在《吉祥如意》中，留在大城市的女兒10年沒有回鄉村老家“，不回去”與“回不去”之間，有着冰冷的現實與心理距離。
影片是由《吉祥》《如意》兩部分組成，拍攝動因也不相同，大鵬原本設想在過年時拍攝一部關於姥姥的家庭紀錄片，但姥姥意外摔倒受傷，病故，一系列突然的變化，將原有的拍攝計劃打碎重組，大鵬順着這些變化記錄，成就了一部不可能被複制的電影。如果單拆出兩部分的任何一部，可以聯想起黃健中於1991年在吉林拍攝的電影《過年》。兩部電影相隔整30年，但鄉村過年的景象，小鎮的日常生活，幾乎沒有明顯的變化，故事在時間“鏽帶”上存在被替換的可能。
但天意的意義在於，當《吉祥》《如意》兩部分結合成了一部電影時，便不再與任何作品有關聯。《吉祥如意》將電影之外的東西裝進了電影，用本能的情緒反應替代了表演，無論職業演員還是非職業演員，都成為了生活的參與者，而不是觀察者和塑造者。這使《吉祥如意》不僅跳出了30年的時間“鏽帶”，也跳出了東北現實主義的常規敍事。它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它是最特殊的東北電影。
而《過年》是各方面都極其工整的現實主義作品，如果《吉祥如意》本質是對家庭的記錄，那麼《過年》便是對家庭關係的探討。它更接近文學標準，並以文學的方式完成對現實的評判。《過年》與張惠中拍攝的《男婦女主任》是東北題材電影的兩個方向，兩者的表現方式分別側重文學化與舞台化，這兩點影響了很多後來的東北題材電影。（注：張惠中是導演張猛的父親）
東北家庭內部眾生相相比時代浪潮帶來的戲劇張力，要弱小很多，因此從來不是題材重點，導演楊荔鈉的《春潮》是所有東北家庭題材討論裏最冷硬的一部。《春潮》不是友好的電影，充滿壓抑，一個家庭裏的三代女性各有悲苦，渴望理解卻又彼此仇視，可以看作她之前紀錄片《家庭錄像帶》的劇情版。她的冷硬或許與她拍紀錄片出身有關，在中國紀錄片領域，楊荔鈉是一位重要的導演，國內第一部DV作品便是由她拍攝，導演耿軍早期的DV電影也曾受到她的影響。《春潮》是她轉型劇情片之後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作品《春夢》也是介於紀錄片與劇情片之間的風格。
《吉祥如意》、《過年》和《春潮》這三部聚焦東北家庭內部的電影都拍攝於吉林，又因與時代保持了距離而不在時間“鏽帶”裏。同樣在吉林拍攝的《Hello！樹先生》則是標準“鏽帶”時間裏的電影，但它沒有將矛盾設定在個人與時代的衝突上，它表述的是階層的虛妄和底層戕害。
《Hello！樹先生》用人性的荒誕和蒼涼鏡頭色調講述了一個質樸而又壓抑的故事。
王寶強飾演的樹哥在修車鋪打工，他整日鬍子拉碴，不修邊幅，父親早年失手打死了大哥，弟弟外出打工，如今家裏只剩他與母親，生活困頓。小鎮礦廠擴建，佔了樹哥家的土地，他在酒席上就此事發了一句牢騷，被迫下跪道歉。又因自己結婚時想要一台皇冠婚車，被弟弟嘲諷痛打。之後，樹哥的行為、語言都日漸離奇，無師自通地會了掐算，幾次一語成讖後，樹哥成了小鎮權貴的座上賓，他用瘋癲贏得了他人尊重與恐懼，長久圍繞身邊的惡意也隨他的瘋癲而停止。電影開頭，樹哥勸阻一羣打架的小孩，小孩質問他，你是誰啊？這個質問是貫穿整部電影的基底，當能掐會算的瘋子代替了樹哥，他才有機會完成一個無名之輩對權力者、財富新貴和平庸之惡的反擊。
無名之輩反擊的方式不止一種，《白日焰火》裏隱姓埋名的丈夫，選擇用極端手段復仇，他的復仇對象依舊是財富新貴與平庸之惡。但最後，連他的復仇也被環境吞噬，直至慾望、秘密與尊嚴統統被大雪覆蓋，焰火無法照亮白日，黑暗滋生所有罪惡，誰也不清白乾淨。
《Hello！樹先生》裏的瘋子，《白日焰火》裏的兇手和抓捕者，前者生活於魔幻現實，後者掙扎於黑色宿命，但某種意義上，他們都處在同一個時間“鏽帶”裏，因此這裏的悲劇也總有幾分相似。
新京報資深記者 湯博
資深編輯 黃嘉齡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