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組導演聯合執導的喜劇電影《我和我的家鄉》定檔2020年國慶節上映，作為導演之一的徐崢一直在籌備自己的部分，同時也處理着公司的各個監製項目。
這次專訪是繼《囧媽》上映之後，新京報記者與徐崢的第一次對話。從熱鬧的春節檔到30%上座率限制的影院復工，電影市場發生了巨大變化，也給徐崢的創作和心態帶來了不同的影響。對話的主題從徐崢的新片、即將進行的公益直播賣電影票、喜劇創作，到無可避免的，直面那些曾經的質疑。徐崢很坦然，他覺得儘管已經做好了面對不同立場言論的準備，但彼此的交流還是太少了。
從《瘋狂的石頭》到“囧系列”，似乎徐崢出現在觀眾面前，就必須讓觀眾笑。直到《我不是藥神》上映，才讓觀眾重新看到一個嚴肅又專業的演員。
新片計劃
用簡單方式，記錄疫情小人物
徐崢説，去年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國》他就是最後一個“交作業”的，那時正在同期拍《囧媽》，進度比較慢，因此到了《我和我的家鄉》，就希望能早一點開始。原本計劃是3、4月剛好可以拍到油菜花，但趕上疫情發生，拍攝計劃一直拖延。到了可以開拍的時候，拍攝地浙江千島湖又碰到洪水，徐崢只好把其他部分先拍完，等着天氣好轉再去補拍。“所以我又變成了最後一個交的。”
這次創作被徐崢稱為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與國家文化輸出的結合，他覺得能夠在這樣的題材裏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很榮幸，但難點是怎樣把專業度的認知和主題有機結合好。
做了多年電影，徐崢説最大的體會就是創作者應該盡力去滿足觀眾的心理需求，這種滿足在於讓觀眾感受到温度和暖意。“觀眾笑着離開影廳是滿足，流着淚離開影廳也是滿足。説明觀眾在娛樂的同時也希望獲得心理的滿足感，也就是感受到愛、温暖和情懷。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不能違背藝術創作的規則。”
與此同時，徐崢還計劃做一個以疫情為背景的電影短片集。疫情期間每當有人被困到車上、被困到醫院裏的新聞出現時，總會有網友在微博@徐崢，説他應該去把這些人的故事拍下來。當更多小人物的故事和他們真實質樸的情感出現時，徐崢覺得自己應該開始製作了。
雖然還沒有完整的構想，但徐崢先梳理了一下哪些故事的版權是可以做的，並已想好以短片集的形式出現，是全景式的描述。徐崢覺得，長篇電影、兩個小時的時間重點講述一個人物，承載的內容會更復雜和沉重，但新聞裏的這些普通人，能夠清晰看到核心的點，“很多人想挖掘英雄人物是怎麼想的，其實並沒有那麼多的想法，善良本身就是很簡單的，所以我也想用相對簡單的方式呈現。”
直播賣電影票
助力影院，讓同行看到初心
疫情改變了原來的生活，有一段時間明星帶貨突然變得很熱，一起吃飯的時候有朋友問徐崢，你怎麼不去帶貨賣點東西啊，徐崢回答説算了，“我的個人社交賬號號也沒有流量，對直播也不熟”。但是回家之後徐崢開始考慮，這段時間院線太艱難，電影院遲早要復工，總要做點什麼幫他們。徐崢想那不如就賣電影票吧，策劃一場公益直播。
有了想法之後徐崢挺興奮，但隨着不斷推進，他發現要聯合各家平台，協調好院線、製片方、主管部門，全部整合起來非常複雜，技術團隊則為了新功能要開發一個多月，測試一直要持續到直播當天。無可避免的，這次幫助影院復工的活動話題又落到了徐崢與院線方的關係上。“會擔心到時院線方有一些不理解的聲音出現嗎？”
徐崢很坦白的説，有朋友在疫情期間發給他一些文章和負面説法，他覺得自己肯定不是為了這些聲音來做這件事情的，反而是希望能為在艱難時期默默承受並報以理解的人們做些什麼。“互聯網輿論下，沒有十全十美的評論，我希望同行看到的是我的初心。”
《囧媽》院轉網
這僅僅是特殊時期的一種特殊方式
在徐崢微博發佈的影院復工新聞下面，網友留言第一條是“繼續拍好片，下一次我們想在影院看你導演的電影”。春節檔影片《囧媽》選擇“院轉網”在當時受到不少爭議，甚至有院線方表示今後會抵制徐崢的其他電影，徐崢當時並沒有做出太多的解釋。
提到此事，徐崢很坦然，他覺得當時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立場，別人做出什麼樣的反饋自己都可以理解，但似乎一直都沒有交流的空間，這才激化了矛盾。
“首先，《囧媽》上線只是這一部電影的決定，不可能把電影產業改變，也不可能把院線搞垮。這是特殊時期才產生的特殊方式，從更大的範疇來看，你不可能做出多麼離經叛道、逆轉運行的事情。我一個人起不到那麼大的決定作用，我只是一個創作者。其次，即便這是我們當初共同的決定，最終的核心還是讓觀眾能看到電影，讓觀眾受惠。”
選擇網絡上映後，徐崢覺得只有一件事對《囧媽》這部電影來説稍微有點遺憾。
當時被譽為近幾年最強春節檔的電影紛紛撤檔，網絡平台免費放映也讓《囧媽》在最短時間內被更多的人看到，用現有的觀看數量換算成對應票房，徐崢覺得對於這樣一部電影，這個數字是不正常的。“電影本身還是有門檻的，你喜歡它才會推薦給所有人，最終吸引來的都是它本身的觀眾羣。但是網絡放映後大家都在議論，正好是過年期間，很多人都是拿着手機放映，邊炒菜邊看，沒法專注於電影想要表達的感情。”
喜劇背後
《藥神》之後，收穫了從未有過的尊重
與質疑的聲音同時出現的，是部分關於囧系列“窮途末路”的討論。在之前的採訪中徐崢也表示最開始並不想把新片片名定為《囧媽》，而是更想叫《開往莫斯科的媽媽》或《媽媽要去莫斯科》。
徐崢覺得，並不是自己對這個系列感到疲憊或者創作上遇到困境，而是作為創作者，對於這個系列的認知和大部分觀眾的固有期待產生了變化。大部分觀眾受到《泰囧》《港囧》的影響，把“囧系列”看成有充分喜劇基因的傳統公路喜劇片，當大家討論“囧系列”的時候，其實想看到的就是主角在不同國家鬧出不同的笑話。但是徐崢眼中的“囧系列”早已不僅如此，“我在主題裏植入了很多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思考，拿同行的話來説就是在公共IP裏植入私貨。這樣的結果就是一部分觀眾能理解並覺得挺好，另一部分理解不到的就覺得怎麼不好看或者不是想象中的樣子了。”
雖然“囧系列”帶給過徐崢巨大的成功，但他不想用地名再去消費這個品牌，“不做‘囧系列'之後，我甚至可以不做公路喜劇；如果我做公路喜劇，也可以不叫‘囧'。”
從最初的《瘋狂的石頭》到“囧系列”，“喜劇大師”成了徐崢的標籤，似乎他出現在觀眾面前，就必須讓觀眾笑。直到《我不是藥神》，才讓觀眾重新看到了嚴肅又專業的演員徐崢，這部電影更多收穫的是觀眾和同行給予的尊重感。
與徐崢合作過的人都説生活中的他並不是個喜歡搞笑的人，甚至還略帶嚴肅，時常焦慮。怎樣做喜劇，做更不一樣的喜劇，徐崢比別的創作者付出了更多的研究和嘗試。他也不覺得自己是個喜劇演員，而是把自己定義為可以演喜劇的演員，希望用喜劇的方式讓觀眾打開、放鬆，然後再開始討論。
在徐崢看來，喜劇並不是消解表達或力量，而是提供了一種第三方的視角，用喜劇的方式可以稍微輕鬆、調侃、抽離一些，大家會更容易接受。
新鮮問答
網絡喜劇片想成功，要找對出路
新京報：影院復工後，最想看的一部電影是什麼？
徐崢：想去看看《八佰》。那天官宣上映時間後，所有電影人都在朋友圈刷屏轉發，這樣的電影凝聚了電影人巨大的創作力和心血，也因此才有了這麼多人的關心。即使不評判最終的票房，光是準備和拍攝工作，都值得業內和觀眾的尊重。中國有一羣特別有熱情的電影人和觀眾，只是我們需要經歷一些困難時期。我希望大家都能早點回到正常，壓抑的能量能夠釋放。
新京報：《囧媽》之後，會怎樣與網絡平台合作？
徐崢：還是會根據內容特性來選擇介質。疫情後可能大家更需要喜劇片，娛樂層面也需要影院裏有一些笑聲，像《我不是藥神》這類更加有社會熱點，更加關注現實的電影，我相信未來也會更受歡迎。也有一些內容大家在選擇時會更加謹慎，會往網絡轉化，目前我也判斷不好。國內的流媒體發展相對還是比較傳統的，選擇流媒體還是進院線的探討也容易極端。其實很多媒介的特質是無法取代的，各有各的空間。剛發明電影的時候，有人擔心舞台劇沒人看了，等發明了電視，又擔心電影要死了，互聯網來了又擔心電視要沒了……現在不都還存在嗎，我也常去看話劇、舞台劇。
新京報：近年有很多高成本知名喜劇演員出演的喜劇，也有不少低成本的喜劇，你覺得喜劇電影市場今後會有怎樣的發展？如何看待網絡電影中喜劇類型的缺失？
徐崢：我覺得一定會有人制作出中國式的喜劇。因為中國有自己的喜劇形態。中國的創作者迅速產生內容的能力是很強的，所以它會隨着潮流不斷去更新喜劇的形式，再加上電影這種比較綜合的藝術形式，一定會吸收精華做出中國式的喜劇。而且中國人口足夠多，創作者甚至不太需要去思考怎樣照顧國外的觀眾，只要讓中國觀眾愛看就基本足夠生產和消化。對於新人導演這是個優勢。至於網絡電影中的喜劇片，因為願意看喜劇的人比較多，大家也更挑剔，相聲和小品都是免費讓大家看到的，付費的院線喜劇電影製作也比較成熟。所以，網絡喜劇電影要找到自己的出路。
新京報：事業上的成功與你作品中的中年小人物似乎越來越遠，如何靠近這些角色？
徐崢：觀眾關心的永遠是自己能夠共情的部分，哪怕你拍一部名人傳記，也是可以挖掘到他與普通人共情的部分，否則觀眾就會遠離你。有個很俗的詞叫做挖掘人性，講的就是這個部分，因為觀眾永遠想在看別人故事的時候看到自己，這個故事要跟他有關，哪怕是再奇幻的電影，內核也是在找這些點。
新京報：與這種精準相對應的，也有不少觀眾會覺得你非常的精明和聰明，拍攝電影有種商人式的精準，是“產品經理型的導演”，你接受這樣的説法嗎？
徐崢：產品經理或者説為觀眾服務從來都是創作當中的一種藝術標準，藝術難的就是既要有自己的技藝，也要有方法完成傳播。很多藝術家很有氣節，堅持自己的表達不去附和，在我看來這是一種不同的選擇。還有一種是，我希望你能夠解讀到，那怎樣去解決這個通道，其實也很難，這是不同的選擇而已。把商業片做好，也需要很高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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