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談《長津湖》創作：寫戲先寫人

只有把人物寫好，戲才能有底氣。

經過幾年的劇本準備、長時間的艱苦拍攝和繁重的後期工作，電影《長津湖》在國慶檔上映了。

《長津湖》表現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抗美援朝的東線戰場上，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中，克服缺衣、少食、極寒等難以想象的困難，不怕犧牲，英勇奮戰，敢於勝利，重挫美軍精鋭的陸戰第一師，改變了敵我之間的戰略態勢。長津湖戰役以“現代戰爭史上的奇蹟”而彪炳於我軍戰史。

《長津湖》原計劃在2019年開拍，因疫情發生暫停，2020年再次籌備時重新組織創作團隊，由我、徐克、林超賢3位導演分工拍攝影片的不同部分，確保充分利用秋冬季的拍攝時間，還原1950年深秋和嚴冬的全部戲份。我這支攝製組於去年11月率先在當年志願軍第九兵團的集結地——浙江開拍。3個攝製組同時開拍一部電影，是中國電影製作的一次有益嘗試。攝製組最多時有近7000名台前幕後工作人員，他們操持着幾百台各式車輛、無數攝影燈光器材、複雜的現代化戰爭裝備、槍械重炮道具以及置景工作、戰爭場面的大規模爆破、大量的戰場化裝和服裝工作，還有數千個後期製作的特效鏡頭。《長津湖》的拍攝，提高和展示了中國電影的工業化能力和水平。

我在創作《長津湖》的過程中，體會最深刻的就是——寫戲要寫人，寫戲先寫人。許多戰爭電影的成功都是因為寫出了鮮活生動的人物。沒有鮮明的性格塑造，就沒有觀眾情感的寄託點；沒有惹人喜愛的人物，就不能引起觀眾的關切和共鳴。只有人物成功了，才能帶領觀眾走進戰爭，觀眾才會和銀幕上的戰士共情，在幾個小時裏同生死、共患難，心為他們痛，淚為他們流。

《長津湖》也不例外，我們要讓觀眾的情感體驗建立在對人物的認同之上。

首先，要拍出我軍“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精神風貌和昂揚士氣。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軍隊可謂舉世聞名——英勇作戰、以弱勝強的傳統是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培育起來的。這支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這是我軍特徵的生動寫照，也是抗美援朝戰爭的生動寫照。長津湖戰役的主要參戰部隊是華東野戰軍第九兵團，這支部隊在解放戰爭中和兄弟部隊一起橫掃華東、解放上海，是一支勝利之師，因此整體的精神面貌必須飽滿。我們拍攝了九兵團行軍和傾聽司令員宋時輪動員講話時的雄壯軍威，為戰爭中的浴血奮戰奠定了精神基礎。

其次，我們在每一個具體人物身上下功夫，寫出他們的個性。不僅作為主角塑造的伍千里、伍萬里兄弟倆性格突出，他們所在的七連其他將士，一個個或爽朗，或豪放，或冷靜，或機智，笑口常開，勇敢善良。無論是家鄉還是軍列，車站還是戰場，我們都試圖在情節進展中給人物定調子，給羣戲打基礎，為每個人留下其後發展空間。兩位編劇都為銀幕上的人物再現，進行了充分的構思和準備工作。只有把人物寫好，戲才能有底氣。

同時，為了表現領袖人物的重大決策，我們專門搭建了豐澤園、頤年堂等領袖人物舉行會議的場景。新中國成立之初，以“保家衞國”為號召，抗美援朝出國作戰得到全國人民的熱切響應，這個事實，體現了領袖人物和人民所具有的共同意志。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拍攝九兵團大軍到達東北輯安車站準備入朝這場戲時，北京的氣温突然降到了零下18攝氏度，是入冬後最冷的一天。伍千里、伍萬里和所有扮演七連戰士的演員們卻興高采烈，他們穿着和當年九兵團戰士一樣的薄薄夾衣，不畏嚴寒地拍攝了一整天，雙手凍僵了，吐氣成霜。他們説：“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才能拍出真實，我們現在終於明白志願軍戰士們該有多冷了。我們才堅持了一整天，他們堅持的是整整一冬天！”

在拍攝戰鬥場面時，扮演志願軍戰士的演員們更是不畏艱難地努力入戲，他們頂着爆破炸點，衝破硝煙，在英勇奮戰的志願軍精神鼓舞下，出色完成了拍攝任務。

我也曾在少年時代入伍參軍，在軍隊度過了5年青春時光，因此深知這支軍隊壓倒一切敵人的氣概從何而來。為正義而戰、為和平而戰是我們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根源。《長津湖》的拍攝，讓我有了回到軍隊的感覺，像是又和戰友們一起奮鬥、一起喜悦，也一起悲壯——哪怕再多的磨難與犧牲，我們也要用勝利贏得和平、贏得尊重。

（作者為電影《長津湖》監製、導演）

轉自人民日報

編輯：陳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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