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獨家丨當一個女孩成為姐姐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郭春雨
如同專為“姐姐”們設置的情感出口,女性題材電影《我的姐姐》的熱映,讓眾多的姐姐從主人公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鳴。
電影中的姐姐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中長大,成長過程中總是被忽視、被打擊、被犧牲。父母遭遇意外事故身亡後,留下還在讀幼兒園的弟弟。作為姐姐,是承擔起親戚希望“姐姐”承擔的責任,還是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姐姐的選擇,引發廣泛的爭議,牽涉出了公眾對女性“自我”定義的巨大討論。
《我的姐姐》在豆瓣上評分7.2,有123101個網友在影評版塊留言。12萬條留言中,眾多女孩們並沒有發表影評,而是在介紹自己——當一個女孩成為姐姐,她在生活中的犧牲、退讓和收穫。
一包麻花
父母又一次在電話中讓周琦為即將研究生畢業的弟弟找工作,她終於沒忍住發飆了:我也是自己找的工作,他為什麼不行?
父母對周琦的憤怒感到莫名其妙:你是姐姐,你工作早,你幫他找工作不應該嗎?
從小到大,“你是姐姐,你應該……”是周琦聽的最多的一句話。她和弟弟相差兩歲,對於周琦而言,“姐姐”這個稱呼,賦予了她無限多的責任:和弟弟爭吵時,姐姐必須要讓着弟弟;買東西時,姐姐不能跟弟弟爭,也不能跟弟弟比;弟弟犯了錯,可以原諒,因為還小,但是如果姐姐犯了錯,那可能就是一頓打罵,因為“大的帶壞了小的”……
周琦理解父母,也對姐姐的身份有了潛移默化的認知:要照顧弟弟,讓着弟弟;認可弟弟更重要,因為他是男孩。
“我小時候一直覺得我爸媽其實還好,就是沒有特別的偏向。比如説如果有三個蘋果,那我爸媽可能會給我弟弟兩個,給我一個,所以我還能接受。”周琦説,察覺到被輕視的源頭,是一包麻花。
周琦念初中時,有一天父親趕集買了包麻花放在了櫃子裏。“我以為這麼多麻花,我爸會給我一點,讓我和弟弟一起吃,但是沒有,我爸壓根就沒有告訴我,只給了我弟弟。”
因為這包沒有吃到的麻花,周琦第一次對“姐姐”這個身份產生了質疑:我也是父母的孩子,為什麼就一定要處處讓着弟弟?
周琦開始在意生活中隱性的不公平:和弟弟讀一所高中,弟弟的零用錢永遠比自己多;大學畢業後想考研,父母要求周琦“一邊工作一邊考”,因為“你弟弟還得上學,不能只供你”,但弟弟考研的時候,父母則囑咐他去報昂貴的考研學習班;工作後買了新手機,父母看到後要求給弟弟也買一個……
作為農村出生的女孩,周琦讀完了研究生。雖然師範類大學不收學費,研究生用獎學金也沒有花學費,但和身邊很多初中沒畢業就要出去打工的“姐姐們”相比,周琦已經改寫了人生,也正因為如此,父母覺得對周琦可謂“仁至義盡”,並以此為由要求周琦反哺弟弟。弟弟要畢業了,父母要求周琦給弟弟找工作,同時父親會在有意無意中説,“我們都老了,你弟結婚還得靠你”。每當聽到這樣的話,周琦都會反駁回去,她反駁的理由是“他是男孩,更要靠自己”,但周琦心裏想的理由是“他只是我的弟弟,不是我的兒子,養他是你們的責任。”
周琦從來沒跟父母提過梗在她心裏的那包麻花,“這實在是一件小事。”她以為會放下,但長大後的周琦,買的最多的零食就是麻花,只要看到不同口味的麻花就會買,“其實我不太愛吃麻花,就是覺得應該補償自己”。
在父母從小到大的灌輸中,弟弟也覺得自己“很重要”。周琦發現,很多時候弟弟將她的照顧和幫助視作理所當然,“因為我是男孩,我很珍貴”。
“有一次我們倆吵架,他説讓我滾出去,説這是他的家,以後都是他的。”周琦説到這,笑了一下,“但是一家人,這些事沒辦法計較。”
沒有選擇
電影《我的姐姐》揭示了女性的一個普遍困境,那就是“母親”、“妻子”、“姐姐”這些身份大於女性自身。一些女性一輩子活在種種身份中,而她們個人的意志、選擇、慾望卻被剝奪了。
王梅的小名叫“招娣”——作為姐姐,家裏希望她能招來一個弟弟,但王梅只“招”來了兩個妹妹。第二個妹妹出生後,為了躲避計劃生育的罰款,父母把妹妹送了人,並且希望能夠繼續生出一個弟弟,但是沒有成功。
雖然最終家裏只有兩個女孩,但王梅依然要承擔起一個姐姐的責任——王梅比妹妹大三歲,在父母外出躲避計劃生育的日子裏,妹妹基本都是王梅在照看。作為姐姐,大孩子去照看小孩子,這種情況在王梅身邊很普通。她印象裏,童年的小夥伴中,當姐姐的身後都會跟着一個弟弟或者妹妹——反之,如果是哥哥,則可以自由地玩耍。因為大人會覺得“男孩子粗心,不會照顧人。”
實際上,在沒有選擇的成為姐姐之後,“姐姐”就成為了奉獻和犧牲的理由。
今年36歲的夏菲是被“犧牲”掉的姐姐。她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計劃生育罰款讓原本就不寬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在初二下學期交學費的時候,父母説,“你上到初二也能拿初中文憑,省錢讓你弟弟妹妹讀。”
退學後,和村裏的小姐妹一起,夏菲成了深圳電子廠車間流水線上的一顆螺絲釘。電子廠招工要16歲,夏菲只有15歲,媽媽帶着她去找“工頭”改大了一歲年齡。組裝電子零件是重複動作,日復一日。拿着電焊,在電子板上焊接小小的二極管,拿着電焊的動作有點像拿着筆,但兩者又是如此不同——工作時間從早上7點45分到下午5點30,中午休息一個小時。有時遇到着急的訂單,加班會到凌晨以後,這種強度令她頭昏。
除了工作累,夏菲還想家,向家裏人抱怨“太累了”。但在她印象裏,大人們只會説,“其他人都能做得到,你怎麼就做不到呢?”
在電子廠一個月能掙1000元左右,除了女孩所需要的基本用品,夏菲幾乎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了家裏。那時候,一年拿回一萬塊錢,是村裏一個打工女孩“合格”的標準。村裏的打工女孩們基本都是清一色的“姐姐”,包括夏菲在內,沒有人覺得“姐姐”出去打工有什麼不妥——既然是姐姐,是老大,就必須要付出,這是姐姐的責任。
打工一年後,夏菲曾經想過重新回來讀書——在電子廠,高中畢業的就能當“班長”,大專畢業的就可以不在流水線,工作輕鬆掙得還多。夏菲計劃着,哪怕回來考不上高中,也可以讀個職專。跟父母談起此事之前,她掙扎了很久,在心裏預演了很多遍,想在父母面前硬氣一點,“畢竟我要回來讀書會耽誤掙錢。”
據夏菲依回憶,當她提出這個想法後,爸爸問她,“你一年沒上學,你還跟得上嗎?”夏菲依然表示,“我想讀書”,並且舉了不同學歷在電子廠的待遇和收入,接着爸爸就耷拉了臉:“上什麼學早晚都得打工。”
最後,夏菲帶了幾本初中的課本到了電子廠,準備自學——然而脱離了學校的環境,她缺少自學的毅力,也缺少專業的指導,在外面打工大概4、5年後,夏菲回老家相親,並很快結婚,有了孩子。丈夫是鄰村人,雙方知根知底,父母也不允許夏菲在外面談戀愛遠嫁。弟弟妹妹都沒有走讀書這條路,弟弟參軍入伍,妹妹在打了幾年工之後也嫁人了。“每年過年,那些在大城市工作的小孩回來後,我爸就感嘆我們家沒能出一個‘秀才’。”夏菲説,“他用棍子打我弟,我弟都不上學。我想上學,我爸卻不讓我上。”
“你怨恨父母嗎?”
“不恨,那時候太窮了,沒辦法。”夏菲説,她會讓小孩好好讀書,“敢不上學我就揍死他。”
一件件的小事
對於一個女孩來説,在自己依然是孩子的時候成為“姐姐”,首先被教育的往往是“姐姐的責任”。
在電影《我的姐姐》影評中,有一條高讚的評論:女孩小時候因為心肌炎治病,用激素藥成了一個胖子,而父母則通過孩子的病情向社區申請,獲得了生二胎的資格。在孩子大病初癒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迎來了弟弟。
“弟弟出生之後,我原本就不高的家庭地位更加一落千丈。當然了,作為一個懂事的姐姐,我並沒有覺得有多難接受,也儘可能站在一個‘七歲大孩子’的立場上去接納這一切。”因為爸媽工作忙,奶奶身體不好,所以女孩讀大學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弟弟黏在一起,作為姐姐,被教育着學會了任何東西都要先考慮到他,再考慮自己,而這一切女孩一直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甚至以為全天下所有的姐姐都和我一樣。”
“我花了非常多年,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去克服這些大眾所謂的‘甜蜜的負擔’。我並不恨它,但也請不要逼我一定要去感激它!”女孩在評論裏用了一連串的感嘆號,“我認為作為姐姐確實應該要在某些時候負起責任來,但也請不要因此而去綁架所有那些無法負起責任的姐姐們,她們沒有錯啊!”
知乎上網友對於“作為姐姐”的一些感受和評論
責任,意味着壓力,往往也夾雜着委屈。知乎中有一個高關注度的話題:“作為家裏最大的孩子,還是女孩兒,下面有弟弟妹妹,你是什麼感覺?”
在網友們舉的例子中,很多都是極其微小的事:父母給了弟弟或者妹妹單獨的零食;看電視時永遠不能調到自己喜歡的電視台;要輔導弟弟妹妹的功課,學習下降了會被父母説教;父母無意中説,“你早晚會嫁出去,我們將來還要靠你弟弟”;姐弟或者姐妹吵架時,父母拉偏架,一味地要求“姐姐讓着”……
1996年,導演李玉曾拍過一部紀錄片,取名《姐姐》,講述了一個小女孩被迫成為姐姐的故事——一對龍鳳胎在同一天降生,為了讓女孩更好地照顧男孩,父母將女孩確定為姐姐,男孩為弟弟。
有網友對《姐姐》評論:“現實才最殘酷,因為你知道那不是演技,而是時時刻刻發生在生活之中。姐姐的委屈與束手無策,媽媽的笑和微妙的表情,爸爸的苦口調解,哦,還有調皮的弟弟,他們太真實。家庭和教育説不清誰對誰錯,但這是比生活更沉重的話題。”
讓女孩成為自己
採訪中,很多姐姐也表達了成為“姐姐”身份的甜蜜:有暖心的弟弟妹妹,是長大之後最大的支撐。
“我們姐弟三個,雖然弟弟最小,但是父母都支持我們讀書,儘量一碗水端平。”在家排行老二的王月告訴記者,父母跟大姐一起生活,給大姐看孩子。自己和弟弟目前在外地工作,弟弟現在還沒結婚,目前是一家人的“重點打擊對象”。
“之前我爸摔到腿,我們姐弟三個輪流伺候着,請了護工基本也沒用到,這時候最能感覺到兄弟姐妹的好處。”王月説,他們家的家庭結構是:父母最疼弟弟,但比自己大兩歲、性格霸道的大姐在家是絕對的“老大”,自己跟小一歲的弟弟結成“一夥”,反抗大姐的“統治”。
“小時候我大姐確實照顧我們很多,但是我覺得父母做的很好,小時候喝娃哈哈,一板有4個,我們仨一人一個,剩下一個剪子包袱錘,誰贏了誰喝。”王月説,長大工作後,姐弟仨湊錢給沒有退休金的父母買了保險,平時父母也不會開口讓她們兩個姐姐去格外照顧弟弟,“當姐姐的會忍不住主動去多照顧他,也會給他一些錢或者買衣服等,他放假也會給外甥買東西,都是一家人,不用算清楚。”
此外,也有越來越多的“姐姐”,在不公平的家庭環境中爭取自己的利益——家裏拆遷分到了兩套房子,33歲的小丁,在弟弟的反對中爭得了自己應得的一套。
“兩套房子一套是90多平方,一套是82平方,我弟弟兩套都想要,我沒同意,跟我爸媽爭了很久,最終這套82平方的給了我。”小丁説,父母重男輕女,一直以來,自己都是“要讓着弟弟”的姐姐,但是這一次她不想再讓着弟弟。
從小到大,為了向父母證明自己是“值得”的孩子,她總是很努力地“聽話”,並且考上了大學,而弟弟讀書不好,只讀到了職專。她畢業後在外地工作,而弟弟一直在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時常需要父母接濟。
“父母之所以能夠同意把這套小房子給我,一方面是這些年我對家裏付出很多,而我弟弟基本都是在索取;另一方面可能是發現我弟靠不住,將來養老還要靠我。”小丁説,因為自己一直以來比較“出息”,父母也漸漸改觀了一些重男輕女的看法,尤其是弟弟結婚後生了兩個女兒,沒有父母一直期盼的孫子,這讓父母也“看開了”。小丁説,自己希望將來結婚後能有一個女兒,“我希望她能自由自在,不必成為任何人,不被任何身份束縛,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成為她自己。”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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