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郭春雨
如同專為“姐姐”們設置的情感出口，女性題材電影《我的姐姐》的熱映，讓眾多的姐姐從主人公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鳴。
電影中的姐姐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中長大，成長過程中總是被忽視、被打擊、被犧牲。父母遭遇意外事故身亡後，留下還在讀幼兒園的弟弟。作為姐姐，是承擔起親戚希望“姐姐”承擔的責任，還是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姐姐的選擇，引發廣泛的爭議，牽涉出了公眾對女性“自我”定義的巨大討論。
《我的姐姐》在豆瓣上評分7.2，有123101個網友在影評版塊留言。12萬條留言中，眾多女孩們並沒有發表影評，而是在介紹自己——當一個女孩成為姐姐，她在生活中的犧牲、退讓和收穫。
一包麻花
父母又一次在電話中讓周琦為即將研究生畢業的弟弟找工作，她終於沒忍住發飆了：我也是自己找的工作，他為什麼不行？
父母對周琦的憤怒感到莫名其妙：你是姐姐，你工作早，你幫他找工作不應該嗎？
從小到大，“你是姐姐，你應該……”是周琦聽的最多的一句話。她和弟弟相差兩歲，對於周琦而言，“姐姐”這個稱呼，賦予了她無限多的責任：和弟弟爭吵時，姐姐必須要讓着弟弟；買東西時，姐姐不能跟弟弟爭，也不能跟弟弟比；弟弟犯了錯，可以原諒，因為還小，但是如果姐姐犯了錯，那可能就是一頓打罵，因為“大的帶壞了小的”……
周琦理解父母，也對姐姐的身份有了潛移默化的認知：要照顧弟弟，讓着弟弟；認可弟弟更重要，因為他是男孩。
“我小時候一直覺得我爸媽其實還好，就是沒有特別的偏向。比如説如果有三個蘋果，那我爸媽可能會給我弟弟兩個，給我一個，所以我還能接受。”周琦説，察覺到被輕視的源頭，是一包麻花。
周琦念初中時，有一天父親趕集買了包麻花放在了櫃子裏。“我以為這麼多麻花，我爸會給我一點，讓我和弟弟一起吃，但是沒有，我爸壓根就沒有告訴我，只給了我弟弟。”
因為這包沒有吃到的麻花，周琦第一次對“姐姐”這個身份產生了質疑：我也是父母的孩子，為什麼就一定要處處讓着弟弟？
周琦開始在意生活中隱性的不公平：和弟弟讀一所高中，弟弟的零用錢永遠比自己多；大學畢業後想考研，父母要求周琦“一邊工作一邊考”，因為“你弟弟還得上學，不能只供你”，但弟弟考研的時候，父母則囑咐他去報昂貴的考研學習班；工作後買了新手機，父母看到後要求給弟弟也買一個……
作為農村出生的女孩，周琦讀完了研究生。雖然師範類大學不收學費，研究生用獎學金也沒有花學費，但和身邊很多初中沒畢業就要出去打工的“姐姐們”相比，周琦已經改寫了人生，也正因為如此，父母覺得對周琦可謂“仁至義盡”，並以此為由要求周琦反哺弟弟。弟弟要畢業了，父母要求周琦給弟弟找工作，同時父親會在有意無意中説，“我們都老了，你弟結婚還得靠你”。每當聽到這樣的話，周琦都會反駁回去，她反駁的理由是“他是男孩，更要靠自己”，但周琦心裏想的理由是“他只是我的弟弟，不是我的兒子，養他是你們的責任。”
周琦從來沒跟父母提過梗在她心裏的那包麻花，“這實在是一件小事。”她以為會放下，但長大後的周琦，買的最多的零食就是麻花，只要看到不同口味的麻花就會買，“其實我不太愛吃麻花，就是覺得應該補償自己”。
在父母從小到大的灌輸中，弟弟也覺得自己“很重要”。周琦發現，很多時候弟弟將她的照顧和幫助視作理所當然，“因為我是男孩，我很珍貴”。
“有一次我們倆吵架，他説讓我滾出去，説這是他的家，以後都是他的。”周琦説到這，笑了一下，“但是一家人，這些事沒辦法計較。”
沒有選擇
電影《我的姐姐》揭示了女性的一個普遍困境，那就是“母親”、“妻子”、“姐姐”這些身份大於女性自身。一些女性一輩子活在種種身份中，而她們個人的意志、選擇、慾望卻被剝奪了。
王梅的小名叫“招娣”——作為姐姐，家裏希望她能招來一個弟弟，但王梅只“招”來了兩個妹妹。第二個妹妹出生後，為了躲避計劃生育的罰款，父母把妹妹送了人，並且希望能夠繼續生出一個弟弟，但是沒有成功。
雖然最終家裏只有兩個女孩，但王梅依然要承擔起一個姐姐的責任——王梅比妹妹大三歲，在父母外出躲避計劃生育的日子裏，妹妹基本都是王梅在照看。作為姐姐，大孩子去照看小孩子，這種情況在王梅身邊很普通。她印象裏，童年的小夥伴中，當姐姐的身後都會跟着一個弟弟或者妹妹——反之，如果是哥哥，則可以自由地玩耍。因為大人會覺得“男孩子粗心，不會照顧人。”
實際上，在沒有選擇的成為姐姐之後，“姐姐”就成為了奉獻和犧牲的理由。
今年36歲的夏菲是被“犧牲”掉的姐姐。她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計劃生育罰款讓原本就不寬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在初二下學期交學費的時候，父母説，“你上到初二也能拿初中文憑，省錢讓你弟弟妹妹讀。”
退學後，和村裏的小姐妹一起，夏菲成了深圳電子廠車間流水線上的一顆螺絲釘。電子廠招工要16歲，夏菲只有15歲，媽媽帶着她去找“工頭”改大了一歲年齡。組裝電子零件是重複動作，日復一日。拿着電焊，在電子板上焊接小小的二極管，拿着電焊的動作有點像拿着筆，但兩者又是如此不同——工作時間從早上7點45分到下午5點30，中午休息一個小時。有時遇到着急的訂單，加班會到凌晨以後，這種強度令她頭昏。
除了工作累，夏菲還想家，向家裏人抱怨“太累了”。但在她印象裏，大人們只會説，“其他人都能做得到，你怎麼就做不到呢？”
在電子廠一個月能掙1000元左右，除了女孩所需要的基本用品，夏菲幾乎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了家裏。那時候，一年拿回一萬塊錢，是村裏一個打工女孩“合格”的標準。村裏的打工女孩們基本都是清一色的“姐姐”，包括夏菲在內，沒有人覺得“姐姐”出去打工有什麼不妥——既然是姐姐，是老大，就必須要付出，這是姐姐的責任。
打工一年後，夏菲曾經想過重新回來讀書——在電子廠，高中畢業的就能當“班長”，大專畢業的就可以不在流水線，工作輕鬆掙得還多。夏菲計劃着，哪怕回來考不上高中，也可以讀個職專。跟父母談起此事之前，她掙扎了很久，在心裏預演了很多遍，想在父母面前硬氣一點，“畢竟我要回來讀書會耽誤掙錢。”
據夏菲依回憶，當她提出這個想法後，爸爸問她，“你一年沒上學，你還跟得上嗎？”夏菲依然表示，“我想讀書”，並且舉了不同學歷在電子廠的待遇和收入，接着爸爸就耷拉了臉:“上什麼學早晚都得打工。”
最後，夏菲帶了幾本初中的課本到了電子廠，準備自學——然而脱離了學校的環境，她缺少自學的毅力，也缺少專業的指導，在外面打工大概4、5年後，夏菲回老家相親，並很快結婚，有了孩子。丈夫是鄰村人，雙方知根知底，父母也不允許夏菲在外面談戀愛遠嫁。弟弟妹妹都沒有走讀書這條路，弟弟參軍入伍，妹妹在打了幾年工之後也嫁人了。“每年過年，那些在大城市工作的小孩回來後，我爸就感嘆我們家沒能出一個‘秀才’。”夏菲説，“他用棍子打我弟，我弟都不上學。我想上學，我爸卻不讓我上。”
“你怨恨父母嗎？”
“不恨，那時候太窮了，沒辦法。”夏菲説，她會讓小孩好好讀書，“敢不上學我就揍死他。”
一件件的小事
對於一個女孩來説，在自己依然是孩子的時候成為“姐姐”，首先被教育的往往是“姐姐的責任”。
在電影《我的姐姐》影評中，有一條高讚的評論：女孩小時候因為心肌炎治病，用激素藥成了一個胖子，而父母則通過孩子的病情向社區申請，獲得了生二胎的資格。在孩子大病初癒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迎來了弟弟。
“弟弟出生之後，我原本就不高的家庭地位更加一落千丈。當然了，作為一個懂事的姐姐，我並沒有覺得有多難接受，也儘可能站在一個‘七歲大孩子’的立場上去接納這一切。”因為爸媽工作忙，奶奶身體不好，所以女孩讀大學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弟弟黏在一起，作為姐姐，被教育着學會了任何東西都要先考慮到他，再考慮自己，而這一切女孩一直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甚至以為全天下所有的姐姐都和我一樣。”
“我花了非常多年，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去克服這些大眾所謂的‘甜蜜的負擔’。我並不恨它，但也請不要逼我一定要去感激它！”女孩在評論裏用了一連串的感嘆號，“我認為作為姐姐確實應該要在某些時候負起責任來，但也請不要因此而去綁架所有那些無法負起責任的姐姐們，她們沒有錯啊！”
知乎上網友對於“作為姐姐”的一些感受和評論
責任，意味着壓力，往往也夾雜着委屈。知乎中有一個高關注度的話題：“作為家裏最大的孩子，還是女孩兒，下面有弟弟妹妹，你是什麼感覺？”
在網友們舉的例子中，很多都是極其微小的事：父母給了弟弟或者妹妹單獨的零食；看電視時永遠不能調到自己喜歡的電視台；要輔導弟弟妹妹的功課，學習下降了會被父母説教；父母無意中説，“你早晚會嫁出去，我們將來還要靠你弟弟”；姐弟或者姐妹吵架時，父母拉偏架，一味地要求“姐姐讓着”……
1996年，導演李玉曾拍過一部紀錄片，取名《姐姐》，講述了一個小女孩被迫成為姐姐的故事——一對龍鳳胎在同一天降生，為了讓女孩更好地照顧男孩，父母將女孩確定為姐姐，男孩為弟弟。
有網友對《姐姐》評論：“現實才最殘酷，因為你知道那不是演技，而是時時刻刻發生在生活之中。姐姐的委屈與束手無策，媽媽的笑和微妙的表情，爸爸的苦口調解，哦，還有調皮的弟弟，他們太真實。家庭和教育説不清誰對誰錯，但這是比生活更沉重的話題。”
讓女孩成為自己
採訪中，很多姐姐也表達了成為“姐姐”身份的甜蜜：有暖心的弟弟妹妹，是長大之後最大的支撐。
“我們姐弟三個，雖然弟弟最小，但是父母都支持我們讀書，儘量一碗水端平。”在家排行老二的王月告訴記者，父母跟大姐一起生活，給大姐看孩子。自己和弟弟目前在外地工作，弟弟現在還沒結婚，目前是一家人的“重點打擊對象”。
“之前我爸摔到腿，我們姐弟三個輪流伺候着，請了護工基本也沒用到，這時候最能感覺到兄弟姐妹的好處。”王月説，他們家的家庭結構是：父母最疼弟弟，但比自己大兩歲、性格霸道的大姐在家是絕對的“老大”，自己跟小一歲的弟弟結成“一夥”，反抗大姐的“統治”。
“小時候我大姐確實照顧我們很多，但是我覺得父母做的很好，小時候喝娃哈哈，一板有4個，我們仨一人一個，剩下一個剪子包袱錘，誰贏了誰喝。”王月説，長大工作後，姐弟仨湊錢給沒有退休金的父母買了保險，平時父母也不會開口讓她們兩個姐姐去格外照顧弟弟，“當姐姐的會忍不住主動去多照顧他，也會給他一些錢或者買衣服等，他放假也會給外甥買東西，都是一家人，不用算清楚。”
此外，也有越來越多的“姐姐”，在不公平的家庭環境中爭取自己的利益——家裏拆遷分到了兩套房子，33歲的小丁，在弟弟的反對中爭得了自己應得的一套。
“兩套房子一套是90多平方，一套是82平方，我弟弟兩套都想要，我沒同意，跟我爸媽爭了很久，最終這套82平方的給了我。”小丁説，父母重男輕女，一直以來，自己都是“要讓着弟弟”的姐姐，但是這一次她不想再讓着弟弟。
從小到大，為了向父母證明自己是“值得”的孩子，她總是很努力地“聽話”，並且考上了大學，而弟弟讀書不好，只讀到了職專。她畢業後在外地工作，而弟弟一直在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時常需要父母接濟。
“父母之所以能夠同意把這套小房子給我，一方面是這些年我對家裏付出很多，而我弟弟基本都是在索取；另一方面可能是發現我弟靠不住，將來養老還要靠我。”小丁説，因為自己一直以來比較“出息”，父母也漸漸改觀了一些重男輕女的看法，尤其是弟弟結婚後生了兩個女兒，沒有父母一直期盼的孫子，這讓父母也“看開了”。小丁説，自己希望將來結婚後能有一個女兒，“我希望她能自由自在，不必成為任何人，不被任何身份束縛，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成為她自己。”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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