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達成一致意見的社會，就是一個衰老的社會。現場那樣聽崔健的老歌迷，很有可能面臨要為孩子買房的難題。如今的90後青年，不可能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指望一無所有還能泡妞。他們中的大部分，依偎在電腦前玩遊戲，依靠父母的資助來買房，他們雖然無力應對現實，但卻早已認清現實。
和1986年的青年相比，2016年的青年，早已顯示出老成之相。時代在謀殺自己的青年，而把這種謀殺命名為‘成熟’，或者‘幸福’。”
——新京報《時代與歌迷一起老去，只有崔健還孤獨地站在那裏》，作者：張豐。崔健滾動三十年北京演唱會在9月30日工人體育場舉行。1986年，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崔健演唱了《一無所有》，被認為是中國搖滾誕生的日子。
一、“二十年前看崔健演唱時流淚，和今晚看崔健時演唱流淚，最大的不同是今晚你可以在微信上分享你的眼淚。米蘭昆德拉怎麼説來着，媚俗就是想象自己看着小孩在草地上奔跑時流出的眼淚被人看到。你的感動，多少是被自己感動的?”
——香港詩人@廖偉棠。
二、“中國盛產‘美劇政治學家’、‘韓劇戀愛學家’、‘日劇社會學家’和‘三體科幻學家’，在互聯網強行配平信息的對稱性後，引人入勝的乾脆結論往往會比枯燥晦澀的論證過程更加具有記憶魅力。很多看了《Lie to Me》的觀眾，記住了裏面的某種假説‘人在撒謊時會無意識的讓眼球轉向右上角’，隨即化身成為專業的心理學家，在參與公共話題時帶着強烈的自信指控視頻裏的當事人在撒謊：‘你看你看，2分35秒的時候，他的眼睛望向了右上角，這正是説明他試圖掩蓋什麼的鐵證吶!’”
——網友@闌夕
三、“一個電梯業內和我説，現在自動扶梯八成以上的故障都是因為乘客都站右邊，空出左邊然後電梯受力不均導致的。説電梯設計的時候就是左右都站人的，實際上你就是走左邊上去也快不了幾秒，但現在大家都習慣站一邊導致故障率大增，對廠家來説這樣會增加維修收入，損毀率高了客户也會再買，他們也很開心啦。”
——網友@顧扯淡
四、“在哥本哈根大學講中國新媒體生態，點評人和提問者最擔心的是新技術帶來的人性的異化。他們舉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認為技術會製造幻覺，讓人遠離有機的生活世界，用過多碎片化的信息將人淹沒。我接觸的外國知識分子對數碼技術相當警惕拒斥，相比之下，我這樣的中國人更熱切擁抱技術，態度涇渭分明。”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
五、“在浪下行走很難。因為最有挑戰的事情不是被挫折打垮，而是不被誘惑馴服。以我熟悉的寫作為例，這不是一個具有財富潛力的能力，但寫作者看着連這個能力都不具備的人都掙着了錢，也難免動心，寫小説想靠IP掙錢，寫非虛構的想把新聞做成劇本孵化，寫不了長文章的人覺得我多炮製幾篇‘10萬 微信公眾號’也能融資幾百萬。”
——作家@蔣方舟
六、“我就搞不懂，中國所謂文科讀書種子的骨子裏為啥很多以‘哲學’為最高權威，而實際上現代以來中國在哲學上沒有為世界做啥貢獻。照我説這裏面是兩種‘中毒’的疊加。一、西學東漸後中國知識分子的腦子結構永遠固化在西方19世紀。二、中國中小學教育塑造的尋求‘正確答案’思維，似乎哲學是‘本質’。”
——中國人民大學教師@王熊daddy
七、“有粉絲問有些上海人怎麼對外地人説起話來那麼難聽。其實不必太在意，現實中也沒那麼多這樣的人，網上顯得多點。人總得有點驕傲的東西，樣樣不如人確實很難活。有些人，除了户口外，也沒什麼值得驕傲的，也是沒辦法。但凡有點户口之外的東西值得炫，也就不炫户口了……”
——動物學領域達人@岡瓦納
八、“再過幾年，能夠面對面流暢對話的人將是這個社會的高級人才;能夠面對面暢通交流就是一種高級能力。
我們越來越不會説話了(只會打字)，我們越來越不會寫字(只會敲擊)，我們越來越不會察言觀色了(只會‘閲讀表情’);我們，在屏幕前不斷退化。”
——社會化媒體營銷研究者@杜子建
九、“最近一兩年的網絡上，青年工薪階層用負能量來自嘲的故事、段子、圖片越來越多，層出不窮，和那些叫囂着‘勤奮、努力、你能行’的心靈雞湯式的正能量形成了對沖。比如，最近流行的有‘葛優癱’的圖片，上海彩虹合唱團《不要加班》的合唱等等。在許多功成名就的管理者看來，這些自嘲只是網絡時代生產出來的娛樂泡沫副產品，是無傷大雅的牢騷，是青年們不上進的表現。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自嘲是對現狀和前途極度不滿的青年人的憤怒和控訴，換言之，這將是一個十分嚴肅的社會問題。”
——danyboy《青年工薪階層需要怎樣的價值觀》
十、“有人説，2016年過去大半，其年度關鍵詞非‘互撕’莫屬。如今無論什麼話題，進入輿情管道後都會引發‘互撕’。價值多元、觀點碰撞是好事，但‘一言不合就開撕’很多時候是在圍繞泡沫化議題，製造口水泡沫，它罕有公共討論應有的營養，有的是站隊和不容異己的攻訐謾罵。到頭來，人們會發現，口水越來越多，真相卻越來越少，泡沫之下一地狼藉。那些‘事實先於判斷’‘不搞人身攻擊’的基礎共識，有待重塑。”
——新京報社論《我們值得過更好的“去泡沫”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