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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娛樂專稿（文/陳四郎、小西 責編/陳四郎）
去年，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春節後北方開始回暖，來自安徽亳州的幾個女中學生來到北京，開啓了自己的演藝之路。在那之前，她們組成的Sunshine組合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一夕爆紅——在大眾看來，她們的走紅是“審醜主義”的又一次狂歡；但在這幾個女孩，尤其是隊長Abby眼裏，這完全是她們規劃裏的一步，只是沒想到來得如此之快。
然而，這個值得讓同齡少男少女羨慕的明星夢，卻在短短一年之後，因為一場經紀合約的官司戛然而止：2月27日，Sunshine的三個成員Abby、Cindy和Dora在家人的幫助下把她們的經紀公司信念音樂告上法庭，正式提出解約。幾乎在同一時間，信念音樂創始人，也是當初簽下這個組合的傑斌向多家媒體放話，稱Sunshine之所以毀約，是因為“有人挖角”，並點名“幕後主使”是一家叫熱手文化的公司。
在輿論幾乎一邊倒地指向“Sunshine被人挖角”、“Sunshine紅了之後忘恩負義”的時候，熱手文化負責人張鎧麟接受了騰訊娛樂的獨家專訪。與之前傑斌向記者“訴苦”時言談中透露的無奈不同，張鎧麟面對外界諸多指責卻顯得格外沉着冷靜。
幾個素人女孩在娛樂圈的這場短暫奇遇，從一開始就在公眾的有色眼鏡下拉開帷幕，在傑斌、張鎧麟等幾個二十多歲“大人”的助陣參與下，雜亂、現實，又略帶滑稽。
本文涉及到的人物關係圖
熱手文化和信念音樂眼中的彼此
傑斌的信念音樂坐落在北京東五壞外的一個小區底商，旁邊的酒店式公寓是之前公司給Sunshine三個成員租的住處——40幾平米的大開間，傑斌當初專門買了兩張粉紅色上下鋪。她們接受舞蹈、聲樂等培訓的教室，也在同一小區。小區往東幾百米，一個文創園區，張鎧麟的熱手文化就坐落於此——這裏有間地下錄音棚，是張鎧麟和他的團隊給Sunshine歌曲做後期混音的地方，包括去年的《我要做你女朋友》和最近炒得火熱的《朵蜜》。
熱手文化的錄音棚
熱手文化是一家音樂製作公司，老闆張鎧麟是個85後，自己會寫歌會製作，手下大概有十餘名音樂製作人。在他的概念裏，起初與傑斌合作，簽下幫Sunshine一年內完成一張專輯、兩首MV的合約，目的很簡單，“為了提高公司和團隊知名度”。
去年春節過後，傑斌輾轉20個小時，坐着綠皮火車去安徽亳州把幾個在微博上剛剛走紅的女孩兒簽下來，如今已是人盡皆知，可以書寫到他個人光輝榜裏的事蹟了。張鎧麟説自己很認可傑斌的商業頭腦，當初通過朋友介紹拿下Sunshine組合的獨家音樂製作權，正是看中了傑斌的宣傳能力，因為他自己的熱手文化並不懂得市場推廣運作。
結果在去年5月，Sunshine發行單曲《我要做你女朋友》之後，張鎧麟對傑斌的做法並不滿意。這首歌是由傑斌團隊的創作人作詞作曲的，後來被張鎧麟買了版權，又重新編曲製作。“後來宣傳這首歌的時候，（傑斌）到處説是自己做的，甚至説錄音棚都是信念音樂的。”
去年5月《我要做你女朋友》的發行引起過一陣討論
從去年5月到9月，張鎧麟租用在朝陽門附近的國內知名錄音棚“飛行者”為Sunshine錄了七首歌，拍了兩支MV，自掏腰包幾十萬元。就在他以為可以早於預期完成專輯時，Sunshine和信念音樂在10月“開撕”了。“我原來的設想是，發了這張專輯可以變現，起碼能把成本收回來，現在等於我做了個賠本生意。”
而在傑斌口中，去年10月正是原本Sunshine專輯應該發行的時間，是他打造Sunshine組合計劃中的關鍵一步，關係到後面的籤售、年底出席頒獎典禮、盛典，甚至接下來的巡演。“出完那首《女朋友》之後，我一直在跟（熱手文化）那邊溝通接下來的發歌計劃，結果他們一直拖，拖到9月底把人弄走了。”傑斌告訴記者。
老闆的疑心病
去年9月底，是Sunshine組合的星途發生180度大轉變的時間，在傑斌的故事裏，這也是“幾個女孩子忽然消失”的時間。在那之前的一段日子，傑斌明顯感覺到組合成員的狀態有些不對勁，“每天都無精打采，吊兒郎當的感覺，我當時訓過她們幾句，説有什麼不滿可以跟公司講，她們説沒事，挺好的。”
現在回想起來，傑斌一口認定那時的Sunshine組合已經被張鎧麟“洗腦”了。
緊接着，就有了張鎧麟“開着賓利去女孩兒老家見家長籤合同”的説法。提到這個問題，張鎧麟隨即打開手邊電腦裏的文件，向記者展示：“賓利是當時跟朋友借來給她們拍《朵蜜》MV用的，好幾百萬的車，也不是我的，怎麼可能大老遠開到亳州去？”
Sunshine新歌拍MV，張鎧麟借來一輛賓利
張鎧麟説，之前自己和組合成員的接觸僅限於幾次錄音的安排，私下並無聯絡，因為傑斌不允許Sunshine成員加他任何聯繫方式。“為這個事我還跟他吵過一次，我給幾個女孩子寫歌錄音，也算是她們老師，平常關於音樂的東西要教給她們，這樣的交流很正常吧。”
去年9月20日左右，在《朵蜜》的MV拍攝現場，Cindy和Abby趁休息時間偷偷讓張鎧麟掃了自己的微信二維碼，“怕被她們公司的人看見，還故意把手機放在桌底下。”
後來，張鎧麟第一次確認Sunshine和信念音樂的矛盾，是因為成員Cindy在派出所發給他的一條微信。去年國慶期間的某天，幾個女孩兒回到公司宿舍，發現房間被翻得亂七八糟，在聯繫傑斌無果後，選擇報警。當時，警察以“羣租房不合法”的理由拒絕了她們的立案請求，於是在派出所裏不知所措的Sunshine向張鎧麟求助。“我當時就找到了張婷婷，問她要不要幫幾個姑娘處理一下。”張鎧麟説。
張婷婷是前信念音樂的經紀人，在去年2月底傑斌簽約Sunshine組合之後，她一直負責Sunshine的演藝事務，直到去年9月初，因私人緣故離開信念音樂。“雖然離職之後沒有再參與她們的事，但私底下我們的關係挺好的，當時還住在同一棟樓裏，她們把我當大姐姐，有什麼事我也願意幫忙。”張婷婷告訴記者。
當天，張婷婷去派出所把幾個女孩兒接了出來，並在其家人的協助下，找到了新的住所。“那時候她們就告訴我，自己不想在（信念音樂）那兒繼續待了。”
在張婷婷從信念音樂離職後，傑斌同樣強制Sunshine把她的微信和電話刪掉。“當時Abby留了個心眼兒，把我的朋友圈屏蔽了，但還是可以正常發消息。”
金錢的問題，“友盡”的故事
張婷婷在2015年6月加入信念音樂是通過好朋友介紹，那時公司剛成立不久，傑斌還是個“光桿司令”，音樂科班出身的她為了“和朋友共同做點事”，雙方完全出於信任，甚至連勞動合同也沒有籤。
Sunshine的走紅給了信念音樂發展的契機，可就在簽約Sunshine後的短短几個月裏，張婷婷卻覺得越來越不對勁。“當時Sunshine的所有案子都是我經手，這個活動有沒有薪酬，有多少薪酬我都清楚，但（傑斌）給我的分成，和給幾個姑娘的分成，明顯對不上，而且他也不給她們看合同。”張婷婷告訴騰訊娛樂。
Sunshine從簽約之初就接了不少活動通告
在簽約之初，Sunshine接到了某平台的一場直播活動，時長一個半小時，以10萬元談下。最終，這次活動所得分到Sunshine成員手裏的是每人800元，張婷婷拿到的經紀人分成為9000元。“傑斌跟Sunshine合同裏寫的是（拋去經紀人分成後的）三七分成，跟我這邊承諾的經紀人分成是二八分，但是並沒有做到。”
而在傑斌看來，即使這樣一場薪酬10萬的活動，自己也賺不到什麼錢。“這種商業性的活動，我們要除去成本，因為要買話題，買營銷號，動輒幾千，甚至幾萬，剩下的部分她們都是有分到錢的。”
傑斌當場向記者展示了Sunshine方作為原告所拿出的一份指控證據複印件，三頁的單子上列出了從去年2月底到9月，她們在公司期間接到的所有活動和通告，零零總總加起來二三十項，有的旁邊標註“無薪酬”，有的標明瞭薪酬數額，有的寫着“有薪酬，數額不詳”。而很多寫着“有薪酬”的活動明細一旁，都有傑斌用圓珠筆修改成“沒錢”的字樣。
“像《男人裝》這種雜誌拍攝採訪，她們都以為有錢，”傑斌指着其中的一項説道，“其實沒有，反倒我還得花幾萬塊錢去買話題，熱搜和營銷號。”
Sunshine曾為《男人裝》雜誌進行拍攝採訪
1990年出生的傑斌在2012年大學畢業那會兒就有了自己公司的團隊雛形，後來靠在媒體公司做宣傳賺到第一桶金，把從鳳姐，到龐麥郎、TFBoys的走紅，都歸功於有自己的參與。講起自己的營銷理念，也是頭頭是道。
比如，在他原來為Sunshine制定的發展計劃中，“賺快錢”並不在其中。“有些人説我傻，去年我要真想賺，至少可以賺200萬，就是什麼活動都接，什麼廣告都發。但你有看過Sunshine在微博發過任何一條廣告嗎？沒有。”
傑斌説，在去年10月之前並沒有給Sunshine接任何的商演，“因為我想要培養她們，不想（讓她們）見光死。”
傑斌宣稱自己為了捧Sunshine花掉近70萬元，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培訓費。傑斌説，給幾個女孩兒安排的舞蹈、聲樂、樂器等課程，足足上滿了50節，甚至連亳州當地的培訓老師也找了，一節課平均600元，培訓總共花了3萬多元。
可這個數字，連同傑斌打造Sunshine的理想計劃，在平日與組合交集最多的張婷婷眼中，並不成立。在她記憶裏，Sunshine在公司的幾個月時間只上過兩節聲樂課，其中一次還是為了直播活動，舞蹈課最多也就10節。“公司並沒有給她們安排特別系統的訓練，導致她們那段時間進步非常慢，沒什麼效果。”
張婷婷説，在發行完《我要做你女朋友》之後，Sunshine有一兩個月的時間閒在家裏沒事可做，而與此同時，傑斌卻以工作拍攝的名義去英國旅遊去了。“我當時覺得再這麼下去，可能（和傑斌）連朋友都做不成了，就提出了離職。”
傑斌在其個人微博曬去英國的照片
顯然，他們現在已經做不成朋友了，因為傑斌已經認定，張鎧麟挖角Sunshine背後，張婷婷是“同謀”。
在向傑斌和張婷婷索要相關證據時，記者得到了同樣的答覆：由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在雙方達成和解或法院做出正式判決之前，相關的證物資料並不能公開。
也就是説，傑斌在Sunshine身上賺錢還是賠錢、是否存在分錢不均的問題，目前只能停留在各方的嘴皮子上。
從Sunshine到3unshine，再到Sunshine-Future
張鎧麟把傑斌的指控形容成“小朋友鬧脾氣”。他主動聯繫過傑斌，想弄明白信念音樂與Sunshine之間的問題，這被傑斌看作是一種套路。“我為什麼要去破壞他和Sunshine之間的關係？我挖走她們的話，歌也發不了，對我公司又有什麼好處？”
張鎧麟來北京近十年，自己以前作過歌手，也給、等人寫過歌，2012年成立熱手文化到現在，雖然業務不少，但在圈內並沒什麼聲響。自費做Sunshine 的這張專輯，一是想借勢提高自己在業界的知名度；其次，拿這張專輯和QQ音樂談獨家版權，又能收回成本。
然而，在順利發行Sunshine專輯這個“小目標”受挫後，傑斌那邊的另一個動作讓他似乎更看不到希望了。
去年11月7日，Sunshine組合官方微博發佈聲明，對Sunshine的三名成員Abby、Cindy、Dora提出解約一事做出回應，其中一條是“暫停三人的一切演藝活動”。僅過了一個月，一首改版過的Sunshine組合成名曲《甜蜜具現式》陸續在QQ音樂、酷狗、酷我等主流音樂平台上線，演唱者名單裏出現了一支叫“Sunshine-Future”的全新組合，由Mio、Jennie和Oneone組成。更神奇的是，早前因學業等緣故沒有來北京的原Sunshine的另外兩名成員Cheryl和Nancy，也出現在了單曲海報當中。
新版《甜蜜具現式》不僅推出了Sunshine-Future小分隊，還找回了之前的兩名成員
今年1月9日某網站年度盛典上，三名新成員現場表演了“升級版”《甜蜜具現式》，傑斌全新打造的Sunshine-Future以“Sunshine小分隊”的名義正式出道。
這樣一來，由傑斌控制的Sunshine官方微博，如今宣傳的全是新的小分隊，張鎧麟之前完成的大半張專輯和被人熟知的三名成員組成的Sunshine組合，成了“山寨版”。不得以之下，在宣傳新單曲《朵蜜》時，三個女孩兒決定把組合名改為“3unshine”。
成員大換血引來新老成員在微博上一番互撕，在傑斌看來，這種自然發酵的話題，反而給自己省了筆宣傳費用。“3unshine這個名字她們是沒法用的，因為我對Sunshine註冊了國際商標，相似的名字也是不合法的，”傑斌告訴記者。
果然，以“3unshine”名字新註冊的組合官微遭到舉報，目前活躍使用的只有Abby、Cindy和Dora單人的微博。
Sunshine組合新老成員在微博有過一番罵戰
Abby、Cindy和Dora到底怎麼樣了？
作為一個音樂人，張鎧麟對三個女孩兒其實是有想法的。他覺得自己借製作《我要做你女朋友》和《朵蜜》兩首歌把Sunshine組合推向“洋氣”、“國際化”路線的這一切努力，在新版《甜蜜具現式》出現之後，全都白費了。
他打開電腦裏的文件，一邊播放《朵蜜》混音完成的最終成品，一邊詳細解釋着這首歌的創作概念——早先網上漏出的“完整試聽版”是當時拍MV時使用的demo，關於這首歌，熱手文化目前只發行過幾版預告。
“這首歌就是為她們打造的，‘朵’、‘蜜’分別代表音符do和mi，表示它完全是跟音樂相關的，想要表達的是一種進入歌壇的決心，為了音樂事業不斷奮鬥，也很符合她們現在的狀態。”
新歌《朵蜜》是張鎧麟為Sunshine組合專門打造
至於會不會簽約這三個女孩兒，張鎧麟目前持保留態度。“如果她們願意，家長也信任我，我覺得不是沒可能。但畢竟我的公司也要考慮經營方面的問題，在（官司）解決之前，談這些都還太早。”
張婷婷告訴記者，目前Sunshine三個成員在家人的支援下繼續留在北京進行演藝培訓，“把之前落下的補回來，這段時間的進步很明顯，”張婷婷現在沒有固定工作，有時幫忙打理一下Sunshine的生活起居。
同時，身為高二學生的她們，還即將面臨會考、高考等學業問題。“現在官司搞得她們念不進去書，再加上之前已經耽誤了一年，她們自己壓力也很大，因為一回去，很多家裏人都以為她們當了大明星，賺了很多錢。”
隊長Abby很有想法，當初自己在網上搜索聯繫到音樂人小三真子，花幾百塊錢拿到了《甜蜜具現式》這首歌，並組織幾名同學一起錄了音，拍了沙龍照，結果還走紅了。現在，過往的每一步似乎都轉化成了更多的壓力，尤其是來自Cindy和Dora家長那邊的指責。
最初成立組合的一系列動作是Abby（中）的想法
Cindy性格最為開朗，幾人之中長相最不出眾的她，面對網上的嘲諷，經常用自黑和玩笑帶過，反而成了最有話題的一位，微博粉絲也是三個人裏最多的。
內向的Dora五音不全，用張鎧麟的話説“她的聲音在每首歌裏都不一樣”，加上甜美的外表，很符合二次元少女的人設。
然而，對於Sunshine組合成員目前的一切認知，要麼停留在年紀同樣不大，卻在Sunshine來到北京之後接觸最為頻繁的這幾個人口中，要麼流傳在“娛八婆”等營銷大號的不同段子裏。
去年5月，我們在信念音樂辦公室對Sunshine組合進行了短暫採訪，當時幾個女孩兒坐在傑斌旁邊顯得拘謹客套，記者並沒有直觀感受到以上對各成員的描述。
之後，從去年9月底到現在，Sunshine再沒有接受過任何媒體的採訪。
總結陳詞：
一年前，短時間內多個草根素人團體一湧而上，大鬧網絡；三個月後，組合成員變更引發對等後續討論；現在，當我們再來看圍繞在這幾個普通女孩身上的話題時，發現已經變成了一筆多方各執一詞的糊塗賬。
之後法院的判決也許會給這個疑問暫時畫上句點，但大眾一年來從她們身上所看到的這些折射面，並不只是黑白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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