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高音歌唱家任桂珍於10月10日7點16分在華山醫院經搶救無效過世，享年88歲。
任桂珍，生於山東臨沂，3歲來到濟南，16歲踏上南下革命的路。她曾在革大文工團工作，進入上海歌劇院後，在《白毛女》《小二黑結婚》《紅霞》《劉三姐》《洪湖赤衞隊》等幾十部歌劇中扮演女主角，曾是引起轟動的上海第一代“江姐”。她首唱的《唱支山歌給黨聽》《誰不説俺家鄉好》《解放軍同志請你停一停》《美麗的哈瓦那》等歌曲廣為流傳，久唱不衰。
在採訪中，她曾説起扮演江姐的感觸。“江姐是個地下工作者，她身上帶有的革命氣息使得她不同於平常女性，她熱愛黨、熱愛生活和工作，所以是個充滿朝氣、富有生命力的形象，一出場就很有氣場，我在飾演時也會注重表現她堅定、樂觀的眼神。尤其是江姐為了讓人民徹底得到解放，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帶着任務到淮陰山，那種興奮、幸福、急迫的心情都是我需要理解和體會的。”任桂珍説，雖然她是演“江姐”，但不能抱着是在“演英雄”的想法，而要想着“我就是江姐，我就是黨的女兒”。
一座城市，一段記憶。1949年5月27日，上海，天亮了。
去年5月，文匯報曾特邀老藝術家任桂珍追述往事，她親歷了南京路上打腰鼓的盛況，見證了改天換日的時刻。
上海人真淡定、真開放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我們文工團打着腰鼓進上海。那時我才16歲，對上海的印象只來自幾部老電影，那是傳説中的“花花世界”。之前，我們從微山湖一路步行南下，一天走100多里路。累了我們睡在豬圈旁邊，吃的是摻了沙子的米飯，出了一身汗沒條件洗澡，每個人身上都有蝨子。老白蝨新陳代謝，每天都有小蟲出現，我們戲稱它們“革命蟲”。不過大家並不在乎，把蝨子篦一篦，扎兩根辮子又上路了。
部隊的戰友們就像親人一樣，你生病了，戰友會為你去老百姓家裏熬點米湯，幫你去搞一點藥。當大家齊唱“團結就是力量”的時候，感覺就像是一個大家庭，就都顧不上想家。行軍路上，我們還要抓緊學習，熟讀“入城守則”，我記得紀律條例非常細緻，有“不住民房店鋪”、“無事不上街”……當時，《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入城紀律》都被印刷成口袋書，還有介紹大城市裏公共設施、電器、市民生活的《城市常識》。
剛到上海那會兒，我們住在四川北路上的復興中學，那是一棟漂亮氣派的大洋房。第一次住洋房特別新鮮，連玻璃窗都要去摸一摸。到了晚上，我們二十幾個女同志就在教室裏打地鋪，比起行軍時已經像天堂了。復興中學往北就是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我們每天吃飯要穿過公園。上海人真淡定啊，解放完全沒有影響到正常生活。公園裏什麼人都有，女人挎着男人的手臂談戀愛，在山東很少見過這麼開放的情形。我們穿着軍裝、排着整齊隊列，從談戀愛的小年輕跟前經過，他們好奇地盯着隊伍看。夥伴們都高高昂起頭，我心裏也有着一股自豪勁兒，“我們是來解放你們的”。
部隊管得很嚴，不允許個人行動，所有時間不是學習政治和時事，就是排練。一個小組11個人，一起在大廁所間裏洗頭、洗澡、洗衣服。吃飯時，一個小組一大盆菜，主食是白米飯，也有饅頭、肉包子，盆菜是我們山東特色的蒜苗紅燒肉、燒豆腐、燒蘿蔔。我天生閒不住，行軍去食堂時跟朋友落在最後，溜進路邊一家賣零食的小鋪子，糖果啊、花生仁啊真叫一個琳琅滿目，把我們饞的喲。我們買了一小包花生路上偷偷吃，結果違反“入城守則”被抓到了。小組會上，領導狠狠批了我們倆一頓，“你們兩個思想不對頭，自由散漫，要認真寫檢查。”
排演《白毛女》眼淚止不住往下淌
剛解放那幾天，上海每天都有大遊行，那是我們文工團大顯身手的時候。我們百來號人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從四川北路一路跳到南京路，高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熱火朝天，氣勢很足。羣眾從街道兩邊高樓的窗户裏探出頭，看着我們這支特殊的隊伍。
文工團要參加遊行，也要在固定舞台為羣眾和戰士們演出，《婦女解放歌》《夫妻識字》《兄妹開荒》都是我的拿手節目。如果有時間，我們還要到工廠體驗生活，為職工進行慰問演出。印象最深的是在申新九廠演出，廠方特別熱情，天天給演員送饅頭、紅燒肉。在申新九廠，因為我們要以勞動模範楊富珍為藍本創作節目，我還當過她的學徒。她只比我大一歲，步伐特別快，在紡織機前不停地走來走去，走一步，頂平常人兩步。
學習結束後，我們在海軍司令部排演《白毛女》。導演跟我們説台上演的都是真人真事，舊社會把喜兒折磨成那個樣子，排戲時我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淌。《白毛女》在司令部禮堂演出，市民和解放軍戰士都來看，到了劇情高潮，觀眾羣情激憤。當演到楊白勞被迫自盡，喜兒被搶走時，台上台下一同為喜兒哭訴；演到鬥爭黃世仁的場面，觀眾控制不住激動，把磚頭瓦片橘子皮往黃世仁身上砸。行軍、進城一路上聽到看到的事物、學習過的知識、背熟了的紀律在這一刻融在了一起，我的思想在演出中又再一次昇華。
來源 文匯報
編輯 高晨晨
流程編輯 劉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