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電影《演員》將於10月30日（本週六）全國公映。關於導演的個人經歷與《演員》的拍攝緣起，關於採訪謝芳、於藍等表演藝術家的動人細節，導演潘奕霖撰寫了一篇誠摯而深情的文章，全文如下：
關於《演員》
和我的父親母親
文/潘奕霖
2020年秋天的時候，父親又住進了解放軍921醫院。那段時間，每次回到長沙，我都是第一時間直奔醫院，去看看已卧牀太久的他。夜間，父親並不讓我陪牀，讓我趕緊回家，陪伴同樣年邁的媽媽。
次日早晨，我在父親的書房翻閲着父親的一本本影集，那是家族的記憶，照片中絕大多數我並不陌生。但這一次，我翻開一本小小的影集，一張照片突然滑落下來，我拾起一看，是一張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明星照，謝芳留着單辮，目光灼灼，顯然，那是《早春二月》的定妝照。此時，媽媽走了進來，我説，我爸真是個“文藝青年”啊，我媽説，可不，你爸當年就是愛看電影。
下午，我陪伴老媽來到父親病牀前，父親微微頷首，他已不太能多説話。媽媽拉着他的手，兩位長者，無言地凝視着對方。時間真是無情啊，我們的父親、母親，就這樣老了，老了。我知道，這樣的畫面會成為歷史。病牀前的我，也會跟爸媽説説近來在忙些什麼。
小時候我住的那個部隊大院每週會有一兩次新電影的上映，我爸帶我去看電影的路上，總會給我介紹這部影片的背景，這一幕我的記憶特別清晰。他走路飛快，語速也快，我聽得津津有味。也許，我就這樣喜歡上了電影。後來，我從事了與電影有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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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第一次採訪謝芳，去她家裏，那時她頭髮烏黑，坐在一架鋼琴前。現在想起來，她那時才60出頭。結束後聊天，她問我：你父親是誰？我説，您應該不認識，我父親是部隊上的。然後又聊了是哪裏人等等。2018年，我因拍攝紀錄電影《演員》，帶電影攝影團隊再來拍謝芳、張目二位老師，還是在機器調試的時候，她突然唸叨了好幾遍“二十二”，我問她：什麼二十二？她説：距離咱們第一次見面，你來找我，已經22年了。我驚訝了，我迅速算了下時間，可不，整整22年。她又説，你採訪22大明星這個事兒，也是22，有意思。我當時很開心，謝芳就是這樣一個極聰穎而靈動的女子，時光在流逝，而在張目的保護下，她的“少女感”一直在，這很神奇。
所以後來在父親書房看到泛黃的、謝芳的明星照，我也覺得有意思，這是那一代人的交流方式。而張目、謝芳這對銀幕伉儷與我的父母年齡相似，這也是讓我感到親切的地方。
這些與藝術家們工作上的交流，平時很少與家人溝通，但那次拍攝於藍，我是特別想跟家人分享的。
2018年7月，紀錄電影《演員》對於藍的第一天拍攝接近結束，我問於藍：您現在的願望是什麼。她回答得很乾脆：我在靜靜地等待死神的到來。
聽到這，我有點愣住了。這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面對死亡的態度，如此豁達，又如此無畏....，甚至，有點是向未知的死亡發出挑戰。然後，我的嗓子眼感覺被什麼東西堵住了：這畢竟是一個女子，此刻的她是個瘦小的老太太。是誰，給了她如此的能量，讓她在漫長的人生中如此堅定，又如此平靜？
那一刻，我堅信了我這部作品的價值和意義。每個人都會變老，每個人都有在變得越來越老的至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青春，以及你愛過的那個人。每個人，或許都可以從別人身上尋找那個當下、過去或未來的自己。
當晚，我再次捧讀我能拿到的於藍的全部傳記或自傳，我讀到了一個章節：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延安，於藍推開窗户，看到她的丈夫田方與好幾位延安的精壯青年一起打安塞腰鼓，歡慶勝利，這一幕非常有畫面感。我決定在我的電影裏還原這個情節：攝製組得去延安拍攝。
找到新的投資得以進行去延安以及其他地點的拍攝是在兩年後了，我知道，這是拍這樣一部題材的電影必須要面對的。
在疫情比較嚴重的2020年的二月，我有時會來到朝陽公園散步，同時思索我這部電影的命運。春節後的一天，下了很大的雪，我再次來到公園，偌大的公園裏，除了我，遠處只能看到一兩個人，天地一片白茫茫，世界顯得肅穆與寒冷。這個時候，我突然收到一個朋友的微信：於藍去世了…我第一個直覺是不相信。果然，我又收到另一條微信：於藍去世是假消息。
我這才敢把手機甩開，放眼望這冬季一切被凍結的景物，我長長地呼出一口氣，想讓這壓抑、難受的感覺被凜冽的空氣擊碎，那一刻我明白，他們是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人。
就在這之前，我跟病牀上的父親談起了於藍，談到她跟我説的一些話。我的戎馬一生的父親，許是無法接受自己長期卧牀的現實，在治療上、情緒上一度有些悲觀，母親，和我們這些子女也希望他心情上有所舒緩，我就慢慢説着，似也感覺到老爺子微微點頭認可，以及他眼神中流露出的不一樣的光亮。
然而幾個月後，還是傳來了於藍辭世的消息。這是我拍攝她之後的23個月。我在等待死神的到來…”，她不難過，她去與田方在天上重聚。
2020年的秋天，在疫情被控制得最好的那段時間，攝製組再次集結，我們也來到了延安。此次延安之行，是專為於藍、田方而來，我試圖走他們當年的足跡：16歲的於藍，在延安第一次演戲，然後結識了年長她十歲的、之前在上海已是電影明星的田方。在魯藝不遠處的“田方、於藍紀念館”，我看到很多珍貴的圖片，看着於藍年輕時青澀微笑的照片，我認為，她的生命永駐。
我大學畢業留在北京工作，即使父母也時不時來北京居住，但我與二老分開的時候更多。在北京，於洋、楊靜兩位前輩，是我走得相對近的。原因説起來竟也簡單：他們真的很像我的父親母親。於洋老爺子，跟我爸説話太像了，口才很好，楊靜阿姨，偶爾“懟”一下老伴兒、但更多的是温順，跟我媽也像。
第一次發現他們像我的父母，是有一次聊到他們沒有找到合適的保姆，而就在同一時間，我們家也在為找能夠照顧生病的爸爸的保姆人選而遍尋無果，互相交流經驗後，我發現老人面臨的問題如此接近。然後，告辭的時候，他們一次次問我、叮囑我這個帶了嗎，那個別落下，什麼時候再來，路上小心，跟我每次離家我爸媽的叮嚀一樣一樣的。那一次，走出房門，我的眼淚就湧了出來：這一幕讓我想家了、想家中的父母了。另一個層面，我知道，他們的兒子於曉陽英年早逝，女兒靜江姐姐在國外，即使已以最大的可能回來陪伴，但二老還是獨處居多。
也感謝這次拍攝紀錄電影《演員》，這是他們變得更年邁的時候，我再次走近他們，在這一階段，看上去他們也有些需要我。某一些日子我會去探望，有時還和楊靜阿姨互相通通微信、發發圖片，探望時也把圖片即時發給靜江姐讓她在外放心。而令我欣喜的是他們的身體等各方面狀態相當不錯。所以，有時回家與父母團聚，告別的時候又看到、聽到父母的那種叮囑，你説我能不想到於洋伯伯、楊靜阿姨嗎？
拍他們，就是想讓他們當下的風采常留大銀幕！他們青春的樣子，在那些五六十年前的、傑出的電影作品中已經被鐫刻了，但是，無論是個體上作為一名優秀的演員，還是羣體上作為“新中國22大電影明星”，他們老去後的生活、狀態、所思所想，是否也值得留住？今天的他們、和黑白膠片上他們最耀目的電影段落交錯產生的視覺震撼有時也驚到作為導演的我。老去的他們依然如此有魅力，也許，這是電影的魔力？
一個遺憾：這部電影的最後，本來我加了一個字幕：謹以此片，獻給我的父親、母親，獻給那一代人…。但可惜，後來被要求刪去了，我完全理解，也照章辦理了。但其實我本想表達的是：一、我的父母親，跟他們中的年輕的那一撥兒，是同時代人，他們就是觀眾和電影演員的關係。二、我的父親於2021年1月7號因病辭世，享年89歲，喜喪。他沒有等到這部電影上映的那一天，雖然當時我也設想了，如果片子能夠早拍出來，會在電腦上給他老人家看，因為他已經不可能去電影院了、因為他愛看電影，何況，這是他兒子導演的電影。父親。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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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淘票票媒體號：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