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長津湖》熱映，引發各方面的討論，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僅因為它是近年來國產電影中少有的鉅額投資大製作，有着眾多名導、實力派演員和流量明星的加盟，更因為這是一部在題材上倍受各方關注的電影，歷史事件本身給予了它以最大的加持。
長津湖戰役是抗美援朝戰爭的拐點，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説，對於當時中國的國際國內形勢都相當重要，其結果甚至影響了此後冷戰的格局、中國國際關係和內部發展的環境。在當前的地緣政治形勢中，電影《長津湖》具有面向大眾重新講述當代中國帶有立國之戰性質的歷史的功能，而觀眾也往往抱有觀影的視聽欣賞與歷史知識普及的雙重期待。那麼，《長津湖》有沒有達到預期呢？這顯然見仁見智。就個人觀影經驗而言，我覺得這依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電影。
一
歷史題材尤其是並不算太久遠的當代歷史題材影視的創作，要面對巨大的挑戰。第一，因為包括文字、影像和實物的史料記述相當詳盡與完備，如何在史料中進行選擇、萃取和提煉，並且進行藝術的昇華，需要維持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的平衡，既不能對史實亦步亦趨，成為紀錄片與專題片式的機械搬演，但也不能脱離歷史，以免遭受來自細節與語境真實性的質詢。第二，正是因為當代歷史和政治的延續性，在進行影像敍述時必然也要符合主流價值觀念的要求，於是協調主題表達與藝術觀念之間的平衡也就成為其題中應有之義。第三，作為電影工業的產品和市場上的文化商品，它在影像表達和趣味傳達時還需要兼顧受眾的感受力、接受度和審美習慣，所以在創作時要考慮謀求最大範圍內觀眾的首肯。簡而言之，《長津湖》的題材有着巨大的教育、認知、審美與市場潛能，但要面臨着講述歷史的難度。
在以往的電影史經驗中，主旋律戰爭題材電影基本上有兩種大的敍事語法。一種是採取小視角，以連隊、游擊隊乃至個人行為發展作為情節線索，用個體和局部故事反映戰爭的發展，感染情緒，鼓舞人心。此類影片僅以抗美援朝戰爭為背景的就有《上甘嶺》（1956）、《奇襲》（1960）、《烽火列車》（1960）、《三八線上》（1960）、巴金小説《團圓》改編的《英雄兒女》（1964）和《我的戰爭》（2016）、《激戰無名川》（1975）等。這種視角的好處是切口較小，觀賞性和娛樂性較強，易於讓觀眾情緒代入。另一種是宏大視角，講述戰爭整體性的格局與走勢，儘管不無人物與細節的刻畫，但集中於戰爭決策者與指揮者，意在對歷史進程建立起一個總體性的認識結構，進而讓觀眾在觀影時接受對於歷史進程與趨勢的理解和闡釋。此種宏大敍事最著名的無過於“大決戰”三部曲（《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個體往往融合到集體之中以羣體風貌出現。就抗美援朝戰爭而言，迄今為止尚無這樣的電影出現。
由此觀察，在國產戰爭題材影片序列中，《長津湖》的敍述應該説是有其獨特性位置的。它試圖探索一種融合性的視角，即融合宏大的歷史背景格局與個體性的具體體驗感受。前者構建歷史話語框架，讓影片富於教育和認知的功能；後者則意在激發共情，以達到充分表達與傳播的效果。也就是説，它具備宏觀的視野，但又是從微觀角度進入的，這並不容易。《長津湖》的做法是通過最高層的決策、戰爭直接指揮者宋時輪的戰前動員以及退伍的七連指導員梅生重返戰場的自述，三次表明為什麼要打這場仗：抗美援朝，保家衞國。
二
首先是家國情懷。影片開頭第七穿插連連長伍千里回老家探親，那山間水鄉的恬靜、和諧與優美，反襯出仁川登陸洶洶而來的聯合國軍的破壞性與不義。援朝是為了北上抗美而不得不採取的行動，既是包含國際主義精神的偉大援助，也是保家衞國的正義行為，其邏輯重心在於對和平生活的嚮往與維護。這一點有別於那種帶有虛幻的和平主義論調電影——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認為一切戰爭片都應該是反戰片——它們貌似政治正確，其實是混淆是非的和稀泥，無視了戰爭所具有的正義與非正義之別，並且歷史一再證明，一切和平都是通過抗爭得來，而無法靠綏靖或祈求獲得，當年前輩英烈們犧牲的意義正在於此。抗美援朝戰爭後幾十年和平發展的環境印證了影片中毛澤東的一句台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影片三次重申為什麼要打仗的情節，並不冗贅，反倒是正本清源，建構戰爭合法性所必須。而毛主席之子毛岸英進入到部隊中成為戰場的普通一兵“劉秘書”，則是從上到下動員的人民戰爭的顯現，這是社會主義中國平等與動人的精神遺產。
關鍵是戰爭的過程要落在具體的人物與情節之上。影片的重心就是圍繞七連展開，其中的敍事出現了一種值得探討的症候。即七連是以一個以兄弟情誼所連接起來的團隊，伍千里與伍萬里的血緣情感，以及連隊其他戰士之間的袍澤情感，甚至還設置了老兵雷睢生的“雷爹”角色，將他與連隊戰士們的關係喻指為帶有父子情感的紐帶。七連在這種敍事中成了一個兄終弟及、父死子繼、“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帶有擬血緣色彩的共同體，因而能夠在戰役中發揮出超乎尋常的凝聚力與戰鬥力。這樣的情節與人物關係一方面是向傳統原生共同體謀求情感資源，另一方面，其設置某些地方是在模仿之前一些戰爭大片的人物情節模式，是一種廣為接受的套路類型，帶有迎合大眾流行情感結構的意圖。
“兄弟連”的類型敍事優缺點都很明顯，它無法顯示出敵我雙方的軍事戰略佈局、國際外交形勢和國內政治，但在影片中發揮出了作為商業製作的優勢，展示了志願軍基層戰鬥團體性格各具特點的人物和機動靈活的戰術。雲山阻擊戰和炸燬信號塔之戰兩場戲是影片最為華彩的段落，近身肉搏、炮排壓制、遠程狙擊、手榴彈空爆……一系列緊張、急促而令人血脈僨張的場面，既顯示了戰鬥的艱苦與殘酷，也突出了志願軍在劣境中的英勇。這種個體和個體配合的武戲都極為精彩，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則是在長津湖圍殲中集體作戰、大場面調度時的混亂。如同“兄弟連”的設置一樣，影片在總體的情感結構上，對於集體主義的同志情誼、信仰以及由信仰所帶來的意志力的描繪付之闕如。
共和國的志願軍戰士不同於舊式軍隊和個人主義團隊的地方在於，戰友之間固然有兄弟情誼，但更多的是經過革命理念洗禮後的同志情誼，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同志情誼指向於共同理想、信仰與目標為基礎的共同奮鬥，而不僅僅是建立在個人情感基礎上的原初共同體。因而，影片中伍千里專門交代雷爹要將伍萬里活着帶出戰鬥，固然血緣紐帶在親密性上可能勝過戰友關係，但在同仇敵愾的戰爭之中強調這一點，就顯得不太恰當。還有如對於伍萬里具有“通過儀式”意義的談話，落腳點在“軍人的榮譽”之上，這一點也值得討論，因為抗美援朝不是、至少不全是“軍人的榮耀”的個人問題，更是保家衞國的整體性問題。
只有在集體理想與信念的基礎上，才能理解為什麼七連戰士在遇到兄弟連隊攻打美軍通信塔受挫時，能夠不顧自身安危而投入到捨身忘我的戰鬥之中，因為大家都是共同禦敵的同志戰友，不需要遠近親疏之別。
三
關於長津湖戰役，中美蘇朝韓各方都有不同的歷史記錄與文學及影視敍述，我之前讀過作家王筠的《長津湖》與《交響樂》，印象最深刻的是前衞營戰士在冰天雪地中伏擊美軍，最終凍成冰雕的場景。該作對現代戰爭的組織、綜合、立體作戰特徵的探討頗有軍隊現代化的價值，但是戰爭技術只是決定成敗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至少對於彼時的抗美援朝戰爭而言最重要的卻是理想、意志和精神，那些支撐着戰士們在缺衣少食、極度嚴寒的苦境中依然保持鬥志、不懈抗爭的正是那種個人與家國之間由情感到信仰的緊密關聯，以及新中國的精氣神。電影裏七連埋伏在長津湖畔時，伍萬里誤以為營地上空忽然升起的信號彈是美軍的，這個時候有兩句對白：我們被發現了嗎？戰友回答：不，是我們要進攻了！這種面對強敵而敢於出擊的自信，正是精氣神的體現。
受限於史實，電影《長津湖》的情節似乎顯得有些分散，但有三個段落在我看來構成了敍事內在的連貫性。第一個是伍千里的弟弟伍萬里跟隨哥哥到前線（儘管這個情節有些不合歷史常情，但作為藝術虛構的需要可以暫且擱置），因為性格執拗一開始無法融入連隊，要跳車時拉開車門，夕陽斜暉下的萬里長城氣勢恢弘、熠熠生輝地展現在戰士們眼前。氣象萬千的大好河山讓他和戰友們都受到了震撼，這是愛國情感的激發。第二個是七連行進至一片佈滿屍體的荒石河灘時遭遇敵機，敵機並未發現他們，但為了取樂掃射河牀中的屍體，致使戰友犧牲，讓伍萬里仇恨的情緒得以升起，促使他在後來的戰鬥中克服恐懼，迅速成長為一名合格的戰士。第三個則是美軍撤退時發現已經凍僵的志願軍遺體，舉手行禮向無畏的戰士致敬，這是對於志願軍信仰的昇華，雖然着墨不多，但足以讓人難以忘懷。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力的弱小、後勤力量的不足以及軍情的緊急，使得人民志願軍不得不面對以血肉對抗鋼鐵的殘酷現實。《長津湖》這部電影的慘烈與動人，更多地來自於真實過去的慘烈與動人，它的意義更多在於重新讓人們意識到，“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並非一句空洞的歌詞，而是實實在在的歷史與現實。普利策獎得主大衞·哈伯斯塔姆曾經寫過一個著名的非虛構作品《最寒冷的冬天》，從美國的角度全面敍述了這場戰爭，我想説的是，對於那些志願軍戰士、對於那些最可愛的人而言，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信仰也沒有結冰。
作者：劉大先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編輯：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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